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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城中熱話，放上報章頭條，為一愛國畫家爭產案，涉及畫家之妻子地位云云。本文出街之時，案件應未審結，本不應多言，但見網民熱議，仍以中國男人「三妻四妾」為由譏之，對中國傳統法律仍存多重誤解，故以不討論案情下，淺談民間對此的誤解。
論中國法律，香港處處是專家。本人論妾之小文，刊於本欄2013年7月8日（〈民國廢妾 香港詮釋〉），猶記網民左批「論點係阿媽係女人」，右批「學棍呃飯食」云云。網民們言論精闢，自感慚愧。若有讀者覺得吾文大有機會是「學棍」質素者，懇請轉看本版更高水平之文章，以免閣下洗眼爆粗也。
民間「三妻四妾」 不存於律法
中國傳統法律如何看待婚姻，實有律法與民間理解之差異。民間稱享齊人之福之「三妻四妾」，本不存於律法。自西法移植中國後，吾人批中國傳統法律，往往譏為不比西方法治之優良、條文不清、有法不執等。此言若劍指現代中國法律之實踐，擲地有聲，但回到中國傳統法律，此論猶如比對橙與蘋果，有所不倫。世界的法律發展，有其傳統及演進，例如英國之普通法、歐陸之羅馬法以至中國法律傳統皆有其獨特面貌。中國傳統法律體系，主流論述稱為「法律儒家化」（瞿同祖語），或「禮法合一」（張仁善語），或「禮法融合」（史廣全語），大體是指儒家思想借法律條文以達至社會控制之意。
各朝之「戶律」，皆體現儒家重視家庭秩序。婚姻是組織家庭之重要一環。《禮記》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近世吾人瑯瑯上口的《大清律例》，論及婚姻之條文，多沿自《唐律》。《唐律》〈戶婚律〉謂：「諸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謂先知夫身老、幼、疾、殘、養、庶之類。而輒悔者，杖六十。男家自悔者，不坐，不追娉財。」（總175條）此條雖指悔婚之刑罰，但何謂有效之婚姻關係，條文已指出兩點：其一，已報「婚書」，其二，有「私約」。何謂「婚書」？《疏議》解答：「男家致書禮請，女氏答書許訖」，即是男方致書，要禮請，而女家要答書，亦要承諾「許訖」。
「私約」「娉財」 足成婚姻
然而，假如雙方無婚書豈非婚姻無效？同條云：「雖無許婚之書，但受娉財，亦是。」換言之，只要有「娉財」，無婚書者，其婚姻亦可成立。《新華字典》將「娉財」解釋為「行聘體時所受的財物」。同條亦云，「以財物為酒食者，亦同娉財」，即是男方送錢財可當作「娉財」。學者向淑雲認為，「娉財」一般以布帛錢財為定。以上觀之，從《唐律》可見，「婚書」、「私約」、「娉財」成為婚姻的要件。但實際上，「私約」是女家納聘之前，男女雙方就婚姻承諾之帖書，而往往在女家納聘之後，才有婚書。既然律曰，即便沒有婚書，納聘已可作為婚姻的要件，故向淑雲認為，單單「私約」與「娉財」，已足以構成婚姻。
唐朝禁重婚 維持一夫一婦
上引條文，只針對婚姻關係之成立，但一夫一妻之制，不見有法律條文規定之？查《唐律》〈戶婚律〉，則以現代稱為「重婚」罪以規範之：「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總177條）即是說，有妻之夫，若再娶妻者，乃犯罪之行為。《唐律疏議》解釋「一夫一婦，不刊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可見中國早在唐朝，已有法律禁止重婚，原因是要維持「一夫一婦」，用現代之語言即所謂「一夫一妻」制。
婚姻需有主婚人。《唐律》〈戶婚律〉謂：「諸嫁娶違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獨坐主婚。」（總195條）可見父母或祖父母主婚是婚姻要件之一。及至《大清律例》〈戶律．婚姻〉更寫得細緻：「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餘親主婚。」（101．男女婚姻）至於是否需要媒妁立約，明清兩朝無明文規定，然而學者趙鳳喈比較《大清律例》之戶律各條後，認為媒妁立約才比較符合歷代律法之精神。
至於所謂「重婚」，《大清律例》〈戶律．婚姻〉有關「妻妾失序」中云「若有妻更娶者，亦杖九十，離異」（103．妻妾失序），大抵承自《唐律》。清朝《刑案匯覽》有一案例，直隸司呈上案件指，有男子在原籍已娶妻，進京後假稱沒有娶妻而另憑媒人再娶。案件主要討論男子妄冒詐欺再娶，應否追財禮入官（即沒收財禮）。但此律條文清楚，再婚，離異是必然之事。
中國法律重情理法 不是無因
