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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大台劇集出街後，有一天，林寶鎮給朱一心發短信：「喂你有無睇《城寨英雄》啊？不過入面好似有一點不對……」
所謂不對，是指劇裏頭賣兩塊錢的那一雙鞋，不應如劇中所講般名貴，「後尾我見有一幕簽生死狀時，上面寫着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二年兩蚊一對鞋應該不是太貴啊，我師父五十年代入行，那時一般收入應該有百多元吧」。
說時眉飛色舞，又滿懷眷戀。
林寶鎮是郵差，由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間，和師父雷文生二人包辦起整個九龍城寨區的信件郵包，去年朱一心翻譯《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一書時，嘗試為當年的英文版增長補短，希望找回九四年初版時曾經訪問過的城寨郵差雷文生，結果老郵差找不着，卻輾轉間聯絡到老郵差的唯一入室弟子——林寶鎮。
初入城寨 郵差也頭暈
「嚴格來說我是城寨最後一個郵差。」
那年十八歲，林寶鎮剛入行，性格調皮跳脫，老闆們看中他腦筋靈活，於是選中了他到城寨跟師父學師。七八十年代間，城寨過度發展，僭建的閣樓平台相互交疊，愈堆愈高，終成了拆遷前那個肥腫難分的史前石屎巨獸模樣。林寶鎮初入城寨，環顧四周時也感到一陣暈眩，「因為門牌號碼之間沒有規則，隨時一號跳到九號，下一個又變回二號，跳來跳去 」。門牌不規則有兩個原因，有些因為起屋先後次序全無章法可言，有些則是因為純粹喜歡某個特定號碼。「比如我覺得28是luck number，同一條街便會出現很多28號。」那怎生是好？「不過那個年代，最惡就是公務員，我們是郵差， 你想收信咩？咁你明啦﹗哈哈哈。」林寶鎮笑得招積，「我畀個28A你囉，你要不要，否則你收不到信喇」。
難道ABC座的緣起由此而來？也不知孰真孰假，但假如將此習慣對比起地圖上的門牌規律，似乎隱約有迹可尋，但見豎立東頭村道24號上的聯興樓，沿着城寨一路如癌症失控般蔓延，一期、二期、三期……一路延伸開去，直到城寨中心位置不見天日的那一幢聯興八期，門牌號碼卻始終寫着東頭村道24號，林寶鎮解釋：「因為在外邊來說，它叫做東頭村道24號，而不是大井街幾多幾多巷，馨香一點，也比較值錢一點，比如成興二期，是31B來的，但你看他們和東頭村道的距離多遠﹗」
沒有電梯 天台自製派信捷徑
阿寶自言天分高，所有徒弟去學，起碼花兩個月才上手的城寨，他用了兩個多星期對城寨的九曲十三彎摸出個所以然，但真正叫他頭痛的，卻是必須挨家挨戶叩門的掛號信。「成個城寨得兩座樓有升降機，一座是10A號合益樓，另一座就是22號合興樓；後尾我同師父覺得很累，就發現了利用天台，就走上合興或合益樓，看手頭上掛號信地址，﹃執』靚條路線，就在天台之間上來落去。」
穿梭天台派信？記者腦中出現關禮傑「叱」一聲玩命跳過大廈之間的經典一幕，但當年城寨居民卻只道是尋常。原來城寨的建築物是一座挨着一座，不同樓宇的天台樓層高低通常只在兩至三層之間，一把把架在兩層樓之間的梯子便成了阿寶和師父的表演舞台，自此二人在天台間高飛低竄，「飛天郵差」之名不脛而走。有一遭，阿寶穿過破窗往另一幢大廈的天台，給兩個便衣警察以為他是小偷並抓個正着，兩名警察得悉原委後忍不住讚道：「你派信都派得幾有型﹗」
