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中國媒體報道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9月16日到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作證的時候，注意到一個細節：蓋特納雖然強調「人民幣被嚴重低估」，但對中國是否「操縱匯率」卻始終不置可否。也就是說，蓋特納對中國政府操縱匯率之說表達了異議，但在解釋原因的時候似乎有難言之隱。
美財政部不希望「廣場協議」重演
在政府決策的層面，「嚴重低估」和「操縱匯率」之間存在巨大差別。這正是蓋特納在國會表態十分謹慎的原因。如果美國國會認為中國政府「操縱匯率」，那麼國會很可能選擇最有力的措施、迫使人民幣升值。如果美國這麼做，中國沒有任何有力的「反制」措施。當前的中國經濟與當年的日本經濟一樣，都是出口導向型、高度依賴美國市場和自由貿易規則。只要美國國會或者白宮亮出可置信的「貿易保護」決心，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體最終不得不屈服。從這個角度來說，「廣場協議」是否會重演，幾乎完全取決於美國。
但是，「廣場協議」並不能維護美國利益。觀察「廣場協議」的後果，中國學者往往只看到日本的泡沫經濟（其實沒有必然因果關係），卻沒有看到「廣場協議」對美國經濟的打擊。因此在與美國的匯率博弈過程中，中國不一定知己，但一定不知彼。
從1985年9月至1989年12月，日圓和馬克對美元分別升值了46%和42%。美元大幅貶值不但沒有讓美國企業獲得能夠與日、德企業相匹敵的國際競爭力，反倒讓美國消費者以更高的價格進口相同的產品，加劇國內通脹壓力。包括蓋特納在內的美國官員心知肚明：重演「廣場協議」不能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蓋特納不承認中國「操縱匯率」，就是為了避免「廣場協議」重演。
人民幣續被低估 對美國有好處
在中美貨幣博弈問題上，美國利益如何實現最大化？答案也許匪夷所思：容許人民幣匯率低估。但是在美國的匯率政策研究圈內，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早在2005年6月，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AEI）的一份報告指出：第一，由於美元和人民幣之間匯率固定，美國從中國得到巨大的利益；第二，美國的政策制訂者已經認識到：中國政府不願意讓公眾看到自己屈從於美國政府。因此，美國一方公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舉動，只會讓中國政府更難採取行動。該報告的作者Phillip Swagel先生得出結論：美國官員對中國施加壓力，是「讓美國的好時光繼續延長的聰明策略」。
這個報告值得關注有兩個原因：第一，Swagel先生在2006年到2009年間擔任了美國財政部負責經濟政策的助理部長，他對匯率政策的評價可能直接影響美國財政部的政策；第二，上述報告的發布時間正好是中國政府決定實施「匯改」的時候。這也許是巧合，也許不是。如果中方主動實施「匯改」，那麼「聰明策略」就不再有必要保密。如果中國的決策者看到這份報告並相信其分析，有可能提高「匯改」的決心。
Swagel先生可以把美國官員「讓美國的好時光繼續延長」的「聰明策略」寫在紙上，但是蓋特納財長願意看到美國採用了「聰明策略」這個結果，但不願意在國會聽證會上主張美國這樣做。聽證會畢竟是追求公平正義的地方，「把美國的利益建立在中國的政策失誤和損失之上」，並不是什麼光明正大的理由。因此，在美國國會的討論中，主張人民幣應該升值的聲音一定會佔上風。
施壓叫升值 為的是不升值
但是，以蓋特納為首的美國財政部官員，深知其中利害關係。雖然在國會聽證和辯論中蓋特納無法充分表達，但在執行中卻能夠左右大局。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美國政府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的策略是：實際上刺激、容許甚至鼓勵中國繼續管制、低估匯率，但表面上時不時地使用懲罰性關稅等貿易保護主義手段，象徵性地懲罰中國。這個懲罰有一個原則：一定要小到不足以推動人民幣真的大幅升值或者自由浮動。否則就變成「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吳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 銀行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