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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對於政府大力推動生涯規劃教育，社會意見紛陳。當中質疑聲浪不少，認為此議題根本不值一談，亦有論指，這政策的落實，說穿了其實是政府推卸責任的伎倆而已：把由社會環境和政府政策造成的問題，一一歸咎於個人失敗，即通過把所有社會問題個人化，迴避問題，分攤或推卸責任。這種說法不無道理，有助大眾提高警覺，並且值得加以探討。但我們亦須明白，儘管此質疑無誤，也不代表生涯規劃作為一套社會實踐，便不再值得大家繼續思考、討論。
思考生涯規劃可能性 擴闊主流做法
道理很簡單。以教育為例，法國學者Louis Althusser於1971年著作中認為，教育是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傳遞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以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及後美國學者Samuel Bowles和Herbert Gintis於1976年著作中進一步指出，學校教育的主要功能是為了「再生產」勞資階級關係。然而，這些論述並沒有令巴西教育家Paulo Freire對教育失去信念。他從1970年發表《被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以來，一直探討解放教育的可能性，而且畢生致力把其學說付諸實踐，推動民眾識字教育運動。
所以我看，除了政策動機的分析外，我們也不妨抱着生涯規劃可以充滿不同可能性的信念進行思考。我早前以〈生涯規劃的兩個思考問題〉為題撰文（刊10月24日《明報》），便是以「假如生涯規劃是有意思的，那本質上怎樣一套生涯規劃的理念和實踐會更有意思？」為前設，目的是思考生涯規劃的一些可能性，以擴闊現行主流做法的思維框框以至整套論述架構的建立。
哪怕只影響一孩子 也值得堅持
當然我也聽到不少說法針對這個前設，認為生涯規劃沒大作用，不值得做，因為其「規劃」的可行性甚低：未來生涯千變萬化，難以能夠被一一規劃，那還要生涯規劃幹什麼？不錯，我早前拙文亦確對此存有疑問（註）。然而，我全無否定之意。一個地方的社會秩序、發展，雖然總不能一一被規劃，但我不會因此認為對此作任何規劃管理皆是不需要或徒然的（事實上，許多人或多或少已慣於為人生作某種規劃，哪怕只是一星期的工作計劃或一年後的旅行大計等持續進行中的短期計劃）。
再以教育為例，早於1966年美國著名研究報告書「Coleman Report」已指出，學校教育對學生學習成效影響有限，及後更多研究反覆驗證此論（當然出現不少爭議），發現個人生涯前景更取決於性別、階級背景、種族等結構性因素。那既然學校教育成效不彰，還要它幹什麼了？很明顯，除了讀書考試，學校存在的意義眾多。而且我相信教育工作者都深知現實艱難，卻抱持一種價值取向：教育孩子，哪怕一千個孩子當中只能影響到一個，即使所謂的成效再低，也覺得值得堅持下去。
生涯規劃亦然，在整體實踐上，若以單一標準，肯定有成千上萬不可預測、計劃以外的「失敗」例子。談其功效，除了只看個人有多少計劃可成功達到之外，其他如處事態度、反思能力、價值判斷等方面的成長亦不可忽視。不同成果可點滴積累，或從一小撮人微小行為產生漣漪效應。
不必然局限於規劃人生
事實上，生涯規劃（或有稱為生涯諮商疴移氶A甚或概括稱為生涯教育）所指的內容，不一定是為未來訂下具體計劃，甚至可以不要為未來作好安排。但可能有人會問：缺乏規劃性的「生涯規劃」，還可以是什麼呢？這正是其中可以思考的地方。例如，它的大方向可不可以就簡單的是讓人好好想一下自己的未來人生？未來人生可以包括工作、生活方式、體驗、人際關係和其他什麼東西？我們會不會覺得這樣子對人生路途有多一點點的想法，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具體做法也不必然局限於規劃性。舉例說，當我要作出人生重要決定時，會參考自己對「究竟待我年老時，某某決定會不會讓我後悔？」等的問題。通過這樣的思量過程，讓人在抉擇上要權衡輕重時，能夠想清楚自己人生在何時何種情况有什麼比什麼更重要，什麼是不想錯失的……諸如此類的價值與理性判斷。那生涯規劃可以、應該朝類似的方向進行嗎？這樣做有意思嗎？（可能有人會問這樣做又跟過去的價值教育等做法有何分別，這當然亦相當值得討論）再談下去的話或許就是通過論辯對相關學理論述進行梳理定位，以至於如何建立更有系統的策略架構（哪怕是採取各師各法的模式也好），如何維持其可持續性等等實踐路徑上的問題。
Paulo Freire認為，教育可馴化民眾，亦可解放民眾。生涯規劃已成為目前本港教育系統中的重要一環，大大小小不同計劃、課程、活動正如火如荼地開展，如果一句說它別有用心、沒用，便不多作討論，未免太可惜了。