咦，不是三不管嗎？哪來的便衣警察？原來那是坊間以訛傳訛的謬誤，七八十年代，隨着大量人口移民香港，寨城內人口急速飈升，由起初的萬多人變成後來的三萬多人，良民的進駐大大中和了不法之徒的比例，加上自從廉政公署成立後，執法人員受賄包容非法勾當大大收斂，是以阿寶行走城寨的七八十年代已是另一番光景。「如果真是三不管，就不會有郵差派信啦﹗」
貧窮城寨 人情味濃
飛天郵差為居民派送家書，城寨街坊則回贈溫情。「有很多戶派到熟絡時，便索性交換電話，有時候派信之前，先打上去，看有沒有人，大家老友的，便十二層樓一人一走一半，中間交收。」那個年代，七十二家房客，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城寨盡然貧窮，卻不乏人情味。有一回城寨停電，一位母親帶着一對小兄妹不敢摸黑上樓，阿寶便陪他們一級級拾路回家。後來兩兄妹長大，搬出城寨，一個當了社工，一個做銀行。「有一天，我在郵局收到一個包裹，裏面有一個郵差公仔，留着兩撇鬍鬚，和我一模一樣，我的女兒見到大叫：『那是美國的郵差阿寶﹗』」郵差阿寶，便是林鎮寶，再看包裹下款，暖暖的一行細字：城寨十二樓的兄妹。
飛天郵差送信路線
（1）龍津道 送信入口
每朝早阿寶和師父孭着一大袋信，由龍崗道的郵局出發，在西頭村的僭建鐵皮屋之間東竄西跑一輪之後來到龍津道，於中間位置進入城寨。
龍津道前身是城寨南邊城基遺址所在，後來城牆遭拆去，城內居民在原來城基兩邊建屋，才慢慢形成一條街道，五六十年代期間，街上的黃賭毒事業其門如市，經營者為求好意頭，仿效城內的另一條「龍津路」取名「龍津」，貪其「聚龍通津」之意。
「我記得那時候有間華聲戲院，入面跳艷舞的；那個年代更加亂啦，加埋外邊個西頭村，聽說有前輩同事走進去也會迷路，郵差喎，結果要給道友五毫子帶他們出來」。到後來阿寶出道的七十年代，不法事業早已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間間門面光觧的牙醫診所︰「什麼鋪頭都有，牙醫也有，其實當時周圍也是牙醫，只不過東頭村道那邊生意比較好一點，所以你們才叫它『牙醫街』罷了。」
（2）龍津路 城寨心臟
進入城寨後，第一站是龍津路。「我們通常首先將信放在16號地下的米舖，因為貪那邊比較乾淨。」除了是郵差一天派信工作的起點，龍津路也是城寨的心臟地帶，屬於城寨之中最古老的街道。古時的城郭建築，於選址時都會找來堪輿術師看風水，以龍氣最旺的方位開城門，以收聚龍藏氣之效，城門和城門之間的津樑，合稱「聚龍通津」，故將這條由城門津樑直通心臟地帶的街路，命名為「龍津路」。
沿龍津路西行，仍然可見昔日為「九龍巡檢司衙門」的老人院和龍津義學大樓等地標，其中老人院是在一九九三年政府清拆城寨時唯一保留的建築，但來到阿寶的年代，附近已主要是食品加工工場，衛生情况惡劣，曾見過魚蛋工場員工撿回滾過腳邊的魚蛋。
（3）龍城路 流鶯之地
派完龍津路，來到城寨的最東面的龍城路，是昔日城寨東面城門口的所在地，外人從東門入城，沿城牆往北行，走的就是這條路，是以居民視之為城寨的代表街道，命名為「龍城」。可是阿寶的記憶之中，守着城寨入口的卻通常是三數流鶯野燕，「可能因為近東正道，外邊東頭村那些恩客，可以直接走進來，不用穿過複雜的城寨，所以比較多妓女」。
（4）光明街 道友「充電站」
沿龍城路上，盡頭處左轉折回城寨，便是城寨聞名的「光明街」。但光明街不光明，入夜後，這裏是吸毒者的聚集地，街道兩邊都是賣白粉的鐵皮寮屋，道友或就地，或揭開布幔走進攤檔內開壇。由於滿街都是點燃的蠟燭，為道友引路，久而久之人們叫這裏做光明街。但道友之間愛叫他「電台」，每日定時定候到這裏回魂上電，做個短命神仙。
