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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繼港大強行否決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事件後，嶺大校董會亦被特首安插政治附庸，加上中大校董會主席人選爭議未決，3間大學相繼面對危機；從來，自由學風的精神，就是與專制獨斷的作對，梁振英的所作所為已經顯示，他明目張膽地用盡他作為各大學當然校監角色和權力，在院校管治框架內攪局，是為其後持續破壞院校自主建立立足點，足見大學自主已經成為阻止梁振英濫權肆虐的防線。
求學的自由批判
與權力的隻手遮天不相兩立
自梁振英當選後，北京對港路線亦更趨強硬，選擇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上全面掌控香港，實行「揸頸就命」不容反抗，視對港的自治承諾如無物；而大學作為學術自由的陣地，正正是對抗北京強硬統治，梁振英隻手遮天的重要一環。
我們發現，最近接連出事的院校，正好無獨有偶地與坊間半年多前流傳的傳聞，指梁振英將落手整治的各大院系相符合：包括有港大法律學院、嶺大文化研究系、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原因就是這些院系的學者，一直以來在公共輿論平台上秉持己見，部分更積極投入社會運動之中。
這也不單單是某某院系、某某教員、某某大專的事情。事實上，大學將知識轉變為改變社會的動力，多元、批判、求真的精神，也使學生運動能夠持續推動。上年的雨傘運動亦是由於大批大學生參與，從學運所開始，終成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而經歷上年雨傘運動的洗禮，各民調都指出愈高學歷的受訪市民，愈對現時的專斷統治感到不滿。今時今日，梁振英侵犯院校自主，其政治目的一則當然為整肅大學，實行斬草除根，但同時不能迴避更深層的政治目的，是測試在整個社會在雨傘運動之後，對侵犯香港人底線的反彈，究竟有多大。
酬庸拉攏封閉制度 非一日之寒
梁振英在大專院校的部署也非朝夕之事，更有甚者，是梁振英本人是以進佔校董會、校委會等大學管治機構，作為積累人脈、擴張勢力的跑道。梁振英歷任嶺南大學、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而曾與梁振英不同時期擔任校董會主席的梁乃鵬，繼獲梁振英委為中大校董後，據聞是稍後接任中大校董會主席的人選；高靜芝也曾是嶺大校董會副主席，現時則在中央政策組以顧問之名執掌人事佈局大權；陳智思則除了是行會成員，亦擔任嶺大校董會主席一職至2014年，主持推薦著名「梁粉」鄭國漢擔任嶺大校長；而在陳文敏副校任命上，大力針對港大學生會的港大校委會成員紀文鳳，此前也擔任過嶺大校董，以及梁氏的競選辦公室副主任。
這些人選長講長有，我們發現，城大、嶺大、港大、中大今昔人事，與政治職位的佈局層層相扣，是「塘水滾塘魚」的極致。表面上梁振英沿襲歷任港督和行政長官在各間大學的大學條例中當然校監角色，憑藉公職身分在院校擁有位置，其公共性可以被演繹是代表社會與院校連結，以及監察公帑運用。但虛有其表的公職身分，本身即無民主授權，亦無議會制衡；大比例的人事任命配合管治權力更使教職員和學生的參與淪為配襯，是違背自治精神、延續殖民制度，校內員生對此無從阻止，對校外公眾也無半點公開。
今日梁振英介入院校、侵犯底線的局面，不應單被理解為院校自主的捍衛戰，也是香港自主的捍衛戰；不單是某位特首或北京一時的政治部署，更涉及長期壟斷院校和社會權力的人脈網絡，以及北京沿襲對統治有利的殖民制度，令梁振英得以上下其手；如果今次坐視梁振英的攪局干預，如入無人之境，無疑是整個社會向梁振英屈服的一大挫敗。
作者是嶺南大學學生會前會長、
嶺南大學校董會前學生校董
求學的自由批判
與權力的隻手遮天不相兩立
自梁振英當選後，北京對港路線亦更趨強硬，選擇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上全面掌控香港，實行「揸頸就命」不容反抗，視對港的自治承諾如無物；而大學作為學術自由的陣地，正正是對抗北京強硬統治，梁振英隻手遮天的重要一環。
我們發現，最近接連出事的院校，正好無獨有偶地與坊間半年多前流傳的傳聞，指梁振英將落手整治的各大院系相符合：包括有港大法律學院、嶺大文化研究系、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原因就是這些院系的學者，一直以來在公共輿論平台上秉持己見，部分更積極投入社會運動之中。
這也不單單是某某院系、某某教員、某某大專的事情。事實上，大學將知識轉變為改變社會的動力，多元、批判、求真的精神，也使學生運動能夠持續推動。上年的雨傘運動亦是由於大批大學生參與，從學運所開始，終成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而經歷上年雨傘運動的洗禮，各民調都指出愈高學歷的受訪市民，愈對現時的專斷統治感到不滿。今時今日，梁振英侵犯院校自主，其政治目的一則當然為整肅大學，實行斬草除根，但同時不能迴避更深層的政治目的，是測試在整個社會在雨傘運動之後，對侵犯香港人底線的反彈，究竟有多大。
酬庸拉攏封閉制度 非一日之寒
梁振英在大專院校的部署也非朝夕之事，更有甚者，是梁振英本人是以進佔校董會、校委會等大學管治機構，作為積累人脈、擴張勢力的跑道。梁振英歷任嶺南大學、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而曾與梁振英不同時期擔任校董會主席的梁乃鵬，繼獲梁振英委為中大校董後，據聞是稍後接任中大校董會主席的人選；高靜芝也曾是嶺大校董會副主席，現時則在中央政策組以顧問之名執掌人事佈局大權；陳智思則除了是行會成員，亦擔任嶺大校董會主席一職至2014年，主持推薦著名「梁粉」鄭國漢擔任嶺大校長；而在陳文敏副校任命上，大力針對港大學生會的港大校委會成員紀文鳳，此前也擔任過嶺大校董，以及梁氏的競選辦公室副主任。
這些人選長講長有，我們發現，城大、嶺大、港大、中大今昔人事，與政治職位的佈局層層相扣，是「塘水滾塘魚」的極致。表面上梁振英沿襲歷任港督和行政長官在各間大學的大學條例中當然校監角色，憑藉公職身分在院校擁有位置，其公共性可以被演繹是代表社會與院校連結，以及監察公帑運用。但虛有其表的公職身分，本身即無民主授權，亦無議會制衡；大比例的人事任命配合管治權力更使教職員和學生的參與淪為配襯，是違背自治精神、延續殖民制度，校內員生對此無從阻止，對校外公眾也無半點公開。
今日梁振英介入院校、侵犯底線的局面，不應單被理解為院校自主的捍衛戰，也是香港自主的捍衛戰；不單是某位特首或北京一時的政治部署，更涉及長期壟斷院校和社會權力的人脈網絡，以及北京沿襲對統治有利的殖民制度，令梁振英得以上下其手；如果今次坐視梁振英的攪局干預，如入無人之境，無疑是整個社會向梁振英屈服的一大挫敗。
作者是嶺南大學學生會前會長、
嶺南大學校董會前學生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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