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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今日在香港談創新科技，經常強調政府的角色。雖不無道理，但說到底，創新科技離不開研發和應用，不可能忽略學界及業界的角色。創新科技需要很多支持，政府、商界、學界，缺一不可。在21世紀我們視美國為科技大國，很多人手上的iPhone，上網用Google，人際社交靠facebook，通通來自美國。這是因為美國人特別聰明嗎？當然不是，美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人民沒有特定的基因。但正是美國吸引專才的整體氛圍（不止是政府制度），讓美國矗立於國際，令中國、印度以及歐洲最好的工程師，無不向北美為之神往。
美國SBIR推動小型企業創新
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香港經濟起飛之時，美國國內已在討論創新科技，儼然站在時代的尖端。1982年，美國國會通過小型企業創新發展法案，開展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SBIR）。
設立SBIR為的是幫助缺乏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源的小型企業（少於500名員工）進行研究，刺激新科技開發，並將之推向市場，滿足美國本土對研究開發（R&D）的需求。據美國官方資料顯示，計劃至今已向企業發放逾300億美元資助，共約45萬名工程師及科學研究人員受惠。
高風險投資 劃時代創舉
為何於1980年代，美國前總統列根就要開設SBIR計劃資助科技研究，並要以小型企業為資助對象？因為大企業有豐富的人脈和盈利能力，一般擁有精良完善的R&D團隊，根本用不着政府支持。以今日Google為例，他們擁有一支超過400名優秀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在2014年便投入約98億美元進行研發工作；不止美國，全世界的科網專才都希望加入其中；加上公司每年有雙位數的收入增長，政府深知可以為Google做的，很有限。
相反，小型企業既沒有這些優勢，而融資的成本亦相當高昂，SBIR有如雪中送炭。由於受限於本身擁有的資金，初期競爭實力不足，資產規模相對細小，兼且創新有一定經營風險，銀行難以輕易撥出貸款。再者，銀行對抵押品的要求亦較苛刻，審批環節複雜而費時失事，令很多小型企業望以卻步。比較之下，它們相對大企業，更需要政府的資助。而且，小型企業的顧慮包袱比較少，勇於冒險，發展時較大企業進取，美國人深明這對創新尤為重要。
或許SBIR計劃發起人Roland Tibbetts 2009年的說法能為這裏下個註腳：「SBIR旨在提供資金予一些優秀及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的創新意念，因為這些意念儘管前景看好，對私人投資者（包括風險投資機構）來說仍是高風險的。」
香港ITF逾80%資助公營機構
回望香港，1999年11月，港府成立50億元的創新及科技基金（ITF），以提供資助予有助提高製造及服務業的科技水平的研究發展項目，截至2015年6月30日，已批出資助金額達95.26億元。ITF轄下有4個資助計劃，即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及一般支援計劃，其中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佔總撥款額的81.5%，而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只佔5.3%。前者主要支援由公營機構，包括大學、研發中心、產業支援組織等所進行的研發項目，而後者則資助私營機構進行研發，是4個計劃中唯一資助由私營機構進行內部研發的計劃。
在大多數具競爭力的國家經濟體系，公營（即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與私營機構的研發開支比例一般為30：70，大部分研發開支來自私營機構；而在香港，這個比例約為55：45，相對較多開支來自公營機構。長遠來說，私營機構參與更多研發工作，有助建立更健全、穩定的行業生態，促進創新發展。當局亦曾表示希望鼓勵私人企業在港投資創新研究。
初創企業潛力無限
小型企業對社會來說非常重要，然而，至今卻鮮有機制能給予恰當的支援。2015年，創新科技署以企業支援計劃，取代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放寬原本只資助僱用少於100名員工的中小企的限制，不論規模大小也可申請資助，而且提高資助上限，由600萬元升至1000萬元。當局認為，大企業往往更能掌握市場需要，完善科技產品規劃，更有機會成功將產品推出市場。可是，正如前面所述，需要幫助的是小型企業，儘管他們成功的機會較低。難道政府現在要走回頭路，重新投資大企業進行科研？為何美國政府在幫助小型企業上能成功，香港政府卻失敗？政府必須先找到這個答案。
事實上，在將科技創新及研發推向私營機構和商品化方面，香港與美國的路向不謀而合。然而，兩者對小型初創企業的信心卻顯得截然不同。創新是一種投資，而且是相當高風險的投資。但是，高風險，高回報，一旦出現的新科技是如互聯網般的劃時代創新，這種回報不止是對投資者的金錢回報，而是對整個人類社群的裨益。這種創新的成功率，只是達到1％，即100個嘗試只有1個成功，亦已是奇蹟。這不禁令人想起岩士唐作為首個踏足月球的人類說的「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科技創新，並不能以保守、保險、不做不錯的角度去看待。
香港準備好接受挑戰？
自1990年代起，前特首董建華提出科學園、數碼港、創新科技署，可見政府對創新科技並非毫無願景。然而，這些措施是否真的能有效推動社會創新？
客觀地說，香港擁有一切發展創新科技的條件，包括人才（如大量高學歷人口）、資金（如外資的風險投資機構）、時機（如單一化的產業導致的經濟困境）、空間限制（土地短缺令空間需求較小的科技發展成為可能）。從這幾年香港的情况來看，香港不乏有意創新的人，當中固然有年輕人，甚至也包括不少已屆中年的有志者。然而，香港政府和社會是否準備好接受挑戰？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