後來鐵皮屋拆去，改建為多幢以「光」或「明」字命名的高樓，街上也少見了就地「追龍」的光景，但仍然可見道友身影，阿寶憶述：「只不過不會周街食，但你一看就知道他是道友。」光明街回復光明，只因黑暗收攏到更陰暗的角落。
（5）老人街、東頭村道 城寨市肺
於光明街南端盡頭回到龍津路，折返米舖執齊信件，阿寶與師父再度上路，這次是取旁邊的老人街北上，一路上光猛明亮。老人街就如「市肺」，是城寨中唯一不被高樓覆蓋，可以看到陽光的地方，從半空中鳥瞰，便如一個凹陷下去的鬧市盆地，給四周的高樓團團圍起成一個「口」字模樣。穿越老人街來到城寨北面的東頭村道，便是外人口中的「牙醫街」，阿寶會停低休息，除了和牙醫們打牙骱，還會順道醫肚。「東頭村道方便泊車，所以好多熟食，這邊三十二號，有兩三家潮州打冷，有時候我們會停低在這邊食晏，小菜不得了。」當年九龍城寨是潮州人聚居地，後來因城寨拆遷而各散東西，部分人仍然在今天的九龍城經營傳統的潮州食品。
（6）西城路、社公街、大井街 遇上陽光
「西城路就光猛好多，可能因為始終去到最尾，比較開揚，對住個空地。」這邊的建築物相對較矮，沿西城路向南走，一路上士多林立，停在舖頭前歇息，運氣好的話，抬頭可以看到城外邊灑進來的幾束陽光。接着經過以街上供奉的社稷之神命名的「社公街」，最後來到大井街。
大井街因為街上有一口大井而得名，從前該井是整個城寨最主要的食水來源，到了二三十年代，香港霍亂肆虐，而水井又是霍亂菌的溫牀，大井街這口老古井終在五十年代尾遭封掉，改為設置街喉供水。「所以我看《城寨英雄》那套劇，佈景算不錯，但以我們那麼認識城寨，當然覺得差一點，可能我們要求比較高吧，那些街道如此闊落，還有有一段戲中有一班人守護街喉，但那時候哪有什麼街喉，他們以前是用大井街的井水的嘛。」阿寶笑得得戚，劇集的故事背景設於五十年代初，相去不遠，也許有些吹毛求疵，但畢竟，那是郵差曾經走過十年的九龍城寨。
四方城內的人和事
郵差阿寶沒有見過的，朱一心見過。
「那時候我念小學，街上面仍然有道友大排長龍，瘦骨嶙峋，蹲在地上排隊買白粉，阻到你無路行。」朱一心是《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的譯者，也有為譯本撰寫訪問，當初原作者Ian Lambot 找上她時，並不知道她曾經和城寨有一段擦身而過的過去。
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初，朱一心一家人住在西頭村近衙前圍道路口的鐵皮屋，她每天像玩迷宮大冒險，穿越城寨那些七橫八豎的窄巷棧道，到東頭村山上的天主教福德學校上學，沿路低竄躲開半空吊下來、一綑綑如肌肉上的纖維細絲般緊緊糾纏在一起的電線叢，「像電影《異形》中的巢穴」，朱一心說。
如果說郵差阿寶的故事代表城寨的「日」，朱一心就是「夜」的見證：「有天早上，我帶着我的狗Lucky走進城寨，入口站着一個男人，那時候我也沒有為意，誰不知他突然拿出一條繩子一箍一拉，就將Lucky一把拉走了，後來哥哥和他的朋友們帶我去到一個地方，我走到一半，低頭看到地上有個盆，盆中有一顆狗頭。」當下心頭涼了半截，知道不用再找了，至於哥哥，後來也像當時很多年輕人一樣，在城寨染上毒癮。
理應沉重的往事，今天嘴巴中卻道出輕盈，彷彿不帶一點恨，因為在朱一心眼中，九龍城寨不應該只是一件塵封不動的往事：「城寨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在不同的時間裝載了不同的東西。」城寨是活的，一個進行中的狀態，由七十年代之前的黃賭毒罪惡之城，到後來變得光潔企理，再慢慢因為過度發展變成拆遷前那種不見天日、幾近失控的狀態，四方城裏始終住着一群活生生的人，隨時間過去交織出不同的人和事。