當然，法律歸法律，但民間習慣千變萬化。富人嫁娶，按足傳統，三書六禮，排場十足。但窮人如何？清末《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有載，福建龍溪下流社會人行婚，多不憑庚帖婚書，僅由媒人說合，設宴宣告，即為有效（見《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頁739）。可見沒有婚書，當地民風仍視之有效婚姻。是故，中國法律重情、理、法者，不是無因。即使是有家庭之父親，私下有妻更娶，但若家庭大抵和睦，父亡後有財產爭論，大抵族中尊長擺平就可相安無事。但一旦吵上官府，又或如有家族成員覬覦家產，趁其父猝死而唆擺其遺下的子侄興訟爭產，若其父有兩妻，官府就需判定，誰是正室，因律例只承認一夫一妻，有二妻者，其二妻不能為妻。所以，即便習俗上有「準妻」、「副妻」（見《台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頁56），或新界部分人稱為「平妻」，但若有戶婚繼承之事，一到官府，如何判定正室至為關鍵。《台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引述日據時期的《台灣慣習記事第二卷第十二號九四三頁問答》云：「台灣在日據時期，縱有納妾習慣，但正室只有一人，如有正室，即不得重娶正妻。」（頁67）民國大理院有判例云：「有妻更娶者，後娶之妻如已知而仍願與同度，並未經合法離異，即應認其為妾。」（八年上字第1176號）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敗亡，《大清律例》不再合用，所謂正室與妾之爭，說到底都是名分與財產繼承之爭了。
民國有婚姻改革，革除了大部分的繁文縟節，所謂「文明婚姻」，但民間仍存有中國傳統風俗之遺風，例如即使自由戀愛結婚，婚宴仍難減之，男女父母在婚宴上仍繫上「主婚人」之名牌。香港行普通法，雖云在某些案件之特定情况下，涉及婚姻訴訟曾應用中國傳統習俗法律，但英國普通法之輸入，過往逐步排擠了中國傳統習俗及法律，將港人之習俗逐步與普通法相適應，已是定局。按中國傳統法律，父亡，家產分析（或分配）的原則是「諸子均分」，父名下的兒子均分，女兒無份。但在香港，今有《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即女兒亦有繼承權利，確是男女平等及文明發展的進步。不過在中英兩種法制在香港相適應之過程中，究竟是英國普通法排斥，抑或重構或改造香港的中國傳統法律，則有待研究矣。
延伸閱讀：
．前南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2005），《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向淑雲（1991），《唐代婚姻法與婚姻實態》，台灣商務出版社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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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法律，香港處處是專家。本人論妾之小文，刊於本欄2013年7月8日（〈民國廢妾 香港詮釋〉），猶記網民左批「論點係阿媽係女人」，右批「學棍呃飯食」云云。網民們言論精闢，自感慚愧。若有讀者覺得吾文大有機會是「學棍」質素者，懇請轉看本版更高水平之文章，以免閣下洗眼爆粗也。
民間「三妻四妾」 不存於律法
中國傳統法律如何看待婚姻，實有律法與民間理解之差異。民間稱享齊人之福之「三妻四妾」，本不存於律法。自西法移植中國後，吾人批中國傳統法律，往往譏為不比西方法治之優良、條文不清、有法不執等。此言若劍指現代中國法律之實踐，擲地有聲，但回到中國傳統法律，此論猶如比對橙與蘋果，有所不倫。世界的法律發展，有其傳統及演進，例如英國之普通法、歐陸之羅馬法以至中國法律傳統皆有其獨特面貌。中國傳統法律體系，主流論述稱為「法律儒家化」（瞿同祖語），或「禮法合一」（張仁善語），或「禮法融合」（史廣全語），大體是指儒家思想借法律條文以達至社會控制之意。
各朝之「戶律」，皆體現儒家重視家庭秩序。婚姻是組織家庭之重要一環。《禮記》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近世吾人瑯瑯上口的《大清律例》，論及婚姻之條文，多沿自《唐律》。《唐律》〈戶婚律〉謂：「諸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謂先知夫身老、幼、疾、殘、養、庶之類。而輒悔者，杖六十。男家自悔者，不坐，不追娉財。」（總175條）此條雖指悔婚之刑罰，但何謂有效之婚姻關係，條文已指出兩點：其一，已報「婚書」，其二，有「私約」。何謂「婚書」？《疏議》解答：「男家致書禮請，女氏答書許訖」，即是男方致書，要禮請，而女家要答書，亦要承諾「許訖」。
「私約」「娉財」 足成婚姻
