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佔中一周年，是一切如常，還是我們都回不去了？佔中是香港由盛轉衰的轉捩點，還是大治之前必先有的大亂？
事過境遷，用今日的眼光看佔中，它究竟是將一小撮人的意志強加於大多數人身上的「赤裸裸自私」（naked selfishness），還是一些人為爭取一人一票選特區首長的權利所作的「高貴的犧牲」（noble sacrifice）？
一場典型的賦權運動
也許我們不用給予「佔中」天堂或地獄式的極端評價。依我看來，它是一場典型的「賦權運動」（empowerment movement）。所謂賦權，就是弱勢群體從社會行動與政治參與的過程中，取得與自身有密切關係的事務的掌控力量。社區心理學家認為，社會問題源於社會的資源分配不均。對資源匱乏的弱勢社群來說，最好的出路不是向社福機構或慈善團體求助；而是透過公民參與、協同合作、組織結盟和街頭抗爭等手段取得資源和爭取他們應得的權利。這所以賦權往往發生於一個散發着社群意識（sense of community）的集體脈絡（collective context），涉及由下而上（bottom-up）的改變；並且是一段進程而非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態。
瀰漫在社會的無力感是佔中作為「賦權運動」得以迅速壯大和熾熱發展的深層原因。這跟香港近年來有系統、有效率地大量製造失敗者有關係。香港的新階級主義將社會劃分為貧與富、成功者與失敗者兩大敵對陣營——非富則貧，不成功便失敗。一個勝者通贏的社會（winner-take-all society），又怎會對失敗者仁慈、友善和包容？這不止是社會的勢利，也是現實的殘酷：在寸金尺土的香港，貧無立錐之地不是比喻，而是迫在眉睫的生活處境。
從這個角度看，佔中是消弭社會無力感的「perfect antidote」，就像到地中海航遊是度過漫長炎夏的絕妙方法。一批沒法成功又拒絕接受失敗的香港人尋找另類出路。他們從參與「佔中」找到人生意義，以爭取民主的個人目標來取代出人頭地的社會目標。新的目標也許遙不可及，但那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英雄感、因捍衛政治正確的普世價值而得到認同的道德優越感，以及與萍水相逢的陌生並肩作戰的同志情誼（camaraderie），卻令本來空虛蒼白的生命得到提升。
參與佔中的人最念念不忘的，也許是那種充滿力量，甚至可以改變世界的自我陶醉感（euphoria）。問題是佔中真的有改變社會的現狀嗎？它真的是那一招改寫社會遊戲規則的殺着（game changer）嗎？毫無疑問，佔中為弱勢社群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言、表達和介入的平台。可是，最關鍵的是，它沒有改變社會之中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
這情况跟美國反剝削、反貧富懸殊的「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有相似之處。「佔領華爾街」佔領不到華爾街，卻佔領了距華爾街只有幾步之遙的祖科提公園（Zuccotti Park）差不多3個月；但最後只是「一場遊戲一場夢」，美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沒有因為這場聲稱代表社會99%人口的抗議運動而有絲毫改變。
由於根本的權力關係沒有改變，參與佔中人士在佔中過程中那種覺得「事情在掌控之中」的感覺（perceived control），說穿了，只是「虛假的掌控感」（false sense of control）而已。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種虛假的掌控感很容易發展成蒙蔽自己、扭曲我們對現實理解的「被啟蒙了的虛假意識」（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
要反思價值觀社會目標
政府和社會從佔中汲取了什麼教訓？建制最關心的是它自己的生存。它的座右銘是：沒有爛的東西何需修理（if it ain't broken, why fix it？）。然而今日的香港已是破城，何只需要修理，簡直要動手術。制度性、結構性和根本的改革已經無法避免，現行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必須明白，他們想香港這隻金雞繼續生金蛋，便不得不放棄某些東西，英文所謂「something's gotta give」。同樣重要的是價值觀和社會目標的徹底反思和重新確立。當置業被推銷為香港夢，買不起樓的人該如何自處？怎樣為香港人重建價值觀和幫助他們達到目標——re-purposing Hong Kong——是香港領導人必須認真思考的課題。
林沛理
專欄作家
新聞類別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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