裸命之人的安身之處
就如書的中文譯名：九龍城寨的日與夜，即使是黑暗之城，其實也有光明的一面。當年英文那一版，作者Ian從建築師的角度出發，為描繪城寨內暗無天日的狀態，取名City of Darkness，後來到了中文譯本，編輯團隊希望多從居民的角度出發，故於「夜」旁邊添上「日」，中間的心意，後來朱一心在與受訪者傾談的過程中意會更深。
「有一篇訪問沒有出街，有一位鄭先生，一九四九年帶着中國證件來到香港，一家人在城寨買了一間鐵皮屋，後來有人出錢收買他們家，改建為一幢五層的石屎屋。」到了一九六二年，颱風溫黛來襲，敞大一棟石屎樓房給吹倒了半截，本來樓上的居民如鳥獸四散，只剩下鄭先生一家在光禿禿的半截樓，繼續咬緊牙關過他們的日子，朱一心問他：那時候不怕嗎？鄭先生說：「無其他地方去，只好繼續住下去。」
後來城寨有電了，鄭先生也輟學當上電工，居住的樓舍拆了又起，變成後來的高樓模樣，一家人卻始終住在原址，只是搬上了四樓。後來鄭先生自己也成家立室，湊大了三個仔女，各自也進了大學。「後來他每次回想往事，總是很感謝城寨，否則像他們這些身無分文的人，要住哪裏？可以到哪生存？」鄭先生的故事不是鄉愁式的單純懷古，也並非要刻意美化為獅子山下的奮鬥故事，朱一心說，事實上他們一家也會埋怨這裏的生活環境惡劣，尤其城寨內終日不見天日，每天早上起牀也要開燈照明，一家人非常渴望見到外邊的陽光。但，正正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為他們這一群裸命之人提供頭頂上的一片瓦，喘一口氣，活過來，走出去。
除了鄭先生，朱一心還採訪過城寨三兄弟。「當年他們三兄弟都是道友，一同吸毒，六十年代時的光明街流行的棚仔和布帳，除了白粉，還有汽水賣，那時候還未有蘭桂坊，他們成班人就在那裏蒲，覺得好威。」意想不到的是事隔多年，當年的迷途少年，今天仍懷念城寨那一段日子，「他們說，因為在裏面，你不會抬不起頭做人，大家都是整個香港社會最卑微的一群」。
不存在的文化符號
外間對於城寨的印象，始終離不開「三不管」、「黃賭毒」等關鍵字，整個九龍城寨彷彿是一個萬劫不復的罪惡輪迴，一場不願對外人提起的不堪往事。但三兄弟卻道：「你估城寨好好玩咩，黑麻麻，收尾我都去咗深水埗玩啦，李鄭屋仲多白粉。」這也是原作者Ian的反覆詰問：「那個年頭，這些問題香港一直都存在，為什麼獨獨只有城寨儼如一個毒瘤？」他曾這樣寫道：「當我初次向我的香港本地朋友提起，我曾在九龍城寨內逗留過一段時間拍攝照片……他們半開玩笑地喊：『我們可能永遠再見不到你。』不用說，他們從來沒有到過城寨。」
也許，在拼湊記憶圖像的過程中，我們總是傾向揀選最容易獲取，同時也最廉價的一塊。呂大樂為《黑》書作序，形容城寨是超載的文化符號：「傳說就是傳說，它不需要千真萬確；重要的是，傳說中的城寨為它建立了一道無形的牆壁，將它與『正常』的、『主流』的生活世界劃分開來……它只存在於香港某一個角落，但不是所謂常規中的香港……反而是在正式拆卸之後，當城寨不再真實地存在於我們可以接觸的環境時……它忽然被視為香港的一個文化符號。」
日本川崎市有一個以九龍城寨為主題遊樂場，門窗外牆上那些過了火位的斑斕鐵鏽，被霓虹燈熏出一片妖氣冲天，儼如人間煉獄。投身於傳說與想像之中，也許我們不比日本人好多少，分別只是我們是一群活在故土上的異鄉人，一段擦身而過的歷史的旁觀者。
參考資料︰受訪者口述、《九龍城寨史話》
文﹕梁仲禮
圖﹕鄧宗弘、梁仲禮、City of Darkness revisited
