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沒有社會問題，只有政治問題。
說得準確一點，香港沒有解決不了的社會問題，只有解決不了的政治問題。
以長期困擾港人的房屋問題為例，誰人都知道長遠的解決方法是增加土地供應。增加土地供應本來不難：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受保護郊野公園的面積比例高達40%，是全球之最；可作居住用途的土地僅佔35%。只要將這個嚴重失衡的比例稍作修正，香港樓價和租金居高不下，以及從而衍生的一籃子問題，自然會大大紓緩甚至有望解決。
土地房屋問題 常識無效
這不是什麼真知灼見，只是常識。問題是常識在今日的香港不管用。邱吉爾說過，戰爭爆發，首先遭殃的是事情的真相（the first casualty of war is truth）。在香港，政治鬥爭無日無之，首先遭殃的卻是常識（the first casualty of political infighting is common sense）。本來，只有政府的官僚體制才會千方百計、吃力不討好地維持一個千瘡百孔、再沒有公信力的現狀，英文所謂的「a status quo which has lost its status」。可是，在香港，當政府試圖改變現狀，例如改動居住土地與郊野公園的面積比例，卻往往遭到來自社會的重大阻力。
這樣做也許違反常識，卻完全符合政治鬥爭的原則。政治鬥爭的一條金科玉律——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紀的梵語條約——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my friend）。是故，當現狀把政府解決問題的雙手綁起來，它馬上就變成反政府勢力的盟友。
用政治學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政治強權行為（political power play）。要明白這種強權行為如何運作，首先要將經正式授權取得的「權力」（authority）與能夠操縱或影響最終結果的「實力」（power）區分起來。在目前的政治和選舉制度下，反對派和反政府陣營可以取得的權力有限。對他們來說，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運用手上有限的權力來左右大局，甚至從根基處破壞政府的管治威信和管治能力。換言之，這是一場「權力」與「實力」的較量，議員在立法會「拉布」，以及一個議而不決的議會，就是這場較量的結果。
反對派的實力不容低估。然而，他們的能量是負能量。他們沒有促使事情發生的本事，但只要他們說不，再理所當然和理直氣壯的事情也不會輕易發生。你可以說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敗事權 」——英文所謂「the power to make things not happen」——也是非常重要的權力。在大多數的權力架構，通常只有最高決策人才有否決權。
反對派敗事權令港愈難管治
不管是在街頭還是議會，反對派和反政府陣營愈有效地行使他們的「敗事權 」，香港就愈難管治。本來可以解決的社會問題，往往變成非常棘手的政治問題。不過，造成今日這個局面，政府自己也難辭其咎。梁振英領導的特區政府看到推行重大改革的需要，卻欠缺推行重大改革的政治決心（political will）。一股失敗主義（defeatist）的心態籠罩特區政府的領導班子。他們步步為營，動輒得咎，即使勉為其難要據理力爭，心裏面其實也沒有勝算。受虐兒童綜合症（battered child syndrome）是父母虐待給孩子造成的一種身心病態，患者覺得施虐者無所不能和無處不在，怎樣也逃不出他的魔掌。這跟政府高官的心態有點相似：他們誠惶誠恐，長期處於焦慮狀態，生怕給反政府勢力找到話柄攻擊。
這是兵家大忌。《孫子兵法》說得很清楚，兩軍未戰，勝負已定。特區政府要扭轉弱勢，一洗頹風，便要做好為信念和原則而戰（fight the good fight）的準備。
任何讀過公共行政學的人都知道，民意絕非制訂和執行公共政策的唯一和最重要考慮。市民所想跟市民所需未必一致，真正強而有力的領導，有時要橫眉冷對千夫指地逆民意而行，說服和動員市民做一些他們不願意做但必須做的事情，免得他們做出愚蠢或危險的事情傷害自己（save them from themselves）。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名言——「剛做完手術之後，感覺一定比做手術之前糟糕，但總不能因此拒絕做手術」，講的正是這種「給人民所需而非他們所想」（give people what they need, not what they want）的領導本質。
林沛理
專欄作家
新聞類別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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