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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去年8月31日，人大常委會對香港2017年普選作出決定，揭開了建制與泛民陣營兩方的「佔領中環」、「反佔中」、「袋住先」等一系列大型政治動員的序幕。一時間，香港街頭、辦公室、學校及家庭裏涇渭分明、同室操戈。那些試圖促成中港溝通的中間方案，均視為「投共」的表現，而對佔領區內的學生抱同情態度、希望中央政府予以包容的人，也無異於搗動亂局的反對派。左右之間的內部鬥爭，為香港社會蒙上政治陰霾。
風雨過後，我們應該深入思考香港將何去何從。政改表決前的最後階段，多項民意調查均顯示，「8．31決定」框架下通過政改的支持和反對聲音各佔三至四成。顯然，兩大陣營並沒有如期獲得多數市民支持，前期的政治動員充其量只是鞏固已有的支持者而已。激進的政治運動過後，香港社會變得高度政治化。市民政治意識覺醒，催生了兩股將可能左右香港政治生態的力量。
兩股興起中的政治力量
第一股興起的政治力量，是對現有政治體制抱有懷疑態度的犬儒主義者。犬儒派不乏商界和專業人士，他們對政治抱有觀望態度，不希望中央或泛民主派任何一方獲壓倒性優勢。去年政改爭議中，左右兩股力量之間相互抹黑，加深了這批市民對政治的厭惡和不齒，令他們對現有的中港政府、一國兩制、政治體制、政黨政治的信心有所保留。犬儒派鍾好於意見溫和的中間政黨，但近年來，由於各大政黨綱領走兩極化，中間政黨在議會中一度衰落，致使犬儒派投票無門。如早期走中間路線的公民黨便因其定位不清而導致議席萎縮，最後只能以走得比民主黨更激進得以自保。基於中間派萎縮的政治現實，犬儒主義者只好以選票來平衡左右勢力。
犬儒派的湧現是激烈政治運動後必然的鐘擺效應，也是兩大陣營無力解決香港政經結構性問題的後果。筆者預期，對政治抱有懷疑態度的犬儒主義市民將佔四成左右，成為建制、泛民以外第三種具影響力的政治勢力。犬儒主義者支持維持現有《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下中港「各自為政」的政治主張，不希望中央過度自上而下插手香港政治，也不同意以香港為中心推動內地民主化的民主回歸論，而激烈的港獨立場更是他們有所避諱的。
對於有別於傳統建制、泛民二分法的新政治主張和政圈新面貌，更容易獲得犬儒主義者的青睞。如此一來，中央對港部門築建多年的本地政治渠道，由於這些犬儒主義者支持的新政治力量誕生而將失去原有作用。而傳統建制、泛民勢力對新勢力的打擊，也只會突顯既有政黨的保守、落後一面。至於新政治勢力的衝擊將對現有政治秩序產生哪些正面及負面影響，則有待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後揭曉。
第二股興起力量是本土主義者，與推崇民主回歸論的上代民主派不同，本土派崇尚以香港為中心重構政治未來想像。本土立場支持者雖然現時佔不多於兩成市民，但其支持者年齡層集中為90後的新生代。雖然本土派至今都無法指出如何通過「本土」來打破新自由主義下香港政經窘局，不過並不可因此忽視其潛在的影響力。因為，當內地經濟大勢轉淡連帶本港經濟下滑，利益分配結構被財閥操控的根本矛盾再成為爭議中心，或是中央政府採取一改前轍的方針，意圖將國家權威凌駕於本地民意時，本土派恐怕會迎來春天。
回眸那段非政治化的香江史
當下是香港歷史上最為政治化的時代。自開埠以來，香港一直就以經濟城市著稱。縱使內地幾經政治風潮，但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卻鮮有經歷政治風潮洗禮。基於英國統治需要，香港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更是從來就不以培育政治家和管治人才為目標的。上一代的香港精英人才，基本是活在太平盛世下的商人或專業人士，對所謂權術、政治倫理只聞其言而不懂其義。香港回歸前長期政治社會穩定並非靠高明權術，而是依賴當權者與財閥之間合流共治，利益均霑。
為了能順利過渡，維護香港的穩定繁榮，原有的利益結構最大限度維持下來，成為市民詬病的貧富懸殊的深層次原因。雖然香港政經結構錯位問題一時未能調整，但是回歸以來中央一直以積極行動試圖止痛。先是在特區政府民望低谷時接受特首辭職，其後又推出CEPA和自由行政策振興香港經濟，甚至於2007年承諾可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並沒有因亞洲金融風暴、非典危機而下跌，相反，市民對中央信任度以及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比例也逐年增加。這些都有賴於中央在香港陷入管治危機時果斷作出適切決策，讓香港市民感受到中央與普羅大眾乃是同心同德的。