編輯﹕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所謂不對，是指劇裏頭賣兩塊錢的那一雙鞋，不應如劇中所講般名貴，「後尾我見有一幕簽生死狀時，上面寫着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二年兩蚊一對鞋應該不是太貴啊，我師父五十年代入行，那時一般收入應該有百多元吧」。
說時眉飛色舞，又滿懷眷戀。
林寶鎮是郵差，由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間，和師父雷文生二人包辦起整個九龍城寨區的信件郵包，去年朱一心翻譯《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一書時，嘗試為當年的英文版增長補短，希望找回九四年初版時曾經訪問過的城寨郵差雷文生，結果老郵差找不着，卻輾轉間聯絡到老郵差的唯一入室弟子——林寶鎮。
初入城寨 郵差也頭暈
「嚴格來說我是城寨最後一個郵差。」
那年十八歲，林寶鎮剛入行，性格調皮跳脫，老闆們看中他腦筋靈活，於是選中了他到城寨跟師父學師。七八十年代間，城寨過度發展，僭建的閣樓平台相互交疊，愈堆愈高，終成了拆遷前那個肥腫難分的史前石屎巨獸模樣。林寶鎮初入城寨，環顧四周時也感到一陣暈眩，「因為門牌號碼之間沒有規則，隨時一號跳到九號，下一個又變回二號，跳來跳去 」。門牌不規則有兩個原因，有些因為起屋先後次序全無章法可言，有些則是因為純粹喜歡某個特定號碼。「比如我覺得28是luck number，同一條街便會出現很多28號。」那怎生是好？「不過那個年代，最惡就是公務員，我們是郵差， 你想收信咩？咁你明啦﹗哈哈哈。」林寶鎮笑得招積，「我畀個28A你囉，你要不要，否則你收不到信喇」。
難道ABC座的緣起由此而來？也不知孰真孰假，但假如將此習慣對比起地圖上的門牌規律，似乎隱約有迹可尋，但見豎立東頭村道24號上的聯興樓，沿着城寨一路如癌症失控般蔓延，一期、二期、三期……一路延伸開去，直到城寨中心位置不見天日的那一幢聯興八期，門牌號碼卻始終寫着東頭村道24號，林寶鎮解釋：「因為在外邊來說，它叫做東頭村道24號，而不是大井街幾多幾多巷，馨香一點，也比較值錢一點，比如成興二期，是31B來的，但你看他們和東頭村道的距離多遠﹗」
沒有電梯 天台自製派信捷徑
阿寶自言天分高，所有徒弟去學，起碼花兩個月才上手的城寨，他用了兩個多星期對城寨的九曲十三彎摸出個所以然，但真正叫他頭痛的，卻是必須挨家挨戶叩門的掛號信。「成個城寨得兩座樓有升降機，一座是10A號合益樓，另一座就是22號合興樓；後尾我同師父覺得很累，就發現了利用天台，就走上合興或合益樓，看手頭上掛號信地址，﹃執』靚條路線，就在天台之間上來落去。」
穿梭天台派信？記者腦中出現關禮傑「叱」一聲玩命跳過大廈之間的經典一幕，但當年城寨居民卻只道是尋常。原來城寨的建築物是一座挨着一座，不同樓宇的天台樓層高低通常只在兩至三層之間，一把把架在兩層樓之間的梯子便成了阿寶和師父的表演舞台，自此二人在天台間高飛低竄，「飛天郵差」之名不脛而走。有一遭，阿寶穿過破窗往另一幢大廈的天台，給兩個便衣警察以為他是小偷並抓個正着，兩名警察得悉原委後忍不住讚道：「你派信都派得幾有型﹗」
咦，不是三不管嗎？哪來的便衣警察？原來那是坊間以訛傳訛的謬誤，七八十年代，隨着大量人口移民香港，寨城內人口急速飈升，由起初的萬多人變成後來的三萬多人，良民的進駐大大中和了不法之徒的比例，加上自從廉政公署成立後，執法人員受賄包容非法勾當大大收斂，是以阿寶行走城寨的七八十年代已是另一番光景。「如果真是三不管，就不會有郵差派信啦﹗」
