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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早前，香港區議會選舉曲終人散，「傘兵」表現成為選舉的聚焦點。一水之隔的澳門，《基本法》雖賦予了特區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的權利，但回歸16年來，澳門特區政府一直未設立相關機構。對於條文是否落實、如何落實則一直在政治議程上缺席。直至2015年施政報告，特首崔世安才表明研究設立，並於2015年11月公布的2016年施政報告中，明確表示籌設市政機構。至此，坊間對市政機構的組成、定位、功能有各樣的猜測。
市政機構的前世今生
澳門基本法針對市政機構的設立，主要體現在基本法第95條及第96條，分別載明「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並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諮詢意見」及「市政機構的職權和組成由法律規定」。這兩條條文與香港基本法針對區域組織的設置（見香港基本法第97條、第98條）相似。回歸以前，澳門設有兩個市政機構，分別為澳門市政廳和海島市政廳，內並設含有民選成分的市政議會。回歸後，兩廳的大部分市政功能，包括文康、街市、渠務等由政府體系內的民政總署承擔。然而，具民選成分的市政議會，並沒有隨之保留。
回歸以後特區政府沒有設立市政機構，一直被部分學者認為，使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產生缺陷，因而一直要求恢復設立，以滿足基本法附件一中，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有市政機構成員代表參與組成的要求，彌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制度缺陷。
行政長官在第四屆特區政府開始之初，提出重設市政機構，正合時宜。第一，若籌組過程順利，可於2019年澳門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前，填補過往因市政機構的缺失而造成選舉制度上的缺陷，讓選舉委員會內包含新成立市政機構的代表。第二，其設立亦有利於基本法在澳門的準確落實。2009年澳門立法會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法》，落實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工作。相反，基本法第95條、第96條長久以來未能落實，特區政府有責任依法履行責任。推動市政機構的設立可視為基本法在澳門本地進一步實踐，對完善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有重要意義。
第三，配合澳門特區政府對名目繁多的諮詢委員會的改革步閥。2016年施政報告提到，政府將穩步推進各個範疇諮詢組織的重組或整合，拓寬居民參與公共政策制訂的渠道。至此，回歸已經16年，昔日的政治明星逐漸踏入退休之齡，各政治力量新一代政治人才的接班問題已浮出水面。然而，澳門政治舞台有限，恰恰正是政治人才培養面臨的死結。恢復設立市政機構，無疑為政治人才，尤其對培養青年政治人才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試煉台。
青年人才試煉台
澳門地方細小，人口有限，特區只設立一級行政層級，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亦沒有如香港一樣，各區均設立具諮詢性質的區域組織。長久以來，澳門社會的議政論政的空間有限，許多與地區相關的民生性事務亦要在特區立法會討論，議員在議事殿堂除要處理各項法律制訂外，亦須關注各大小地區性事務，議政效率一直未能提高。因此，按澳門的實際情况出發，市政機構的重設，無疑增添了地區議事平台，讓地區性的民生事務回歸地方處理，從而提升立法會議事效率。
青年政治人才的培養並非是口號式的議題，充足的平台與機會對政治人才培養至關重要。議事平台的不足，間接對培養澳門青年政治人才造成阻礙。眾所周知，各式各樣的社團是澳門政治的主要載體，社團在培養政治人才上發揮了無可比擬的作用。但是，社團並沒有足夠的發揮平台，讓培養的第二梯隊展現才能。有別於香港，區議會被視為是青年梯隊向上流動的踏腳石，梯隊可透過在區議會的歷練，做好地區工作，鞏固地區基層選民的支持，並由地區事務出發，廣泛參政議政，從而向上流動，成為一線政治新星。
姑勿論未來市政機構的架構、功能與組成方式，根據基本法第95條要求，市政機構必然包括「非政權性」、「諮詢性」與「服務性」三大特質。同時，亦可預見現有的諮詢委員會，尤其是2008年成立的3個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及立法會中所討論的各項地區性民生事務議題，會與未來的市政機構整合，相關的議題亦將撥歸市政機構展開討論。新增一層的議事平台，能讓社團培育出來的政治人才，有更多的發揮空間，其政治理念與個人思想亦能得以展現。
市政機構無疑為青年政治人才提供了更多機會。增加一層諮詢層級，會間接鼓勵社團和市政機構設立地區助理等崗位，給予有意參政、服務社會的青年人一個實踐的機會。而且市政機構可以培育青年政治人才也非紙上談兵，在澳門是有迹可尋的。例如現任立法會直選議員區錦新，在回歸前任市政議會成員，並於回歸後成功躍升至立法會議事堂。
預料中央對市政機構選舉設限
今天，提出重設市政機構，無疑引起了部分建制派人士的擔憂，擔心市政機構為反對派提供又一發聲的平台，對澳門回歸以來的政治穩定帶來挑戰，更懼怕把香港政治文化的特質帶入小城。對此，筆者認為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但反過來說，議事平台的增加亦同樣為建制派帶來機遇。回歸以後的各屆立法會選舉，屬建制派的傳統社團得票一直下滑，建制派亦需要增設平台，為民發聲，爭取選票。「12•3」事件以後，傳統社團深耕社區，在社區構建的網絡優勢是民主派無可比擬的。對建制力量而言，其除可鞏固自身鐵票之餘，亦能開拓嶄新票源，並為政治明星的更新換代作好準備。
現時社會各界對於市政機構的功能界定、權限設置、機構組成、民選成分都有廣泛而具建設性的討論。不過，可預料的是，中央與特區政府將會對市政機構的選舉元素設置一定限制，規限其作用僅在於提供具諮詢性質的意見。考慮到澳門當下的情况與基本法的明文規定，我們固然無法將澳葡時期的市議會經驗照搬至現在，但是，單從政治人才的培養方向而言，其設立值得各界期待。
