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陣：當恐懼成為社會主導情緒 / 文︰林沛理

【明報專訊】恐懼與利益，是人類行為的兩大潛在動機。唯利是圖當然是貶詞，但由利益帶動（profit-driven）的社會必然比被恐懼牽着鼻子走（fear-driven）的社會更理智、更有競爭力和更能把握機會，倒是毋庸置疑。


以前，香港人絕少因恐懼而錯過大好機遇，膽怯而不逐利不是香港人的本性。一直以來，香港成功，因為它最大的驅動力來自一種積極的進取精神，而不是消極的逃命和脫險本能。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香港如魚得水，締造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奇蹟（雖然奇蹟背後是令人髮指的社會不公）；因為香港人的實事求是超越意識形態之爭。資本主義訴諸人的自利本性，這種牟利動機（profit motive）已經成為香港人的基因。


可是，回歸之後，香港人這種善於把握機會的能力（經濟學者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稱之為「a talent for recognizing a profit opportunity when they see one」），逐漸被一顆恐懼之心蠶食。到今日，常懷驚懼的香港人就像《聖經》利未記第26章形容的那些背棄上帝的以色列人那樣，「一聽到葉子被風吹的聲響，就會落荒而逃」（the sound of a driven leaf shall put them to flight）。


本來恐懼有它的功能和實用價值，不能單單視之為無用的負面情緒。恐慌出現，往往是要警告我們要打醒精神、嚴陣以待；就像疾病是身體向我們發出信號一樣。美國的保安專家和暢銷書作者貝克爾（Gavin de Becker）在《驚從天來》（The Gift of Fear）一書指出，我們的生活環境危機四伏，辦公室、家庭、娛樂場所、公共空間、街道、集體運輸系統，統統可以變成犯罪的現場和意外發生的地點。城市人要自保，必須高度警覺，並且能夠辨識所謂「肇事前的蛛絲馬迹」（pre-incident indicators）。至為關鍵的，是要為自己的生命安全擔憂，在適當的時候懂得害怕。


這也是進化心理學家（evolutionary psychologist）的觀察所得。他們發現，懂得害怕（capacity to fear）助我們趨吉避凶，是人類的生存之道。在一個充滿危機和陷阱的生存環境，處於常備不懈的作戰狀態，自然比渾渾噩噩和不知不覺有更大的生存和繁殖機會。管理學者也認為，善加利用，恐懼可以成為公司和員工追求卓越的強大動力。《狂者為王》（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被視為領袖學（leadership studies）的經典，作者格魯夫（Andy Grove）深信，企業面對急遽轉變的經營環境，必須常懷惶恐之心。


野心家善於製造恐慌

問題是當恐慌變成習慣和心態（a habit of mind），我們再分不清楚什麼是來自現實的威脅（real threat），什麼是扎根於想像的威脅（imagined threat）。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名言「歸根究柢，最可怕的還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所指的恐懼是不加判斷、不加分析的驚懼情緒（indiscriminate fear）。這種恐懼不僅蠶食心靈，也蒙蔽理智，令人看不到利之所在；也最易被人利用來製造集體恐慌和動員群眾。在歷史上反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客和野心家，無一不是善於製造群眾恐慌的「恐懼販子」（fear mongers）。恐嚇作為一種動員群眾上街抗爭的手段常常奏效，因為社會的源起，本來就是因為人類對自身的安全甚至生存感到憂慮和恐慌，所以才選擇生活在一起敵愾同仇。勢孤力弱者亡，人強馬壯者勝，本來就是歷史的鐵律。群眾因恐懼而聚，自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因恐懼而起。


近來香港的發展令人擔憂，恐懼似乎已經取代牟利動機，成為很多香港人判斷和行事的基礎。他們身上有一個「恐共（產黨）的開關裝置」，只要一按這個裝置，他們就會作出種種條件反射式的反應。當恐懼成為社會的主導情緒，社會早晚會淪為一個防衛心重，只懂得事後作出反應，甚至不假思索地反對改革的反動社會。


林沛理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