然而，隨着中國政治經濟地位進一步提升，中央與泛民力量趨於失衡，中央對港部門也不如昔日般韜光養晦。為了提高政治博弈中討價還價的能力，泛民只好選擇觸碰雷區，提出以政制改革抵抗中共等說法，政治改革因而被視為泛民意圖奪權的幌子。這種敵對狀態非一日之寒，只是雙方早年自覺將明爭暗鬥約束在議會、選舉、傳媒、公民社會組織之內而已。
摒棄敵我思維 重建中央地方新關係
近20年來香港政治的豆萁相煎，儼然已蹉跎一整代人的歲月。中港關係無疑已陷入低潮，如今中央與泛民主派雙方都應該拋開以往政治鬥爭的思維，亮出政治家的氣魄和寬容，重新築構中港良性互動關係。
對於市民和學生因對未來不確定性感到憂慮而自發地參與政治運動，在全球皆有先例可循，中央政府應予以理解和包容。政府的角色是堅守社會公義，並帶領群眾走向安居樂業的未來。如果不分皂白，貿然將任何社會運動參與者都簡化為政敵，甚至誇大外國勢力從中作梗的效應，恐怕會引起本無此意的市民誤會，認為中央政府無法體恤民情。
中央政府如何處理好與另一種社會制度中地方政治力量的關係，本來就是一國兩制獨有的課題。香港市民高度認同祖國尚需時日，但一國兩制終究還是要朝着良好方向發展。如果說，近日港澳辦馮副主任與民主黨的會面是重大決定前的投石問路，那麼中央政府應藉此一改前轍、放下成見，無論市民屬哪個陣營的支持者，終歸還是中國公民，其意見理應同樣獲得尊重、理解和接納，不應受到排擠。
政改爭議一役過後，泛民政黨和其支持者亦應澄思寂慮，尋求對香港未來具有建設性的出路。泛民政黨應譴責那些不斷以煽動恐共情緒來獲取市民選票的政黨。作為年輕一代，筆者體會到，新生代與民主派的前輩截然不同。很多青年一代對內地感到陌生，不關心中國的體制、民情及人文關懷，對中國崛起也感到恐懼。本土派的年輕支持者拒絕參與六四集會，不少學生組織的參選政綱中與中國政情相關部分愈來愈少。在某些年輕人眼中，只要稍與國內有聯繫，甚至會被指摘為投共分子。年輕人的這種停留在1980年代的冷戰式思維，恐怕對於民主派的前輩來說，相信並非是喜聞樂見之事。
作者林朝暉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學聯前副秘書長，
吳舒景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企業諮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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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過後，我們應該深入思考香港將何去何從。政改表決前的最後階段，多項民意調查均顯示，「8．31決定」框架下通過政改的支持和反對聲音各佔三至四成。顯然，兩大陣營並沒有如期獲得多數市民支持，前期的政治動員充其量只是鞏固已有的支持者而已。激進的政治運動過後，香港社會變得高度政治化。市民政治意識覺醒，催生了兩股將可能左右香港政治生態的力量。
兩股興起中的政治力量
第一股興起的政治力量，是對現有政治體制抱有懷疑態度的犬儒主義者。犬儒派不乏商界和專業人士，他們對政治抱有觀望態度，不希望中央或泛民主派任何一方獲壓倒性優勢。去年政改爭議中，左右兩股力量之間相互抹黑，加深了這批市民對政治的厭惡和不齒，令他們對現有的中港政府、一國兩制、政治體制、政黨政治的信心有所保留。犬儒派鍾好於意見溫和的中間政黨，但近年來，由於各大政黨綱領走兩極化，中間政黨在議會中一度衰落，致使犬儒派投票無門。如早期走中間路線的公民黨便因其定位不清而導致議席萎縮，最後只能以走得比民主黨更激進得以自保。基於中間派萎縮的政治現實，犬儒主義者只好以選票來平衡左右勢力。
犬儒派的湧現是激烈政治運動後必然的鐘擺效應，也是兩大陣營無力解決香港政經結構性問題的後果。筆者預期，對政治抱有懷疑態度的犬儒主義市民將佔四成左右，成為建制、泛民以外第三種具影響力的政治勢力。犬儒主義者支持維持現有《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下中港「各自為政」的政治主張，不希望中央過度自上而下插手香港政治，也不同意以香港為中心推動內地民主化的民主回歸論，而激烈的港獨立場更是他們有所避諱的。
對於有別於傳統建制、泛民二分法的新政治主張和政圈新面貌，更容易獲得犬儒主義者的青睞。如此一來，中央對港部門築建多年的本地政治渠道，由於這些犬儒主義者支持的新政治力量誕生而將失去原有作用。而傳統建制、泛民勢力對新勢力的打擊，也只會突顯既有政黨的保守、落後一面。至於新政治勢力的衝擊將對現有政治秩序產生哪些正面及負面影響，則有待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後揭曉。