貧窮城寨 人情味濃
飛天郵差為居民派送家書，城寨街坊則回贈溫情。「有很多戶派到熟絡時，便索性交換電話，有時候派信之前，先打上去，看有沒有人，大家老友的，便十二層樓一人一走一半，中間交收。」那個年代，七十二家房客，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城寨盡然貧窮，卻不乏人情味。有一回城寨停電，一位母親帶着一對小兄妹不敢摸黑上樓，阿寶便陪他們一級級拾路回家。後來兩兄妹長大，搬出城寨，一個當了社工，一個做銀行。「有一天，我在郵局收到一個包裹，裏面有一個郵差公仔，留着兩撇鬍鬚，和我一模一樣，我的女兒見到大叫：『那是美國的郵差阿寶﹗』」郵差阿寶，便是林鎮寶，再看包裹下款，暖暖的一行細字：城寨十二樓的兄妹。
飛天郵差送信路線
（1）龍津道 送信入口
每朝早阿寶和師父孭着一大袋信，由龍崗道的郵局出發，在西頭村的僭建鐵皮屋之間東竄西跑一輪之後來到龍津道，於中間位置進入城寨。
龍津道前身是城寨南邊城基遺址所在，後來城牆遭拆去，城內居民在原來城基兩邊建屋，才慢慢形成一條街道，五六十年代期間，街上的黃賭毒事業其門如市，經營者為求好意頭，仿效城內的另一條「龍津路」取名「龍津」，貪其「聚龍通津」之意。
「我記得那時候有間華聲戲院，入面跳艷舞的；那個年代更加亂啦，加埋外邊個西頭村，聽說有前輩同事走進去也會迷路，郵差喎，結果要給道友五毫子帶他們出來」。到後來阿寶出道的七十年代，不法事業早已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間間門面光觧的牙醫診所︰「什麼鋪頭都有，牙醫也有，其實當時周圍也是牙醫，只不過東頭村道那邊生意比較好一點，所以你們才叫它『牙醫街』罷了。」
（2）龍津路 城寨心臟
進入城寨後，第一站是龍津路。「我們通常首先將信放在16號地下的米舖，因為貪那邊比較乾淨。」除了是郵差一天派信工作的起點，龍津路也是城寨的心臟地帶，屬於城寨之中最古老的街道。古時的城郭建築，於選址時都會找來堪輿術師看風水，以龍氣最旺的方位開城門，以收聚龍藏氣之效，城門和城門之間的津樑，合稱「聚龍通津」，故將這條由城門津樑直通心臟地帶的街路，命名為「龍津路」。
沿龍津路西行，仍然可見昔日為「九龍巡檢司衙門」的老人院和龍津義學大樓等地標，其中老人院是在一九九三年政府清拆城寨時唯一保留的建築，但來到阿寶的年代，附近已主要是食品加工工場，衛生情况惡劣，曾見過魚蛋工場員工撿回滾過腳邊的魚蛋。
（3）龍城路 流鶯之地
派完龍津路，來到城寨的最東面的龍城路，是昔日城寨東面城門口的所在地，外人從東門入城，沿城牆往北行，走的就是這條路，是以居民視之為城寨的代表街道，命名為「龍城」。可是阿寶的記憶之中，守着城寨入口的卻通常是三數流鶯野燕，「可能因為近東正道，外邊東頭村那些恩客，可以直接走進來，不用穿過複雜的城寨，所以比較多妓女」。
（4）光明街 道友「充電站」
沿龍城路上，盡頭處左轉折回城寨，便是城寨聞名的「光明街」。但光明街不光明，入夜後，這裏是吸毒者的聚集地，街道兩邊都是賣白粉的鐵皮寮屋，道友或就地，或揭開布幔走進攤檔內開壇。由於滿街都是點燃的蠟燭，為道友引路，久而久之人們叫這裏做光明街。但道友之間愛叫他「電台」，每日定時定候到這裏回魂上電，做個短命神仙。
後來鐵皮屋拆去，改建為多幢以「光」或「明」字命名的高樓，街上也少見了就地「追龍」的光景，但仍然可見道友身影，阿寶憶述：「只不過不會周街食，但你一看就知道他是道友。」光明街回復光明，只因黑暗收攏到更陰暗的角落。
