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半世紀前，如果談起日本，必會聽到負面的意見；今天說起韓國，也有人表達不敢苟同的看法。就創意、創新而言，日本與韓國都有可資學習的地方，甚至在文化服務方面也令人稱道。以航空業為例，上世紀1970年代，大韓航空飛行事故頻繁，被列為「航空界安全紀錄最差的航空公司之一」。至今，韓航與任何航空公司相比，在安全與服務品質上均毫不遜色。
科技在韓國
韓國採取中央決策的模式制訂與執行科技政策，產業結構垂直整合，經營項目幾乎涵蓋上中下游所有範圍，企圖訂下汽車工業超越美國、電子產業超越日本、漢醫藥研究超越中國的宏觀願景。
韓國於1961年成立經濟企劃院；1967年將隸屬該院的技術局擴展為科學技術處，1998年升格為科技部；1999年設立以總統為主席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2001年，將規劃、預測、評估與調查科技的韓國科技評估及計劃研究院職能擴大，擬定科技政策，協調計劃經費，評估科研機構與科技部實施的研究計劃。
2008年，李明博主導「科學技術基本計劃577戰略」，2012年將研發預算提高到GDP的5%。發展重點產業，三星在2012年成為世界最大的手機品牌，韓國成為世界第三大造船國，並可能在20年內成為世界第三大的核電設備輸出國。
文化與科技相輔相成。寬頻應用帶動文創產業，由影視作品和時尚產業匯合而成的滾滾「韓流」，席捲全球，其動力與政府的政策分不開，發展韓國料理為「世界五大飲食之一」。韓國在制訂第一個「經濟發展5年計劃」時，提出保護汽車工業，汰劣存優，集中扶植「現代」為主力產業，開發全球市場。韓國對科技產業的投入，效果明顯、回收巨大，自有因果關係。
創新與大學
創新乃是廣義、超出數理科技，包括文藝、影視、教育、時尚、新媒體、供應鏈管理、網絡文化等。我關注韓國的發展30年，韓國面貌一再更新，除了三星和現代等科技企業成績顯著之外，輸出的社會文化，如韓文學習熱潮，經由「韓流」而成趨勢。
高錕1966年發明光纖，如今光纖足迹遍佈全球及太空，然而港府自始不曾給予扶持。設想當年若以光纖科技引領，發展通訊軟硬體及周邊技術，如能源、通訊等產業，則何須遲至今日還處於思考如何發展創新科技產業的階段？
高生產力帶來高利潤、高福利、高附加價值。1970年高錕抵港時，新加坡方立國數年，科技未起步；台灣的新竹科學園遲至10年後建立；韓國科技正處探討的初期；日本也才開始推出高品質汽車及半導體產業。而今以上各地的科技發展都遠遠走在香港的前頭。
以高等教育來說，我們常喜歡告訴人家我們的大學新。日本東京大學成立於1877年，遠不如歐洲的大學老，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成立於1879年，只比東京大學晚兩年。許多人心嚮往之的史丹福大學成立於1891年，而遲至1946年成立的韓國首爾國立大學則早已是亞洲首屈一指的大學。
與四小龍的經濟排列相類似，新加坡的大學居首，5年內韓國的大學料將超越香港的大學居次，不是沒有道理。自我陶醉或者比較大學的年紀，實在沒道理，也沒出息。
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企業透過諮詢、專利許可支持科研的模式在韓國獲得成功。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沒有科技政策，不難了解；但是，九七之後的香港擁有充沛人力資源，又不必負擔任何國防經費，為什麼依舊科技搖擺，繼續落後於人呢？除了社會的認知文化之外，難道不令人懷疑歷來的政府官僚除了執行過時的微管之外，不知今夕是何夕，在輔助新企業與鼓勵高教創新方面是否總是寫些空頭支票（lip service），或者我們誇誇其談的創新果真虛有其表？
中韓科技合作
中國與韓國的科技合作，始於1992年建交時。中國從歐盟及俄羅斯引進先進技術，如今在高鐵、高速電腦與衛星研製領域具備能力，長征系列被評估為經濟可靠的運載火箭。兩岸三地為何不把握時機，利用同文同語的利基，合作互補，拓寬永續發展的道路？大陸能源有限，空污嚴重，是否應把能源環保當作首要考量？
自從經歷上世紀的金融危機，韓國重新調整科技政策，規劃創新與高風險產業的研發由大學與研究機構執行，次世代的產品則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出資開發。
科學創造財富，是21世紀社會的命脈，更是中產階級的支柱。前瞻性的政策與投資研發引導創新，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擴大中產階級的層面，甚至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興衰。韓國的興起，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郭位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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