然而，假如雙方無婚書豈非婚姻無效？同條云：「雖無許婚之書，但受娉財，亦是。」換言之，只要有「娉財」，無婚書者，其婚姻亦可成立。《新華字典》將「娉財」解釋為「行聘體時所受的財物」。同條亦云，「以財物為酒食者，亦同娉財」，即是男方送錢財可當作「娉財」。學者向淑雲認為，「娉財」一般以布帛錢財為定。以上觀之，從《唐律》可見，「婚書」、「私約」、「娉財」成為婚姻的要件。但實際上，「私約」是女家納聘之前，男女雙方就婚姻承諾之帖書，而往往在女家納聘之後，才有婚書。既然律曰，即便沒有婚書，納聘已可作為婚姻的要件，故向淑雲認為，單單「私約」與「娉財」，已足以構成婚姻。
唐朝禁重婚 維持一夫一婦
上引條文，只針對婚姻關係之成立，但一夫一妻之制，不見有法律條文規定之？查《唐律》〈戶婚律〉，則以現代稱為「重婚」罪以規範之：「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總177條）即是說，有妻之夫，若再娶妻者，乃犯罪之行為。《唐律疏議》解釋「一夫一婦，不刊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可見中國早在唐朝，已有法律禁止重婚，原因是要維持「一夫一婦」，用現代之語言即所謂「一夫一妻」制。
婚姻需有主婚人。《唐律》〈戶婚律〉謂：「諸嫁娶違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獨坐主婚。」（總195條）可見父母或祖父母主婚是婚姻要件之一。及至《大清律例》〈戶律．婚姻〉更寫得細緻：「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餘親主婚。」（101．男女婚姻）至於是否需要媒妁立約，明清兩朝無明文規定，然而學者趙鳳喈比較《大清律例》之戶律各條後，認為媒妁立約才比較符合歷代律法之精神。
至於所謂「重婚」，《大清律例》〈戶律．婚姻〉有關「妻妾失序」中云「若有妻更娶者，亦杖九十，離異」（103．妻妾失序），大抵承自《唐律》。清朝《刑案匯覽》有一案例，直隸司呈上案件指，有男子在原籍已娶妻，進京後假稱沒有娶妻而另憑媒人再娶。案件主要討論男子妄冒詐欺再娶，應否追財禮入官（即沒收財禮）。但此律條文清楚，再婚，離異是必然之事。
中國法律重情理法 不是無因
當然，法律歸法律，但民間習慣千變萬化。富人嫁娶，按足傳統，三書六禮，排場十足。但窮人如何？清末《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有載，福建龍溪下流社會人行婚，多不憑庚帖婚書，僅由媒人說合，設宴宣告，即為有效（見《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頁739）。可見沒有婚書，當地民風仍視之有效婚姻。是故，中國法律重情、理、法者，不是無因。即使是有家庭之父親，私下有妻更娶，但若家庭大抵和睦，父亡後有財產爭論，大抵族中尊長擺平就可相安無事。但一旦吵上官府，又或如有家族成員覬覦家產，趁其父猝死而唆擺其遺下的子侄興訟爭產，若其父有兩妻，官府就需判定，誰是正室，因律例只承認一夫一妻，有二妻者，其二妻不能為妻。所以，即便習俗上有「準妻」、「副妻」（見《台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頁56），或新界部分人稱為「平妻」，但若有戶婚繼承之事，一到官府，如何判定正室至為關鍵。《台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引述日據時期的《台灣慣習記事第二卷第十二號九四三頁問答》云：「台灣在日據時期，縱有納妾習慣，但正室只有一人，如有正室，即不得重娶正妻。」（頁67）民國大理院有判例云：「有妻更娶者，後娶之妻如已知而仍願與同度，並未經合法離異，即應認其為妾。」（八年上字第1176號）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敗亡，《大清律例》不再合用，所謂正室與妾之爭，說到底都是名分與財產繼承之爭了。
民國有婚姻改革，革除了大部分的繁文縟節，所謂「文明婚姻」，但民間仍存有中國傳統風俗之遺風，例如即使自由戀愛結婚，婚宴仍難減之，男女父母在婚宴上仍繫上「主婚人」之名牌。香港行普通法，雖云在某些案件之特定情况下，涉及婚姻訴訟曾應用中國傳統習俗法律，但英國普通法之輸入，過往逐步排擠了中國傳統習俗及法律，將港人之習俗逐步與普通法相適應，已是定局。按中國傳統法律，父亡，家產分析（或分配）的原則是「諸子均分」，父名下的兒子均分，女兒無份。但在香港，今有《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即女兒亦有繼承權利，確是男女平等及文明發展的進步。不過在中英兩種法制在香港相適應之過程中，究竟是英國普通法排斥，抑或重構或改造香港的中國傳統法律，則有待研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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