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九七前的香港是經濟城市，九七後的香港是政治城市。有謂這是香港回歸後經歷的最大轉變。
問題是城市不是股市，怎可以用熊市和牛市一類的二分法來界定？更何况經濟與政治從來密不可分。一個城市奉行什麼經濟制度，往往是政治角力和博弈的結果。所謂經濟制度，說穿了，就是遊戲規則。既是遊戲，必定有贏家和輸家。贏家如何挖空心思捍衛制度，輸家怎樣費盡力氣改變制度，構成政治的實質和基本內容。
自由市場制度正是由政府決策實施
今日香港的泛政治化和內耗不斷，跟整個社會在經濟上呈兩極化（economic polarization）大有關係。香港人的收入與財富嚴重不公平分配，因為市場上出現寡頭壟斷（oligarchy）。那即是說，某些人在市場上擁有過大的權力；而如何分配和運用（或者濫用）權力，是一個政治問題多於經濟問題。
這也是曾任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現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美國政治經濟學家羅拔．萊許（Robert Reich）在新書《拯救資本主義》（Saving Capitalism: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提出的觀點。他的立場很清晰：政府必須介入市場撥亂反正。政府介入市場當然是政治決定，但將自由市場這個概念實踐又何嘗不是？我們今日視自由市場為理所當然，乃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實它是經政府的決策過程加諸於我們身上的一種制度。萊許提醒我們：「政府介入，不是干擾自由市場運作。自由市場根本就由政府一手建立。」（Government doesn't intrude on the free market. It creates the market.）
對那些呼籲政府堅守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死硬派來說，這是當頭棒喝。回歸前，港英政府就是以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為藉口，在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等人的理論掩護下，讓大地產商長期賺取遠高於正常和合理的回報——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稱這種來自缺乏真正競爭的暴利為「super-normal returns」。
崇尚小政府的美國前總統列根說過，市民不要奢望政府幫他們解決問題，因為它本身就是問題所在（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香港的房地產市場的寡頭壟斷就算不是政府一手造成，它也難辭其咎。多年來，政府容許房地產市場以近乎不受管制和法規約束（unregulated）的方式運作，這本身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政治決定。
試比較政府對待地產商與煙草商截然不同的態度。政府對煙草商窮追猛打甚至趕盡殺絕，固然是為了要保障公眾健康；但地產商令香港的經濟泡沫化，香港的產業變成「只懂得玩一種戲法的小馬」（one-trick pony）；更加劇社會分化，令很多香港人「無家可歸」。它損人以自肥的行為，其實與煙草商、軍火製造商，以至快餐連鎖店和軟飲料公司這些盈利豐厚但製造大量社會成本和「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的企業無異。為什麼政府可以讓它「逍遙法外」？
政府與大地產商利益高度重疊
答案可能是因為政府與大地產商的利益重疊多於矛盾。身為全港最大地主，政府成為自己政策的最大受惠者，每年從賣地為庫房帶來天文數字的進帳。由此可見，特區政府非但沒有被地產商挾持，反而地產商在賺取匪夷所思的利潤的同時，亦為特區政府的利益服務。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把握機會牟取利益最大化的地產商，而在於給地產商源源不絕的機會「賺到盡」，而自己同時也賺到盡的香港政府。香港人面對的最大問題不是地產霸權，而是地產治港。
這一點，梁振英大概也心知肚明。由競逐特首開始，解決香港人的住屋問題一直是他政綱的所謂「重中之重」。他心裏明白，歸根究柢，住屋問題是一個要用政治手段解決的政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上任以來，也的確顯示了比曾蔭權更大的政治決心（political will）——他最近斬釘截鐵地拒絕為樓市「減辣」就是一例。問題是現行制度和政策的贏家和得益者要維持現狀的決心也不容低估，就連政府本身也有嚴重的利益矛盾和意見分歧。比方說，財政司長曾俊華是政府內部高地價政策和熾熱樓市的最大受惠者。他是否真正支持有效監管樓市，不無疑問。一場精彩的「battle of wills」早已展開。
林沛理
專欄作家
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留言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