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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潛伏多時的TSA（全港性系統評估）弊病終於引起了社會熱烈討論，各方持份者群起攻之，逼得負責檢討TSA的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委員，位高權重的教育心理學卓敏講座教授、中文大學前副校長侯傑泰教授親身回應，近日頻頻在各大媒體報章為TSA護航。筆者雖任教通識科，對小學TSA未有親身體驗，但拜讀侯教授的文章及訪問後，卻對TSA政策背後的理念產生更大疑問，還望教授再多抽一點時間指正解惑。
TSA不是源頭就不用處理嗎？
侯傑泰教授在接受商台訪問時指出，TSA對學生的壓力，源自縮班殺校潮，學校擔心收生不理想，於是操練學生，希望提升評核結果。因此，取消TSA無助解決操練問題，應直接處理源頭。我理解侯教授認為修正TSA問題「治標不治本」，但卻前設了處理操練問題的方法只可二選一。以如今嚴峻的狀况看來，最好的處理方法當然是既治標又治本，一方面減輕學校在收生上的壓力，亦同步處理TSA對學校操練的影響。教育局只要繼續「三保政策」，透過全區減派減輕弱勢學校的壓力，並調整TSA的頻率、難度及覆蓋範圍等，便可雙管齊下紓緩學校壓力，以局方現有資源人手及各持份者傾向來說完全可行，何以侯教授偏偏要套用魚與熊掌的兩難思維？
考核還是教學質素重要？
侯教授指出，TSA現時只考核基本能力，但學理上應考得較深，每條題目有半數學生不懂作答才算理想，考試結果對表現佳的學校才有參考價值。筆者身為教師，不禁為這考評的前設汗顏。需知道在香港這個績效主義稱道的地方，無論是小學家長及學校都對學生成績有幾近完美的要求，不要說默書小測等皆以滿分為目標，考試分數因未達九成而無法取得「A」而失望的說法更是普遍。侯教授在學理上堅持TSA要保留「半數學生不懂」的題目，轉移至教育現場就會成為補充練習及學校操練的重點所在。莘莘學子不免在課堂課後接受各種不人道的挑戰及訓練，就是為了克服這些難題，成為答中難題的另一半。當模式形成路徑效應，課堂的教學及家課皆會趨向以TSA為主，變相異化前線教學。侯教授貴為多項教育政策的舵手，不可能不知道這些間接影響，又何以為了讓表現佳的學校有所參考，而犧牲了大多數學校學生的教學素質？考核難道不是推動教學的手段嗎？
究竟教局在政策上有何責任？
侯教授建議，由校長會簽署約章，要求各校公開每級TSA及非TSA練習題頁數及課後補習時數，供家長監察，若學校因學生程度較低等原因，功課及補習量較多，需向家長解釋，當學校面對危機就會反思教學是否合理。可是，以上提及的各方持份者，在制度上皆沒有實權，例如校長會乃是供校長交流教育資訊及推廣專業合作的組織，欠缺執行強制性政策的資源及權力，透過其約章要求校方公開政治成本甚高的資訊，單就校方意願及監察力度而言就全不可行。更不消說忙碌被動，又缺乏教育專業知識的家長，根本不可能判斷功課補習量的合理程度以及學校推行操練的原因。這種權責不一致的後果，要不約章最終成「無牙老虎」，要不就有家長「逢練必罵」，害學校不敢給予學生家課，又增添教師為應對投訴而帶來的行政成本，影響教學實務。侯教授的建議到最後或許真能為學校帶來危機，但反思方向是改善教學還是反對政策實在不得而知。
若「權力愈大，責任愈大」為合理原則，教育局在操練問題上理應負最大責任，把燙手山芋拋給校長及家長，無疑是卸膊手段。兼任校監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曾經表示，學校的TSA成績若欠理想，大可在調整教學及操練間選擇，補充練習並非必然或最有效之選。但觀乎學校操練成風，某程度反映學校缺乏針對TSA結果提升課堂質素之法，而這正正是教育局應該承擔並提供支援之處。此外，若當局想監察TSA操練問題，透過官方權力要求學校交出功課及補課時數，又或提供渠道予家長進行具名的集體投訴，都會比校長會約章及家長監察的阻嚇性大得多。試問侯教授，如果TSA政策出台，前線培訓及教學檢討的工作由校本自決，操練情况又由家長監察，局方的責任就只是躲在辦公室內審題出卷及分析結果，那我們應理解教育局為政策領導者，還是學術研究所？