系統工程及工程管理學系系主任
及系統信息學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美國SBIR推動小型企業創新
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香港經濟起飛之時，美國國內已在討論創新科技，儼然站在時代的尖端。1982年，美國國會通過小型企業創新發展法案，開展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SBIR）。
設立SBIR為的是幫助缺乏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源的小型企業（少於500名員工）進行研究，刺激新科技開發，並將之推向市場，滿足美國本土對研究開發（R&D）的需求。據美國官方資料顯示，計劃至今已向企業發放逾300億美元資助，共約45萬名工程師及科學研究人員受惠。
高風險投資 劃時代創舉
為何於1980年代，美國前總統列根就要開設SBIR計劃資助科技研究，並要以小型企業為資助對象？因為大企業有豐富的人脈和盈利能力，一般擁有精良完善的R&D團隊，根本用不着政府支持。以今日Google為例，他們擁有一支超過400名優秀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在2014年便投入約98億美元進行研發工作；不止美國，全世界的科網專才都希望加入其中；加上公司每年有雙位數的收入增長，政府深知可以為Google做的，很有限。
相反，小型企業既沒有這些優勢，而融資的成本亦相當高昂，SBIR有如雪中送炭。由於受限於本身擁有的資金，初期競爭實力不足，資產規模相對細小，兼且創新有一定經營風險，銀行難以輕易撥出貸款。再者，銀行對抵押品的要求亦較苛刻，審批環節複雜而費時失事，令很多小型企業望以卻步。比較之下，它們相對大企業，更需要政府的資助。而且，小型企業的顧慮包袱比較少，勇於冒險，發展時較大企業進取，美國人深明這對創新尤為重要。
或許SBIR計劃發起人Roland Tibbetts 2009年的說法能為這裏下個註腳：「SBIR旨在提供資金予一些優秀及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的創新意念，因為這些意念儘管前景看好，對私人投資者（包括風險投資機構）來說仍是高風險的。」
香港ITF逾80%資助公營機構
回望香港，1999年11月，港府成立50億元的創新及科技基金（ITF），以提供資助予有助提高製造及服務業的科技水平的研究發展項目，截至2015年6月30日，已批出資助金額達95.26億元。ITF轄下有4個資助計劃，即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及一般支援計劃，其中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佔總撥款額的81.5%，而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只佔5.3%。前者主要支援由公營機構，包括大學、研發中心、產業支援組織等所進行的研發項目，而後者則資助私營機構進行研發，是4個計劃中唯一資助由私營機構進行內部研發的計劃。
在大多數具競爭力的國家經濟體系，公營（即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與私營機構的研發開支比例一般為30：70，大部分研發開支來自私營機構；而在香港，這個比例約為55：45，相對較多開支來自公營機構。長遠來說，私營機構參與更多研發工作，有助建立更健全、穩定的行業生態，促進創新發展。當局亦曾表示希望鼓勵私人企業在港投資創新研究。
初創企業潛力無限
小型企業對社會來說非常重要，然而，至今卻鮮有機制能給予恰當的支援。2015年，創新科技署以企業支援計劃，取代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放寬原本只資助僱用少於100名員工的中小企的限制，不論規模大小也可申請資助，而且提高資助上限，由600萬元升至1000萬元。當局認為，大企業往往更能掌握市場需要，完善科技產品規劃，更有機會成功將產品推出市場。可是，正如前面所述，需要幫助的是小型企業，儘管他們成功的機會較低。難道政府現在要走回頭路，重新投資大企業進行科研？為何美國政府在幫助小型企業上能成功，香港政府卻失敗？政府必須先找到這個答案。
事實上，在將科技創新及研發推向私營機構和商品化方面，香港與美國的路向不謀而合。然而，兩者對小型初創企業的信心卻顯得截然不同。創新是一種投資，而且是相當高風險的投資。但是，高風險，高回報，一旦出現的新科技是如互聯網般的劃時代創新，這種回報不止是對投資者的金錢回報，而是對整個人類社群的裨益。這種創新的成功率，只是達到1％，即100個嘗試只有1個成功，亦已是奇蹟。這不禁令人想起岩士唐作為首個踏足月球的人類說的「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科技創新，並不能以保守、保險、不做不錯的角度去看待。
香港準備好接受挑戰？
自1990年代起，前特首董建華提出科學園、數碼港、創新科技署，可見政府對創新科技並非毫無願景。然而，這些措施是否真的能有效推動社會創新？
客觀地說，香港擁有一切發展創新科技的條件，包括人才（如大量高學歷人口）、資金（如外資的風險投資機構）、時機（如單一化的產業導致的經濟困境）、空間限制（土地短缺令空間需求較小的科技發展成為可能）。從這幾年香港的情况來看，香港不乏有意創新的人，當中固然有年輕人，甚至也包括不少已屆中年的有志者。然而，香港政府和社會是否準備好接受挑戰？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
系統工程及工程管理學系系主任
及系統信息學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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