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昨天演講，提到司法覆核被濫用的問題，並舉出3個案例，包括學聯前任常委梁麗幗、長洲居民郭卓堅就政改提出司法覆核，以及無綫電視就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照的司法覆核。他認為政府並無違法，仍然遭到挑戰，是濫用了司法覆核，結果這3個案例都是法院拒絕受理。烈顯倫是資深法律界人士，他的評論值得參考，同時揭示司法覆核的機制，唯有合理善用才可以發揮遏制政府政策違法、彰顯市民司法權利，達至法治社會良好管治的目的，而非被利用為蓄意對政府施政製造障礙，阻撓基建工程，讓整體社會付出不必要代價的機制。
3個覆核案例
烈顯倫指為濫用
烈顯倫論及3個案例的性質，分別涉及政治爭拗和企業為一己利益而行動等；近年的司法覆核，亦以這類事務較多。就總數而言，向高院申請的司法覆核許可，由2010年134宗增至2014年168宗，升幅約兩成，而由2012年起申請都維持在高水平。
司法覆核原旨，是讓市民有機制要求法院裁決政府政策是否違法，涉及市民的司法權利，透過司法機關監察政府施政。因此，若司法覆核善用得當，會成為法治社會良好管治的其中一個基礎。近年司法覆核增加，有兩種情况屬於正常合理。首先，隨着教育水平和政治意識提高，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也愈來愈高，對一己權利和自由的意識也愈益增強。其次，現代社會日益繁複，市民日常生活亦如是，一些活動因為公衆利益的緣故，往往會受到規管，而政府增加新法例和規定，對市民而言會感到憂慮不安。
這兩種情况引致司法覆核，即使入稟再多，適足以反映市民、社會與法治之成熟。這也符合制衡政府、體現法治精神、改善政府施政和捍衛基本權利等功能。即使法援署批准更多援助個案，耗用更多公帑協助市民向政府提起訴訟都還值得，因為這是合理正常的司法覆核。
不過，近年有些涉及政治爭拗、基建環保議題的司法覆核，情况就不一樣了。政治爭拗的司法覆核多與泛民政黨和政客有關，他們與政府關係惡劣，事事對抗，部分意圖以司法覆核為武器，挑戰政府管治。這類個案在立法會「拉布」與反「拉布」對抗也出現，即使前年法官以法庭不介入立法會事務為由，拒絕頒出司法覆核申請許可，但是仍有政客不死心要爭取突破限制。
烈顯倫又提及2010年港珠澳大橋的司法覆核，指可能增加社會成本，工程因而延誤，工程成本亦上升。現在政府已把推動基建計劃視為司法覆核挑戰的一部分，皆因任何基建計劃都不可能完全滿足所有持份者。特別是環保團體，他們難以滿足，而且涉及團體衆多，即使擺平了團體，還有個人可以挑戰政府。因此，這類司法覆核意在阻撓基建計劃，可謂絕不正常，整體社會要為此付出代價。例如年前港珠澳大橋被入稟司法覆核挑戰其環評報告，耗費約1年，政府勝訴，但是工程費用增加了88億元。政府規劃綠化地帶興建公營、私營樓宇，增加房屋供應，同樣面對司法覆核隱憂。至於規劃中的機場第三條跑道，已經有3個司法覆核排隊等着，都是環保團體和人士在既定框架未能如願之後，另闢蹊徑，意圖透過司法程序阻撓工程。
可以說，政治爭拗與環保有關的司法覆核，已經偏離了機制的原旨，成為一些人對付政府的手段。司法覆核原本是市民用以阻嚇政府違法濫權的殺手鐧，現在卻成為既定政治立場，甚至政治鬥爭服務的招數，另外也成為阻撓政府施政、推動建設的攔路虎。認同這樣做的人，認為此乃突顯市民司法權利、彰顯法治和更好地監察政府；公義掛帥佔奪了道德高地，難言有錯，但是把民生事務政治化，使司法覆核淪為政治工具，最終反而對法治精神構成損害。近年激進議員在立法會議事的表現，使不少人對什麼是民主，顯得模糊甚至質疑起來，這就是物極必反的結果。由於司法覆核被一些人為操作發生異化，對社會構成損害，不少人對其在法治社會的作用，開始萌生懷疑。
社會須警惕
勿再傷害法治
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曾經多次表示，司法覆核只能夠裁決政府政策是否合法，並非解決所有經濟、民生問題的萬應靈丹，因此呼籲有關問題應該在社會其他平台解決。整體社會需要警惕，讓政治回歸政治、法律歸法律，各類事務在既有框架下解決，而非動輒訴諸法庭定奪。若司法覆核繼續異化下去，則政府應該檢討，如何研究完善司法覆核制度，把一些負面影響減至最低。3年多前，律政司長袁國強履新之初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在司法覆核門檻由法官決定的前提下，可檢討法律觀點和執行上能否進一步完善制度。可惜，迄今未見有進展。袁司長應該重拾這個議題，匡正不當現象，恢復司法覆核對社會的積極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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