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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儘管中國在國際交往中毫不吝嗇地「撒銀子」，但在關涉自身核心利益的南海問題上，卻沒一個國家對其南海主張表達支持。該現象不由得令筆者回想起李先念的女兒李小林幾年前所生發的一次感慨。作為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李小林說：中國的「朋友遍天下」，但目前在國際會議中，一些「老朋友」不再像以前那樣給中國鼓掌，甚至提出一些尖銳問題，比如西藏問題、人權問題等。
在綜合實力大幅提升的背景下為何卻反呈「孤鳥」情狀呢？緣由當然很複雜。其中既有國際社會針對中國發展而對中國提出更高要求的講究，也就是盡到「大國責任」；同時也存在美國對可能挑戰其主導地位的全球第二大國實施阻遏的擾亂因素。然而，不論是何緣由，當自己諸多表達和努力已不再被接受的情境下，是否也應自我反省呢？總自我感覺良好是難塑自身形象的。李小林引用墨西哥前總統埃切維里亞的一段話非常切中要點。埃切維里亞說：「是我們『抬轎子』把你們『抬』進聯合國的。現在不能光講錢，也要講情義！」
不再為中國鼓掌有緣由
墨西哥作為中國「老朋友」，卻是最後一個為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簽字的國家。坦白講，如果考慮到西方國家有關「中國的發展是『掠奪性』的發展」的觀點已然得到很多發展中國家認同的現實，其之於未來的中國形象將愈發負面。
需要強調，有關「中國的發展是『掠奪性』發展」的觀點並不公正。不論是毛澤東時代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無私幫助，還是近些年所採行的免除最貧困國家債務和對其提供零關稅保護，均顯示了中國的慷慨，怎麼可給中國附上「掠奪」的頭銜呢？但問題是，為何毛時代的中國可以被很多國家用「轎子」抬進聯合國而今朝卻不能給中國南海主張作出任何呼應呢？這其中除外力擾亂外，或許也存在很多累積良久的自身問題。
作為國家形象的外交工作，也是國家大政方針的組成部分。更具體點說，一切外交工作都是為全局利益服務的。假使要關注中國形象如何被世界認知，就必須從國內問題說起。國內問題雖也繁雜，但如撇開細枝末節而直接探究癥結的本源，所有弊端也就一目了然。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將所有國家所一致遵循的國家發展原則從往昔的「政治經濟」而改成「經濟社會」，乃是一切病灶的源頭。從某種程度上說，所謂「向錢看」，早已成優先方向。
當國家的大政方針盡力規避政治而全力熱中經濟，其結果就是經濟改善而信仰丟失。由於30多年以來總是強調經濟優先，不僅各地方政府始終在GDP領先與否的問題上展開角逐，甚至在男女戀愛的問題上也以是否有寶馬車和別墅來作為可否結合的標準。問題的根本弊端並不限定在經濟優先的層面，而更在於對經濟的追尋方面。孫子有「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的治軍原則，劉伯承也有「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作戰理念。但當軍事學術作用於經濟建設和日常生活時，其破壞性則是難以估量的。
重拾「政治經濟」是關鍵
正因為中國為經濟而鼓勵各種行為，因此，不僅假冒偽劣產品層出不窮，而且社會思潮也以潛規則的方式而遍及各個層面。不論是就醫、就學、就業，還是為了仕途和創業，抑或是各種期待，其不斷呈現的各種有違原則的做法早已引發民怨。試想，在這種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外交官，又怎能不將此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中國行為推廣至海外？
當一個國家只想到「錢」而徹底遺棄基本思想，不論是家國情懷，還是人生追求，抑或是道義標準，實際上都會自行失卻。只要感受下中國精英不再熱愛自己祖國而奔赴他國的行為選擇日益風行之際，其他國家同樣介入到指摘中國的行列，又有什麼好費解呢？可以說，將國家的大政方針從過往的「經濟社會」而重新恢復到各國所共同遵循的「政治經濟」方面，其影響不僅有助國內精神的重建，而且也可以改變世界對中國的認識。
作者是資深評論員
在綜合實力大幅提升的背景下為何卻反呈「孤鳥」情狀呢？緣由當然很複雜。其中既有國際社會針對中國發展而對中國提出更高要求的講究，也就是盡到「大國責任」；同時也存在美國對可能挑戰其主導地位的全球第二大國實施阻遏的擾亂因素。然而，不論是何緣由，當自己諸多表達和努力已不再被接受的情境下，是否也應自我反省呢？總自我感覺良好是難塑自身形象的。李小林引用墨西哥前總統埃切維里亞的一段話非常切中要點。埃切維里亞說：「是我們『抬轎子』把你們『抬』進聯合國的。現在不能光講錢，也要講情義！」
不再為中國鼓掌有緣由
墨西哥作為中國「老朋友」，卻是最後一個為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簽字的國家。坦白講，如果考慮到西方國家有關「中國的發展是『掠奪性』的發展」的觀點已然得到很多發展中國家認同的現實，其之於未來的中國形象將愈發負面。
需要強調，有關「中國的發展是『掠奪性』發展」的觀點並不公正。不論是毛澤東時代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無私幫助，還是近些年所採行的免除最貧困國家債務和對其提供零關稅保護，均顯示了中國的慷慨，怎麼可給中國附上「掠奪」的頭銜呢？但問題是，為何毛時代的中國可以被很多國家用「轎子」抬進聯合國而今朝卻不能給中國南海主張作出任何呼應呢？這其中除外力擾亂外，或許也存在很多累積良久的自身問題。
作為國家形象的外交工作，也是國家大政方針的組成部分。更具體點說，一切外交工作都是為全局利益服務的。假使要關注中國形象如何被世界認知，就必須從國內問題說起。國內問題雖也繁雜，但如撇開細枝末節而直接探究癥結的本源，所有弊端也就一目了然。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將所有國家所一致遵循的國家發展原則從往昔的「政治經濟」而改成「經濟社會」，乃是一切病灶的源頭。從某種程度上說，所謂「向錢看」，早已成優先方向。
當國家的大政方針盡力規避政治而全力熱中經濟，其結果就是經濟改善而信仰丟失。由於30多年以來總是強調經濟優先，不僅各地方政府始終在GDP領先與否的問題上展開角逐，甚至在男女戀愛的問題上也以是否有寶馬車和別墅來作為可否結合的標準。問題的根本弊端並不限定在經濟優先的層面，而更在於對經濟的追尋方面。孫子有「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的治軍原則，劉伯承也有「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作戰理念。但當軍事學術作用於經濟建設和日常生活時，其破壞性則是難以估量的。
重拾「政治經濟」是關鍵
正因為中國為經濟而鼓勵各種行為，因此，不僅假冒偽劣產品層出不窮，而且社會思潮也以潛規則的方式而遍及各個層面。不論是就醫、就學、就業，還是為了仕途和創業，抑或是各種期待，其不斷呈現的各種有違原則的做法早已引發民怨。試想，在這種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外交官，又怎能不將此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中國行為推廣至海外？
當一個國家只想到「錢」而徹底遺棄基本思想，不論是家國情懷，還是人生追求，抑或是道義標準，實際上都會自行失卻。只要感受下中國精英不再熱愛自己祖國而奔赴他國的行為選擇日益風行之際，其他國家同樣介入到指摘中國的行列，又有什麼好費解呢？可以說，將國家的大政方針從過往的「經濟社會」而重新恢復到各國所共同遵循的「政治經濟」方面，其影響不僅有助國內精神的重建，而且也可以改變世界對中國的認識。
作者是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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