註： 田方澤先生網誌文章〈「生涯規劃」的幾點思考（上）〉獲多處網媒轉載，承蒙文中引用了我早前拙文相關內容，惟我有一點必須澄清：我拙文幾乎全無引述金樹人教授的演講內容（盡其量金教授確說過「unplanned」一詞），而是我個人的觀點，望各位別對金教授有所誤會
思考生涯規劃可能性 擴闊主流做法
道理很簡單。以教育為例，法國學者Louis Althusser於1971年著作中認為，教育是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傳遞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以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及後美國學者Samuel Bowles和Herbert Gintis於1976年著作中進一步指出，學校教育的主要功能是為了「再生產」勞資階級關係。然而，這些論述並沒有令巴西教育家Paulo Freire對教育失去信念。他從1970年發表《被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以來，一直探討解放教育的可能性，而且畢生致力把其學說付諸實踐，推動民眾識字教育運動。
所以我看，除了政策動機的分析外，我們也不妨抱着生涯規劃可以充滿不同可能性的信念進行思考。我早前以〈生涯規劃的兩個思考問題〉為題撰文（刊10月24日《明報》），便是以「假如生涯規劃是有意思的，那本質上怎樣一套生涯規劃的理念和實踐會更有意思？」為前設，目的是思考生涯規劃的一些可能性，以擴闊現行主流做法的思維框框以至整套論述架構的建立。
哪怕只影響一孩子 也值得堅持
當然我也聽到不少說法針對這個前設，認為生涯規劃沒大作用，不值得做，因為其「規劃」的可行性甚低：未來生涯千變萬化，難以能夠被一一規劃，那還要生涯規劃幹什麼？不錯，我早前拙文亦確對此存有疑問（註）。然而，我全無否定之意。一個地方的社會秩序、發展，雖然總不能一一被規劃，但我不會因此認為對此作任何規劃管理皆是不需要或徒然的（事實上，許多人或多或少已慣於為人生作某種規劃，哪怕只是一星期的工作計劃或一年後的旅行大計等持續進行中的短期計劃）。
再以教育為例，早於1966年美國著名研究報告書「Coleman Report」已指出，學校教育對學生學習成效影響有限，及後更多研究反覆驗證此論（當然出現不少爭議），發現個人生涯前景更取決於性別、階級背景、種族等結構性因素。那既然學校教育成效不彰，還要它幹什麼了？很明顯，除了讀書考試，學校存在的意義眾多。而且我相信教育工作者都深知現實艱難，卻抱持一種價值取向：教育孩子，哪怕一千個孩子當中只能影響到一個，即使所謂的成效再低，也覺得值得堅持下去。
生涯規劃亦然，在整體實踐上，若以單一標準，肯定有成千上萬不可預測、計劃以外的「失敗」例子。談其功效，除了只看個人有多少計劃可成功達到之外，其他如處事態度、反思能力、價值判斷等方面的成長亦不可忽視。不同成果可點滴積累，或從一小撮人微小行為產生漣漪效應。
不必然局限於規劃人生
事實上，生涯規劃（或有稱為生涯諮商疴移氶A甚或概括稱為生涯教育）所指的內容，不一定是為未來訂下具體計劃，甚至可以不要為未來作好安排。但可能有人會問：缺乏規劃性的「生涯規劃」，還可以是什麼呢？這正是其中可以思考的地方。例如，它的大方向可不可以就簡單的是讓人好好想一下自己的未來人生？未來人生可以包括工作、生活方式、體驗、人際關係和其他什麼東西？我們會不會覺得這樣子對人生路途有多一點點的想法，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具體做法也不必然局限於規劃性。舉例說，當我要作出人生重要決定時，會參考自己對「究竟待我年老時，某某決定會不會讓我後悔？」等的問題。通過這樣的思量過程，讓人在抉擇上要權衡輕重時，能夠想清楚自己人生在何時何種情况有什麼比什麼更重要，什麼是不想錯失的……諸如此類的價值與理性判斷。那生涯規劃可以、應該朝類似的方向進行嗎？這樣做有意思嗎？（可能有人會問這樣做又跟過去的價值教育等做法有何分別，這當然亦相當值得討論）再談下去的話或許就是通過論辯對相關學理論述進行梳理定位，以至於如何建立更有系統的策略架構（哪怕是採取各師各法的模式也好），如何維持其可持續性等等實踐路徑上的問題。
Paulo Freire認為，教育可馴化民眾，亦可解放民眾。生涯規劃已成為目前本港教育系統中的重要一環，大大小小不同計劃、課程、活動正如火如荼地開展，如果一句說它別有用心、沒用，便不多作討論，未免太可惜了。
註： 田方澤先生網誌文章〈「生涯規劃」的幾點思考（上）〉獲多處網媒轉載，承蒙文中引用了我早前拙文相關內容，惟我有一點必須澄清：我拙文幾乎全無引述金樹人教授的演講內容（盡其量金教授確說過「unplanned」一詞），而是我個人的觀點，望各位別對金教授有所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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