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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新一年到來，正是回首埋門盤點的時刻。上年區議會選舉是承接雨傘運動的首場全港大型選舉，在高投票率下，親北京陣營和泛民均互有進退，勢成平局，一方面泛民主派止住以往多屆議席數目的跌勢，取得若干進帳；但同時親北京陣營也取得相當數量泛民主派老將的議席，根除最具經驗的區會戰將。而最為矚目之處，莫過於一系列「傘兵」以及新興團體在區選中突圍成功，傘後團體的崛起成為下一年政局的指標。
新面孔
無疑，傘後團體的冒起代表着新面孔出現，對比既有的政治人物和勢力，無疑形象上相較煥然一新。面對下年度作為立法會選舉前哨戰的新界東補選，已經有除了泛民政黨以外的團體多番口頭表示有興趣競逐議席，不論成事與否，新興團體參與競逐，向支持民主的選民提供其他選擇，都將在口碑或觀感上有助對新界東補選的部署。
雖然新舊對比往往令人期待改變，但回顧往年區選，傘後組織或人士參選，有的在政治主張上提倡本土而與泛民區分，有的為策略上不欲建制派自動當選而義憤「挑機」，有的則主打社區深耕理念，從中可見「傘後」、「新」其實是很多面向拼砌而成的描述或形象。那麼，既然民主的支持者期待今年的選舉是有別既往的突破，期待今年選舉是替舊換新的開始，新的組織參與選舉是否能夠強化「新在何處」，為社會帶來觀念上的轉變？定抑或取得市民的信心，以新形象去作出新嘗試，方向上卻沒有什麼不同？
新方向？
當然，這不僅是這些團體要面對的問題，泛民主派同樣要面對。儘管選民往往有投票既定取向，但也無可避免受到近年求變的趨勢所影響，不單單要訴諸過往既定的支持，同時要面對本土意識和確立清晰明確的大陸政策，特別是正常的本土意識或訴求會因為得不到既有政治勢力的回應，而偏向極端化；同時，自2014年北京對香港的民主自治訴求徹底落閘以後，香港的政治力量都需要展現對北京果斷堅決的態度，鞏固民心。
這也不單單是政治議題上的轉變，泛民主派也好，新團體也好，同樣需要在民生經濟議題上與政府競逐。政府過往一年來，提出重新聚焦於民生經濟議題，但所謂聚焦只是與工商界和建制派彼此「搓波」，政策拖泥帶水，問題懸而不決，最後連消帶打攻擊爭取民主是「搞亂香港」，在梁振英敵我矛盾的施政下，對立更為明顯。那麼，爭取訴求、改善民生的諫官模式，究竟是否能夠延續？當政府自恃為帶領社會唯一的司機，利用「無咗我唔得」的消極依賴心態，民生經濟議題上反擊，能否成為不論泛民或傘後組織提出社會改革藍圖的契機？
未來一年 準備未來10年
無可避免，上述政治路線的改變，以及民生經濟路向的強化，其實都是對抗宿命的準備——對抗被北京全面接管和滲透，對抗社會的運作和生活方式倒退的宿命，與香港人一同開拓不認命的可能性。而放回2047年「二次前途」問題的時間點，其實到了2020年代中後期，我們已經需要和北京談判2047年往後的路向，而這正是關乎整整幾代香港人今後的未來；由2016年的時間點起計的10年，正正是民主、經濟、民生、自治都需要寸土必爭，為「二次前途」談判做好準備的階段。
2016，不單是選舉年；議席更替，新舊換位，只是過眼雲煙；更重要是新一年將為契機，帶動下一個新的10年，再連帶面對「二次前途」，才是對香港市民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或許社會短期難以深化這樣重要的議題，但能夠藉此開風氣之先，才是比替換新面孔新人物更重要的交替。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新面孔
無疑，傘後團體的冒起代表着新面孔出現，對比既有的政治人物和勢力，無疑形象上相較煥然一新。面對下年度作為立法會選舉前哨戰的新界東補選，已經有除了泛民政黨以外的團體多番口頭表示有興趣競逐議席，不論成事與否，新興團體參與競逐，向支持民主的選民提供其他選擇，都將在口碑或觀感上有助對新界東補選的部署。
雖然新舊對比往往令人期待改變，但回顧往年區選，傘後組織或人士參選，有的在政治主張上提倡本土而與泛民區分，有的為策略上不欲建制派自動當選而義憤「挑機」，有的則主打社區深耕理念，從中可見「傘後」、「新」其實是很多面向拼砌而成的描述或形象。那麼，既然民主的支持者期待今年的選舉是有別既往的突破，期待今年選舉是替舊換新的開始，新的組織參與選舉是否能夠強化「新在何處」，為社會帶來觀念上的轉變？定抑或取得市民的信心，以新形象去作出新嘗試，方向上卻沒有什麼不同？
新方向？
當然，這不僅是這些團體要面對的問題，泛民主派同樣要面對。儘管選民往往有投票既定取向，但也無可避免受到近年求變的趨勢所影響，不單單要訴諸過往既定的支持，同時要面對本土意識和確立清晰明確的大陸政策，特別是正常的本土意識或訴求會因為得不到既有政治勢力的回應，而偏向極端化；同時，自2014年北京對香港的民主自治訴求徹底落閘以後，香港的政治力量都需要展現對北京果斷堅決的態度，鞏固民心。
這也不單單是政治議題上的轉變，泛民主派也好，新團體也好，同樣需要在民生經濟議題上與政府競逐。政府過往一年來，提出重新聚焦於民生經濟議題，但所謂聚焦只是與工商界和建制派彼此「搓波」，政策拖泥帶水，問題懸而不決，最後連消帶打攻擊爭取民主是「搞亂香港」，在梁振英敵我矛盾的施政下，對立更為明顯。那麼，爭取訴求、改善民生的諫官模式，究竟是否能夠延續？當政府自恃為帶領社會唯一的司機，利用「無咗我唔得」的消極依賴心態，民生經濟議題上反擊，能否成為不論泛民或傘後組織提出社會改革藍圖的契機？
未來一年 準備未來10年
無可避免，上述政治路線的改變，以及民生經濟路向的強化，其實都是對抗宿命的準備——對抗被北京全面接管和滲透，對抗社會的運作和生活方式倒退的宿命，與香港人一同開拓不認命的可能性。而放回2047年「二次前途」問題的時間點，其實到了2020年代中後期，我們已經需要和北京談判2047年往後的路向，而這正是關乎整整幾代香港人今後的未來；由2016年的時間點起計的10年，正正是民主、經濟、民生、自治都需要寸土必爭，為「二次前途」談判做好準備的階段。
2016，不單是選舉年；議席更替，新舊換位，只是過眼雲煙；更重要是新一年將為契機，帶動下一個新的10年，再連帶面對「二次前途」，才是對香港市民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或許社會短期難以深化這樣重要的議題，但能夠藉此開風氣之先，才是比替換新面孔新人物更重要的交替。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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