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麟：法治的脆弱

【明報專訊】早前研讀加勒比海的憲法時候，有兩個問號。其一，加勒比海的英國殖民地，為何要延至1960年代，始紛紛獨立呢？其二，為何獨立後仍然要以倫敦樞密院作為終審庭呢？


前者與英國國策有莫大關係。在二次大戰後，英國推動了非洲及加勒比海等殖民地，組成聯邦，以便管理之餘，更希望可藉此加緊推動聯邦內的經濟發展，倒過來出口產品往宗主國，解決英國物資不足之困，並維繫英鎊區。但是，這些「高招」，把幾個殖民地「夾硬」合併成聯邦，反而造成殖民地之間不睦，「臉左左」之下就激起了反英怒潮。


問題是，當時加勒比海殖民地的老大，例如牙買加，很想獨立，但條件不見成熟。例如它們的貿易國家，近的如美帝，遠的如英帝，都是西方大國，坦白說，沒有它們的「背書」，這些殖民地獨立後可能「無啖好食」。而且，因為民族主義高漲，政治領袖大多沒有對獨立問題有認真規劃，往往願意「袋住先」。例如殖民地要獨立，究竟是由英國國會立法「給予」獨立以及頒行獨立憲法，抑或是全民制憲，由當地人成立一個憲法委員會，自行草擬新憲法，並由市民公投通過呢？當時政治領袖基於時間考量，就只有接受前者，即由英國國會賦予它們獨立，甚至在同意加入英聯邦之餘，維持由英王委任的總督作為新國家的名義元首。


另外，殖民地有沒有足夠能力，組成新的終審法院，也是問題。當時加勒比海國家的領袖，亦深知該地法律教育未夠好，亦沒有財力吸引海外法官到任，再加上要保持投資者信心，不要一獨立就跑光光，最終他們同意以倫敦樞密院作為終審法庭。這大抵亦是一個無奈的決定。


經過近50年的實踐，以及例如Pratt v Morgan的案例之衝擊，加勒比海的前英國殖民地，決定加快聯手搞一個終審法庭，廢除樞密院的終審安排，做到真真正正的法律獨立，完全切割與英國的法律臍帶。他們籌組的加勒比海法庭（Caribbean Court of Justice）逐步成為加勒比海國家的終審法院。法官既有成員國家的資深法官擔任，也有英國及荷蘭的知名學者及法官。


香港司法界的挑戰

說到這裏，大家應看到，終審法院的成敗，繫於能否迅速站穩陣腳，建立權威性。這既涉及法官的質素，也涉及法官任免的獨立性，又涉及判辭的質量、審案的公正性等等。同樣，國際司法界人士也會看，有沒有其他普通法國家的資深法官，願意擔任該終審法院的法官，即便是兼任，也是一種認證。加勒比海法庭如是，香港的也是如此。


但香港司法界的挑戰，豈只是外籍法官出任終院法官的安排呢？司法界更需要處理的，包括如何提升基層法院的法官質素以及判案之一致性呢？如何改善市民的尋求公義制度呢？有沒有需要增加法官薪津以吸引人才呢？適度地引入其他普通法地區之法官以紓緩「法官荒」呢？檢視法官任免制度盡量減少行政及立法部門的參與及干預等等，這些也是刻不容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