（5）老人街、東頭村道 城寨市肺
於光明街南端盡頭回到龍津路，折返米舖執齊信件，阿寶與師父再度上路，這次是取旁邊的老人街北上，一路上光猛明亮。老人街就如「市肺」，是城寨中唯一不被高樓覆蓋，可以看到陽光的地方，從半空中鳥瞰，便如一個凹陷下去的鬧市盆地，給四周的高樓團團圍起成一個「口」字模樣。穿越老人街來到城寨北面的東頭村道，便是外人口中的「牙醫街」，阿寶會停低休息，除了和牙醫們打牙骱，還會順道醫肚。「東頭村道方便泊車，所以好多熟食，這邊三十二號，有兩三家潮州打冷，有時候我們會停低在這邊食晏，小菜不得了。」當年九龍城寨是潮州人聚居地，後來因城寨拆遷而各散東西，部分人仍然在今天的九龍城經營傳統的潮州食品。
（6）西城路、社公街、大井街 遇上陽光
「西城路就光猛好多，可能因為始終去到最尾，比較開揚，對住個空地。」這邊的建築物相對較矮，沿西城路向南走，一路上士多林立，停在舖頭前歇息，運氣好的話，抬頭可以看到城外邊灑進來的幾束陽光。接着經過以街上供奉的社稷之神命名的「社公街」，最後來到大井街。
大井街因為街上有一口大井而得名，從前該井是整個城寨最主要的食水來源，到了二三十年代，香港霍亂肆虐，而水井又是霍亂菌的溫牀，大井街這口老古井終在五十年代尾遭封掉，改為設置街喉供水。「所以我看《城寨英雄》那套劇，佈景算不錯，但以我們那麼認識城寨，當然覺得差一點，可能我們要求比較高吧，那些街道如此闊落，還有有一段戲中有一班人守護街喉，但那時候哪有什麼街喉，他們以前是用大井街的井水的嘛。」阿寶笑得得戚，劇集的故事背景設於五十年代初，相去不遠，也許有些吹毛求疵，但畢竟，那是郵差曾經走過十年的九龍城寨。
四方城內的人和事
郵差阿寶沒有見過的，朱一心見過。
「那時候我念小學，街上面仍然有道友大排長龍，瘦骨嶙峋，蹲在地上排隊買白粉，阻到你無路行。」朱一心是《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的譯者，也有為譯本撰寫訪問，當初原作者Ian Lambot 找上她時，並不知道她曾經和城寨有一段擦身而過的過去。
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初，朱一心一家人住在西頭村近衙前圍道路口的鐵皮屋，她每天像玩迷宮大冒險，穿越城寨那些七橫八豎的窄巷棧道，到東頭村山上的天主教福德學校上學，沿路低竄躲開半空吊下來、一綑綑如肌肉上的纖維細絲般緊緊糾纏在一起的電線叢，「像電影《異形》中的巢穴」，朱一心說。
如果說郵差阿寶的故事代表城寨的「日」，朱一心就是「夜」的見證：「有天早上，我帶着我的狗Lucky走進城寨，入口站着一個男人，那時候我也沒有為意，誰不知他突然拿出一條繩子一箍一拉，就將Lucky一把拉走了，後來哥哥和他的朋友們帶我去到一個地方，我走到一半，低頭看到地上有個盆，盆中有一顆狗頭。」當下心頭涼了半截，知道不用再找了，至於哥哥，後來也像當時很多年輕人一樣，在城寨染上毒癮。
理應沉重的往事，今天嘴巴中卻道出輕盈，彷彿不帶一點恨，因為在朱一心眼中，九龍城寨不應該只是一件塵封不動的往事：「城寨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在不同的時間裝載了不同的東西。」城寨是活的，一個進行中的狀態，由七十年代之前的黃賭毒罪惡之城，到後來變得光潔企理，再慢慢因為過度發展變成拆遷前那種不見天日、幾近失控的狀態，四方城裏始終住着一群活生生的人，隨時間過去交織出不同的人和事。
裸命之人的安身之處
