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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兩個月前，突尼斯國內一個名為國家對話平台（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被頒授諾貝爾和平獎，原因是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後，突尼斯四大組織，包括突尼斯工業貿易和手工業聯盟、突尼斯人權陣線、突尼斯總工會、突尼斯律師公會，聯手推動和平政治過渡計劃。由於突尼斯為茉莉花革命第一國，其政治發展備受全球矚目，對於周邊阿拉伯國家的政治會有什麼的啟示，也是當地人關心的問題之一。
我們知道，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宗旨就是想改變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執政時代的長時間獨裁統治，以及解決社會經濟分配不平均的情况。然而本阿里雖然被推翻，至今仍流亡海外，但突尼斯內部政局似仍未解決，矛盾仍是繼續。突尼斯國家對話平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再講，傳統伊斯蘭政治本就有和西方政治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強調協商（shura）政治原則。所謂協商政治，即「由眾人協辦、商量」，但伊斯蘭政治沒提到用什麼的方式去協商，所以現時伊斯蘭世界會按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產生不同形式的協商制度，突尼斯就是選擇了民主選舉。茉莉花革命後，則選擇了組織對話平台去協商解決國家糾紛。
那麼突尼斯國家對話平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對於周邊阿拉伯國家又有什麼的啟示呢？這裏按不同阿拉伯國家的政制去分析。
未必對帝制國有正面影響
首先是推行帝制的阿拉伯國家，例如約旦、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科威特、阿曼、巴林、阿聯酋各酋長國，以及遠在非洲西北的摩洛哥，都是仍推行帝制的國家，只是不同國家使用不同的名號來稱呼國王而已。但在這些奉行帝制的阿拉伯國家之中，以沙特阿拉伯、巴林面對的政治挑戰較大。沙特阿拉伯推行阿拉伯伊斯蘭沙特王室政治意識形態，以伊斯蘭法為國家憲法，以《可蘭經》、聖訓和伊斯蘭學者為法律來源。沙特阿拉伯長期都被批評漠視人權，特別是婦女的基本權利和政治社會地位。復又因勸善戒惡委員會（Hai'a）下的宗教警察（Mutaween）到處監視人民是否遵守伊斯蘭法。近年沙特阿拉伯不斷傳出無理拘捕或處決的新聞，內部又正面對王室危機，沙特阿拉伯第三王朝第三代王子密謀鼓動第二代王子推翻現任國王、王儲及副王儲，他們聯署撰信批評沙特阿拉伯王室腐敗奢華，完全偏離伊斯蘭教義。沙特阿拉伯政權搖搖欲墜。
至於其他行帝制的國家，例如巴林被指不能公平對待遜尼派和什葉派的社會地位，政府親遜尼派，輕什葉派，使兩派對立嚴重。其他阿拉伯國家都同樣面對王室揮霍的指控，以及未能有效正面協助解決和防範伊斯蘭國的威脅。
因此突尼斯國家對話平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未必對這些帝制國家產生正面的影響，反使王室恐懼會再有變數，即人民或會受到茉莉花革命和突尼斯諾貝爾和平獎的啟蒙而向政府要求更多的政治權益，帝制本就是要求人民對國王效忠，但伊斯蘭政治沒有這層思想，他們認為只有真主才可「使用國王」，而這些王室或統治領袖只是真主在地上的代言人。對此，帝制國家君主也就會更擔心突尼斯獲獎會否引起連鎖反應，特別是危及王室地位。
其次是非帝制國家，這些國家分別按照其國內情况和國家領袖對選舉制度的看法而有不同的產生方式。茉莉花革命僅能影響埃及、利比亞、也門，而這三國都正在面臨內部分裂或政局不穩定的危機。埃及自茉莉花革命後，一直處於神權、世俗和軍權三方鬥爭的局面，現時軍方佔優，而埃及內部又面對經濟困難、政治混亂、極端主義威脅等挑戰，之前埃及政府殘忍對待穆斯林兄弟會更惹埃及人民反感。不少埃及人民早對埃及政府失去信心，很難有協商空間。利比亞自卡扎菲死後，雖有短暫時間是相對穩定，因他們組織了新政府，但實際上中央政府權力不足以控制地方，現時伊斯蘭國威脅利比亞，全國也擔心利比亞會成為下一個敘利亞或伊拉克。在這個時勢，救國比組織和平對話更重要。也門都是茉莉花革命下的重要國家，前總統阿里阿都拉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仍流亡海外，至今也門混亂不堪，南北遜尼派什葉派對決、極端主義威脅、地方政府積貧積弱、地方分離運動等問題長期糾纏也門，根本沒有和平對話的空間。