作者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成員、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生
市政機構的前世今生
澳門基本法針對市政機構的設立，主要體現在基本法第95條及第96條，分別載明「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並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諮詢意見」及「市政機構的職權和組成由法律規定」。這兩條條文與香港基本法針對區域組織的設置（見香港基本法第97條、第98條）相似。回歸以前，澳門設有兩個市政機構，分別為澳門市政廳和海島市政廳，內並設含有民選成分的市政議會。回歸後，兩廳的大部分市政功能，包括文康、街市、渠務等由政府體系內的民政總署承擔。然而，具民選成分的市政議會，並沒有隨之保留。
回歸以後特區政府沒有設立市政機構，一直被部分學者認為，使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產生缺陷，因而一直要求恢復設立，以滿足基本法附件一中，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有市政機構成員代表參與組成的要求，彌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制度缺陷。
行政長官在第四屆特區政府開始之初，提出重設市政機構，正合時宜。第一，若籌組過程順利，可於2019年澳門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前，填補過往因市政機構的缺失而造成選舉制度上的缺陷，讓選舉委員會內包含新成立市政機構的代表。第二，其設立亦有利於基本法在澳門的準確落實。2009年澳門立法會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法》，落實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工作。相反，基本法第95條、第96條長久以來未能落實，特區政府有責任依法履行責任。推動市政機構的設立可視為基本法在澳門本地進一步實踐，對完善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有重要意義。
第三，配合澳門特區政府對名目繁多的諮詢委員會的改革步閥。2016年施政報告提到，政府將穩步推進各個範疇諮詢組織的重組或整合，拓寬居民參與公共政策制訂的渠道。至此，回歸已經16年，昔日的政治明星逐漸踏入退休之齡，各政治力量新一代政治人才的接班問題已浮出水面。然而，澳門政治舞台有限，恰恰正是政治人才培養面臨的死結。恢復設立市政機構，無疑為政治人才，尤其對培養青年政治人才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試煉台。
青年人才試煉台
澳門地方細小，人口有限，特區只設立一級行政層級，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亦沒有如香港一樣，各區均設立具諮詢性質的區域組織。長久以來，澳門社會的議政論政的空間有限，許多與地區相關的民生性事務亦要在特區立法會討論，議員在議事殿堂除要處理各項法律制訂外，亦須關注各大小地區性事務，議政效率一直未能提高。因此，按澳門的實際情况出發，市政機構的重設，無疑增添了地區議事平台，讓地區性的民生事務回歸地方處理，從而提升立法會議事效率。
青年政治人才的培養並非是口號式的議題，充足的平台與機會對政治人才培養至關重要。議事平台的不足，間接對培養澳門青年政治人才造成阻礙。眾所周知，各式各樣的社團是澳門政治的主要載體，社團在培養政治人才上發揮了無可比擬的作用。但是，社團並沒有足夠的發揮平台，讓培養的第二梯隊展現才能。有別於香港，區議會被視為是青年梯隊向上流動的踏腳石，梯隊可透過在區議會的歷練，做好地區工作，鞏固地區基層選民的支持，並由地區事務出發，廣泛參政議政，從而向上流動，成為一線政治新星。
姑勿論未來市政機構的架構、功能與組成方式，根據基本法第95條要求，市政機構必然包括「非政權性」、「諮詢性」與「服務性」三大特質。同時，亦可預見現有的諮詢委員會，尤其是2008年成立的3個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及立法會中所討論的各項地區性民生事務議題，會與未來的市政機構整合，相關的議題亦將撥歸市政機構展開討論。新增一層的議事平台，能讓社團培育出來的政治人才，有更多的發揮空間，其政治理念與個人思想亦能得以展現。
市政機構無疑為青年政治人才提供了更多機會。增加一層諮詢層級，會間接鼓勵社團和市政機構設立地區助理等崗位，給予有意參政、服務社會的青年人一個實踐的機會。而且市政機構可以培育青年政治人才也非紙上談兵，在澳門是有迹可尋的。例如現任立法會直選議員區錦新，在回歸前任市政議會成員，並於回歸後成功躍升至立法會議事堂。
預料中央對市政機構選舉設限
今天，提出重設市政機構，無疑引起了部分建制派人士的擔憂，擔心市政機構為反對派提供又一發聲的平台，對澳門回歸以來的政治穩定帶來挑戰，更懼怕把香港政治文化的特質帶入小城。對此，筆者認為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但反過來說，議事平台的增加亦同樣為建制派帶來機遇。回歸以後的各屆立法會選舉，屬建制派的傳統社團得票一直下滑，建制派亦需要增設平台，為民發聲，爭取選票。「12•3」事件以後，傳統社團深耕社區，在社區構建的網絡優勢是民主派無可比擬的。對建制力量而言，其除可鞏固自身鐵票之餘，亦能開拓嶄新票源，並為政治明星的更新換代作好準備。
現時社會各界對於市政機構的功能界定、權限設置、機構組成、民選成分都有廣泛而具建設性的討論。不過，可預料的是，中央與特區政府將會對市政機構的選舉元素設置一定限制，規限其作用僅在於提供具諮詢性質的意見。考慮到澳門當下的情况與基本法的明文規定，我們固然無法將澳葡時期的市議會經驗照搬至現在，但是，單從政治人才的培養方向而言，其設立值得各界期待。
作者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成員、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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