第二股興起力量是本土主義者，與推崇民主回歸論的上代民主派不同，本土派崇尚以香港為中心重構政治未來想像。本土立場支持者雖然現時佔不多於兩成市民，但其支持者年齡層集中為90後的新生代。雖然本土派至今都無法指出如何通過「本土」來打破新自由主義下香港政經窘局，不過並不可因此忽視其潛在的影響力。因為，當內地經濟大勢轉淡連帶本港經濟下滑，利益分配結構被財閥操控的根本矛盾再成為爭議中心，或是中央政府採取一改前轍的方針，意圖將國家權威凌駕於本地民意時，本土派恐怕會迎來春天。
回眸那段非政治化的香江史
當下是香港歷史上最為政治化的時代。自開埠以來，香港一直就以經濟城市著稱。縱使內地幾經政治風潮，但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卻鮮有經歷政治風潮洗禮。基於英國統治需要，香港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更是從來就不以培育政治家和管治人才為目標的。上一代的香港精英人才，基本是活在太平盛世下的商人或專業人士，對所謂權術、政治倫理只聞其言而不懂其義。香港回歸前長期政治社會穩定並非靠高明權術，而是依賴當權者與財閥之間合流共治，利益均霑。
為了能順利過渡，維護香港的穩定繁榮，原有的利益結構最大限度維持下來，成為市民詬病的貧富懸殊的深層次原因。雖然香港政經結構錯位問題一時未能調整，但是回歸以來中央一直以積極行動試圖止痛。先是在特區政府民望低谷時接受特首辭職，其後又推出CEPA和自由行政策振興香港經濟，甚至於2007年承諾可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並沒有因亞洲金融風暴、非典危機而下跌，相反，市民對中央信任度以及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比例也逐年增加。這些都有賴於中央在香港陷入管治危機時果斷作出適切決策，讓香港市民感受到中央與普羅大眾乃是同心同德的。
然而，隨着中國政治經濟地位進一步提升，中央與泛民力量趨於失衡，中央對港部門也不如昔日般韜光養晦。為了提高政治博弈中討價還價的能力，泛民只好選擇觸碰雷區，提出以政制改革抵抗中共等說法，政治改革因而被視為泛民意圖奪權的幌子。這種敵對狀態非一日之寒，只是雙方早年自覺將明爭暗鬥約束在議會、選舉、傳媒、公民社會組織之內而已。
摒棄敵我思維 重建中央地方新關係
近20年來香港政治的豆萁相煎，儼然已蹉跎一整代人的歲月。中港關係無疑已陷入低潮，如今中央與泛民主派雙方都應該拋開以往政治鬥爭的思維，亮出政治家的氣魄和寬容，重新築構中港良性互動關係。
對於市民和學生因對未來不確定性感到憂慮而自發地參與政治運動，在全球皆有先例可循，中央政府應予以理解和包容。政府的角色是堅守社會公義，並帶領群眾走向安居樂業的未來。如果不分皂白，貿然將任何社會運動參與者都簡化為政敵，甚至誇大外國勢力從中作梗的效應，恐怕會引起本無此意的市民誤會，認為中央政府無法體恤民情。
中央政府如何處理好與另一種社會制度中地方政治力量的關係，本來就是一國兩制獨有的課題。香港市民高度認同祖國尚需時日，但一國兩制終究還是要朝着良好方向發展。如果說，近日港澳辦馮副主任與民主黨的會面是重大決定前的投石問路，那麼中央政府應藉此一改前轍、放下成見，無論市民屬哪個陣營的支持者，終歸還是中國公民，其意見理應同樣獲得尊重、理解和接納，不應受到排擠。
政改爭議一役過後，泛民政黨和其支持者亦應澄思寂慮，尋求對香港未來具有建設性的出路。泛民政黨應譴責那些不斷以煽動恐共情緒來獲取市民選票的政黨。作為年輕一代，筆者體會到，新生代與民主派的前輩截然不同。很多青年一代對內地感到陌生，不關心中國的體制、民情及人文關懷，對中國崛起也感到恐懼。本土派的年輕支持者拒絕參與六四集會，不少學生組織的參選政綱中與中國政情相關部分愈來愈少。在某些年輕人眼中，只要稍與國內有聯繫，甚至會被指摘為投共分子。年輕人的這種停留在1980年代的冷戰式思維，恐怕對於民主派的前輩來說，相信並非是喜聞樂見之事。
作者林朝暉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學聯前副秘書長，
吳舒景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企業諮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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