氏族如諸侯 難對話解決分歧
突尼斯的和平對話平台，或僅可在突尼斯適用，因其國小人也少，容易應付；但未必適用於其他阿拉伯國家，因為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氏族政治。阿拉伯世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這些氏族部落散居於不同地方，有的是純遊牧民族，也有的是半遊牧民族，或者城市化的阿拉伯人會選擇定居，但其氏族認同仍然很濃。對他們來說，氏族代表的不僅是他們的個人，而是代表整個家族榮辱及宗教派別，不少國家至今仍然要拉攏部分重要的氏族作為鞏固政權基礎的方法，沙特阿拉伯蘇大里氏族（Sudairi）即為顯赫之王室外戚氏族，在沙特阿拉伯具影響力；即便約旦機師卡沙斯巴（Muath Al-Kasasbeh）事件發生後，國王阿卜杜拉二世也要約見其所屬的氏族領袖，表示政府會為他們氏族子弟討回公道。氏族政治如同阿拉伯世界之地方小型諸侯，要達到突尼斯那樣的和平對話解決政治分歧，是很困難的事。
對話模式 只在政局穩定地方有效
但突尼斯國家對話平台獲諾貝爾和平獎，又不一定完全對周邊阿拉伯國家沒有影響，阿拉伯世界始終未出現過類似歐洲的民主政治覺醒運動，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其所得的諾貝爾和平獎，雖然事實上突尼斯未必真的完全解決到內部的分歧，但已是一個重要象徵。阿拉伯人不是不想以好像突尼斯那樣的方式去解決國內政治分歧，而是現時地緣政治危機不得不使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反恐防恐工作上。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強而有力的領袖，去協助他們鞏固防範極端主義實力，因為他們覺得現時政府在防恐工作上完全未足夠，甚至因為政府有自己的外交盤算而有拖延或迴避之嫌，且阿拉伯國家多仍帶有威權政治色彩，令他們失去安全感。突尼斯的和平對話模式，只在政局表面上比較穩定，較少外部威脅，但內部潛伏着不少危機的地方才能有效，尤其是人民對政府有一定的信任基礎，比如是剛失去李光耀的新加坡，就是很好的試行環境。
作者是國際伊斯蘭政治研究員
我們知道，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宗旨就是想改變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執政時代的長時間獨裁統治，以及解決社會經濟分配不平均的情况。然而本阿里雖然被推翻，至今仍流亡海外，但突尼斯內部政局似仍未解決，矛盾仍是繼續。突尼斯國家對話平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再講，傳統伊斯蘭政治本就有和西方政治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強調協商（shura）政治原則。所謂協商政治，即「由眾人協辦、商量」，但伊斯蘭政治沒提到用什麼的方式去協商，所以現時伊斯蘭世界會按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產生不同形式的協商制度，突尼斯就是選擇了民主選舉。茉莉花革命後，則選擇了組織對話平台去協商解決國家糾紛。
那麼突尼斯國家對話平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對於周邊阿拉伯國家又有什麼的啟示呢？這裏按不同阿拉伯國家的政制去分析。
未必對帝制國有正面影響
首先是推行帝制的阿拉伯國家，例如約旦、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科威特、阿曼、巴林、阿聯酋各酋長國，以及遠在非洲西北的摩洛哥，都是仍推行帝制的國家，只是不同國家使用不同的名號來稱呼國王而已。但在這些奉行帝制的阿拉伯國家之中，以沙特阿拉伯、巴林面對的政治挑戰較大。沙特阿拉伯推行阿拉伯伊斯蘭沙特王室政治意識形態，以伊斯蘭法為國家憲法，以《可蘭經》、聖訓和伊斯蘭學者為法律來源。沙特阿拉伯長期都被批評漠視人權，特別是婦女的基本權利和政治社會地位。復又因勸善戒惡委員會（Hai'a）下的宗教警察（Mutaween）到處監視人民是否遵守伊斯蘭法。近年沙特阿拉伯不斷傳出無理拘捕或處決的新聞，內部又正面對王室危機，沙特阿拉伯第三王朝第三代王子密謀鼓動第二代王子推翻現任國王、王儲及副王儲，他們聯署撰信批評沙特阿拉伯王室腐敗奢華，完全偏離伊斯蘭教義。沙特阿拉伯政權搖搖欲墜。
