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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巴黎氣候峰會排場盛大隆重，超逾150個國家及地區的領袖不遠千里去到花都，為的是擘劃未來的氣候藍圖。今年的峰會到本周五（11日）結束，從峰會揭幕時各國領袖信誓旦旦以顯決心的發言來看，今年的決心應該比6年前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時更大，不過，會否栽一個比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更大的跟斗，就要看未來幾天各國代表會否達成共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將來實踐諾言，不流於「講則天下無敵，做則無能為力」這一困局，此中關鍵在於富國的行動。
氣候峰會能否成功 富國行動最為關鍵
氣候峰會始於1995年的柏林氣候大會，冷戰結束後，各國放下軍事與意識形態鬥爭，把精力轉移到無分國界的氣候危機，柏林大會簽訂工業國及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履行公約的決定》。兩年後，又簽訂了《京都議定書》，這是設定強制減排目標的第一份國際協議，同時也開始了漫長的討價還價過程。到了最後，《京都議定書》成了反面教材，美國簽署後不批准履行，加拿大宣布退出，本來是各國大團結共同面對溫室氣候的共識，最終「爛尾」收場。追求減排的國際目標，在爾虞我詐的陰謀論當中漸成泡影，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各方拂袖而去可茲證明。
各國無法就減排達成具有效力的協議並且付諸實行，說到底就是錢作怪。2009年，發達國承諾，2020年前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每年1000億美元（約7800億港元）的資金，幫助非富國減緩及適應氣候變化。這一決定，是基於發達國在工業化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的具體確認，某程度帶有補償的做法。可是發達國不願作出更多的承諾，包括這1000億美元的資金來源；到今年，發達國只提供了約六成即600億美元左右資金，說好了的千億美元資金其餘部分無影無蹤。
此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之間的矛盾，也出現在如何對應對溫度的升幅限制。多個受氣候變化威脅的國家，其中相當部分是發展中國家，建議把本世紀溫度升幅限制，由發達國提出的2或3℃調整到1.5℃，因為氣候暖化對他們有切膚之痛。提出這一建議的「易受氣候影響脆弱國論壇」主席、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說，2010年以來，天災已奪去這個簡稱「CVF」的論壇成員國逾5萬人的生命。言下之意，便是待得升溫2℃才施行限制，島國或許早已淹沒。
類似矛盾成為氣候峰會一直不獲看好的核心原因，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富國一味拖字訣，窮國無財只得望天打卦。非政府組織樂施會指出，有關承諾遠遠不夠，貧困社群不是氣候變化的始作俑者，卻要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 旨哉斯言，發達國早已獲得氣體排放不受束縛的紅利，卻欲轉身就此而退，留下既缺財又深受氣候排放之苦的弱國，怎樣來說都不能講得通。
令人感到悲觀的是，巴黎氣候峰會隨時可能跌入這一歷史循環，即承諾多實行少，尤其減排幅度足以反映一國的經濟能量，發達國追求經濟持續增長，無可避免會以氣候作為代價。這樣就回到基本質問﹕要當下的經濟發展抑或長遠的人類福祉？這個質疑的答案其實早就寫在牆上，否則的話，《京都議定書》不會爛尾，哥本哈根峰會也不會不歡而散。
戰後權力結構美獨大 國力不對稱難言平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間的權力結構出現根本變化，美國取代歐洲成為世界第一號強權，在權力重新分配的新形態下，美國或工業強國的世界觀，與追求平等解決氣候危機的道路相逆。這種矛盾，同樣出現在與氣候危機本質相若、同時沒有國境邊界的金融危機身上。氣候峰會需要的是一個平等的平台，才有可能真正解決氣候危機，否則在不對稱的權力及經濟實力之下，很多事只可說說，無法付諸實現。
歡迎回應[email protected]
氣候峰會能否成功 富國行動最為關鍵
氣候峰會始於1995年的柏林氣候大會，冷戰結束後，各國放下軍事與意識形態鬥爭，把精力轉移到無分國界的氣候危機，柏林大會簽訂工業國及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履行公約的決定》。兩年後，又簽訂了《京都議定書》，這是設定強制減排目標的第一份國際協議，同時也開始了漫長的討價還價過程。到了最後，《京都議定書》成了反面教材，美國簽署後不批准履行，加拿大宣布退出，本來是各國大團結共同面對溫室氣候的共識，最終「爛尾」收場。追求減排的國際目標，在爾虞我詐的陰謀論當中漸成泡影，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各方拂袖而去可茲證明。
各國無法就減排達成具有效力的協議並且付諸實行，說到底就是錢作怪。2009年，發達國承諾，2020年前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每年1000億美元（約7800億港元）的資金，幫助非富國減緩及適應氣候變化。這一決定，是基於發達國在工業化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的具體確認，某程度帶有補償的做法。可是發達國不願作出更多的承諾，包括這1000億美元的資金來源；到今年，發達國只提供了約六成即600億美元左右資金，說好了的千億美元資金其餘部分無影無蹤。
此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之間的矛盾，也出現在如何對應對溫度的升幅限制。多個受氣候變化威脅的國家，其中相當部分是發展中國家，建議把本世紀溫度升幅限制，由發達國提出的2或3℃調整到1.5℃，因為氣候暖化對他們有切膚之痛。提出這一建議的「易受氣候影響脆弱國論壇」主席、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說，2010年以來，天災已奪去這個簡稱「CVF」的論壇成員國逾5萬人的生命。言下之意，便是待得升溫2℃才施行限制，島國或許早已淹沒。
類似矛盾成為氣候峰會一直不獲看好的核心原因，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富國一味拖字訣，窮國無財只得望天打卦。非政府組織樂施會指出，有關承諾遠遠不夠，貧困社群不是氣候變化的始作俑者，卻要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 旨哉斯言，發達國早已獲得氣體排放不受束縛的紅利，卻欲轉身就此而退，留下既缺財又深受氣候排放之苦的弱國，怎樣來說都不能講得通。
令人感到悲觀的是，巴黎氣候峰會隨時可能跌入這一歷史循環，即承諾多實行少，尤其減排幅度足以反映一國的經濟能量，發達國追求經濟持續增長，無可避免會以氣候作為代價。這樣就回到基本質問﹕要當下的經濟發展抑或長遠的人類福祉？這個質疑的答案其實早就寫在牆上，否則的話，《京都議定書》不會爛尾，哥本哈根峰會也不會不歡而散。
戰後權力結構美獨大 國力不對稱難言平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間的權力結構出現根本變化，美國取代歐洲成為世界第一號強權，在權力重新分配的新形態下，美國或工業強國的世界觀，與追求平等解決氣候危機的道路相逆。這種矛盾，同樣出現在與氣候危機本質相若、同時沒有國境邊界的金融危機身上。氣候峰會需要的是一個平等的平台，才有可能真正解決氣候危機，否則在不對稱的權力及經濟實力之下，很多事只可說說，無法付諸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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