作者是通識教師
TSA不是源頭就不用處理嗎？
侯傑泰教授在接受商台訪問時指出，TSA對學生的壓力，源自縮班殺校潮，學校擔心收生不理想，於是操練學生，希望提升評核結果。因此，取消TSA無助解決操練問題，應直接處理源頭。我理解侯教授認為修正TSA問題「治標不治本」，但卻前設了處理操練問題的方法只可二選一。以如今嚴峻的狀况看來，最好的處理方法當然是既治標又治本，一方面減輕學校在收生上的壓力，亦同步處理TSA對學校操練的影響。教育局只要繼續「三保政策」，透過全區減派減輕弱勢學校的壓力，並調整TSA的頻率、難度及覆蓋範圍等，便可雙管齊下紓緩學校壓力，以局方現有資源人手及各持份者傾向來說完全可行，何以侯教授偏偏要套用魚與熊掌的兩難思維？
考核還是教學質素重要？
侯教授指出，TSA現時只考核基本能力，但學理上應考得較深，每條題目有半數學生不懂作答才算理想，考試結果對表現佳的學校才有參考價值。筆者身為教師，不禁為這考評的前設汗顏。需知道在香港這個績效主義稱道的地方，無論是小學家長及學校都對學生成績有幾近完美的要求，不要說默書小測等皆以滿分為目標，考試分數因未達九成而無法取得「A」而失望的說法更是普遍。侯教授在學理上堅持TSA要保留「半數學生不懂」的題目，轉移至教育現場就會成為補充練習及學校操練的重點所在。莘莘學子不免在課堂課後接受各種不人道的挑戰及訓練，就是為了克服這些難題，成為答中難題的另一半。當模式形成路徑效應，課堂的教學及家課皆會趨向以TSA為主，變相異化前線教學。侯教授貴為多項教育政策的舵手，不可能不知道這些間接影響，又何以為了讓表現佳的學校有所參考，而犧牲了大多數學校學生的教學素質？考核難道不是推動教學的手段嗎？
究竟教局在政策上有何責任？
侯教授建議，由校長會簽署約章，要求各校公開每級TSA及非TSA練習題頁數及課後補習時數，供家長監察，若學校因學生程度較低等原因，功課及補習量較多，需向家長解釋，當學校面對危機就會反思教學是否合理。可是，以上提及的各方持份者，在制度上皆沒有實權，例如校長會乃是供校長交流教育資訊及推廣專業合作的組織，欠缺執行強制性政策的資源及權力，透過其約章要求校方公開政治成本甚高的資訊，單就校方意願及監察力度而言就全不可行。更不消說忙碌被動，又缺乏教育專業知識的家長，根本不可能判斷功課補習量的合理程度以及學校推行操練的原因。這種權責不一致的後果，要不約章最終成「無牙老虎」，要不就有家長「逢練必罵」，害學校不敢給予學生家課，又增添教師為應對投訴而帶來的行政成本，影響教學實務。侯教授的建議到最後或許真能為學校帶來危機，但反思方向是改善教學還是反對政策實在不得而知。
若「權力愈大，責任愈大」為合理原則，教育局在操練問題上理應負最大責任，把燙手山芋拋給校長及家長，無疑是卸膊手段。兼任校監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曾經表示，學校的TSA成績若欠理想，大可在調整教學及操練間選擇，補充練習並非必然或最有效之選。但觀乎學校操練成風，某程度反映學校缺乏針對TSA結果提升課堂質素之法，而這正正是教育局應該承擔並提供支援之處。此外，若當局想監察TSA操練問題，透過官方權力要求學校交出功課及補課時數，又或提供渠道予家長進行具名的集體投訴，都會比校長會約章及家長監察的阻嚇性大得多。試問侯教授，如果TSA政策出台，前線培訓及教學檢討的工作由校本自決，操練情况又由家長監察，局方的責任就只是躲在辦公室內審題出卷及分析結果，那我們應理解教育局為政策領導者，還是學術研究所？
作者是通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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