就如書的中文譯名：九龍城寨的日與夜，即使是黑暗之城，其實也有光明的一面。當年英文那一版，作者Ian從建築師的角度出發，為描繪城寨內暗無天日的狀態，取名City of Darkness，後來到了中文譯本，編輯團隊希望多從居民的角度出發，故於「夜」旁邊添上「日」，中間的心意，後來朱一心在與受訪者傾談的過程中意會更深。
「有一篇訪問沒有出街，有一位鄭先生，一九四九年帶着中國證件來到香港，一家人在城寨買了一間鐵皮屋，後來有人出錢收買他們家，改建為一幢五層的石屎屋。」到了一九六二年，颱風溫黛來襲，敞大一棟石屎樓房給吹倒了半截，本來樓上的居民如鳥獸四散，只剩下鄭先生一家在光禿禿的半截樓，繼續咬緊牙關過他們的日子，朱一心問他：那時候不怕嗎？鄭先生說：「無其他地方去，只好繼續住下去。」
後來城寨有電了，鄭先生也輟學當上電工，居住的樓舍拆了又起，變成後來的高樓模樣，一家人卻始終住在原址，只是搬上了四樓。後來鄭先生自己也成家立室，湊大了三個仔女，各自也進了大學。「後來他每次回想往事，總是很感謝城寨，否則像他們這些身無分文的人，要住哪裏？可以到哪生存？」鄭先生的故事不是鄉愁式的單純懷古，也並非要刻意美化為獅子山下的奮鬥故事，朱一心說，事實上他們一家也會埋怨這裏的生活環境惡劣，尤其城寨內終日不見天日，每天早上起牀也要開燈照明，一家人非常渴望見到外邊的陽光。但，正正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為他們這一群裸命之人提供頭頂上的一片瓦，喘一口氣，活過來，走出去。
除了鄭先生，朱一心還採訪過城寨三兄弟。「當年他們三兄弟都是道友，一同吸毒，六十年代時的光明街流行的棚仔和布帳，除了白粉，還有汽水賣，那時候還未有蘭桂坊，他們成班人就在那裏蒲，覺得好威。」意想不到的是事隔多年，當年的迷途少年，今天仍懷念城寨那一段日子，「他們說，因為在裏面，你不會抬不起頭做人，大家都是整個香港社會最卑微的一群」。
不存在的文化符號
外間對於城寨的印象，始終離不開「三不管」、「黃賭毒」等關鍵字，整個九龍城寨彷彿是一個萬劫不復的罪惡輪迴，一場不願對外人提起的不堪往事。但三兄弟卻道：「你估城寨好好玩咩，黑麻麻，收尾我都去咗深水埗玩啦，李鄭屋仲多白粉。」這也是原作者Ian的反覆詰問：「那個年頭，這些問題香港一直都存在，為什麼獨獨只有城寨儼如一個毒瘤？」他曾這樣寫道：「當我初次向我的香港本地朋友提起，我曾在九龍城寨內逗留過一段時間拍攝照片……他們半開玩笑地喊：『我們可能永遠再見不到你。』不用說，他們從來沒有到過城寨。」
也許，在拼湊記憶圖像的過程中，我們總是傾向揀選最容易獲取，同時也最廉價的一塊。呂大樂為《黑》書作序，形容城寨是超載的文化符號：「傳說就是傳說，它不需要千真萬確；重要的是，傳說中的城寨為它建立了一道無形的牆壁，將它與『正常』的、『主流』的生活世界劃分開來……它只存在於香港某一個角落，但不是所謂常規中的香港……反而是在正式拆卸之後，當城寨不再真實地存在於我們可以接觸的環境時……它忽然被視為香港的一個文化符號。」
日本川崎市有一個以九龍城寨為主題遊樂場，門窗外牆上那些過了火位的斑斕鐵鏽，被霓虹燈熏出一片妖氣冲天，儼如人間煉獄。投身於傳說與想像之中，也許我們不比日本人好多少，分別只是我們是一群活在故土上的異鄉人，一段擦身而過的歷史的旁觀者。
參考資料︰受訪者口述、《九龍城寨史話》
文﹕梁仲禮
圖﹕鄧宗弘、梁仲禮、City of Darkness revisited
編輯﹕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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