至於其他行帝制的國家，例如巴林被指不能公平對待遜尼派和什葉派的社會地位，政府親遜尼派，輕什葉派，使兩派對立嚴重。其他阿拉伯國家都同樣面對王室揮霍的指控，以及未能有效正面協助解決和防範伊斯蘭國的威脅。
因此突尼斯國家對話平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未必對這些帝制國家產生正面的影響，反使王室恐懼會再有變數，即人民或會受到茉莉花革命和突尼斯諾貝爾和平獎的啟蒙而向政府要求更多的政治權益，帝制本就是要求人民對國王效忠，但伊斯蘭政治沒有這層思想，他們認為只有真主才可「使用國王」，而這些王室或統治領袖只是真主在地上的代言人。對此，帝制國家君主也就會更擔心突尼斯獲獎會否引起連鎖反應，特別是危及王室地位。
其次是非帝制國家，這些國家分別按照其國內情况和國家領袖對選舉制度的看法而有不同的產生方式。茉莉花革命僅能影響埃及、利比亞、也門，而這三國都正在面臨內部分裂或政局不穩定的危機。埃及自茉莉花革命後，一直處於神權、世俗和軍權三方鬥爭的局面，現時軍方佔優，而埃及內部又面對經濟困難、政治混亂、極端主義威脅等挑戰，之前埃及政府殘忍對待穆斯林兄弟會更惹埃及人民反感。不少埃及人民早對埃及政府失去信心，很難有協商空間。利比亞自卡扎菲死後，雖有短暫時間是相對穩定，因他們組織了新政府，但實際上中央政府權力不足以控制地方，現時伊斯蘭國威脅利比亞，全國也擔心利比亞會成為下一個敘利亞或伊拉克。在這個時勢，救國比組織和平對話更重要。也門都是茉莉花革命下的重要國家，前總統阿里阿都拉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仍流亡海外，至今也門混亂不堪，南北遜尼派什葉派對決、極端主義威脅、地方政府積貧積弱、地方分離運動等問題長期糾纏也門，根本沒有和平對話的空間。
氏族如諸侯 難對話解決分歧
突尼斯的和平對話平台，或僅可在突尼斯適用，因其國小人也少，容易應付；但未必適用於其他阿拉伯國家，因為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氏族政治。阿拉伯世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這些氏族部落散居於不同地方，有的是純遊牧民族，也有的是半遊牧民族，或者城市化的阿拉伯人會選擇定居，但其氏族認同仍然很濃。對他們來說，氏族代表的不僅是他們的個人，而是代表整個家族榮辱及宗教派別，不少國家至今仍然要拉攏部分重要的氏族作為鞏固政權基礎的方法，沙特阿拉伯蘇大里氏族（Sudairi）即為顯赫之王室外戚氏族，在沙特阿拉伯具影響力；即便約旦機師卡沙斯巴（Muath Al-Kasasbeh）事件發生後，國王阿卜杜拉二世也要約見其所屬的氏族領袖，表示政府會為他們氏族子弟討回公道。氏族政治如同阿拉伯世界之地方小型諸侯，要達到突尼斯那樣的和平對話解決政治分歧，是很困難的事。
對話模式 只在政局穩定地方有效
但突尼斯國家對話平台獲諾貝爾和平獎，又不一定完全對周邊阿拉伯國家沒有影響，阿拉伯世界始終未出現過類似歐洲的民主政治覺醒運動，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其所得的諾貝爾和平獎，雖然事實上突尼斯未必真的完全解決到內部的分歧，但已是一個重要象徵。阿拉伯人不是不想以好像突尼斯那樣的方式去解決國內政治分歧，而是現時地緣政治危機不得不使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反恐防恐工作上。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強而有力的領袖，去協助他們鞏固防範極端主義實力，因為他們覺得現時政府在防恐工作上完全未足夠，甚至因為政府有自己的外交盤算而有拖延或迴避之嫌，且阿拉伯國家多仍帶有威權政治色彩，令他們失去安全感。突尼斯的和平對話模式，只在政局表面上比較穩定，較少外部威脅，但內部潛伏着不少危機的地方才能有效，尤其是人民對政府有一定的信任基礎，比如是剛失去李光耀的新加坡，就是很好的試行環境。
作者是國際伊斯蘭政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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