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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自從當選區議員，鄺葆賢一直在玩命。
鄺葆賢今年32歲，為公眾熟悉的身份是前青年新政成員、區議員。不過從政前，她已是一名全職醫生，任職基督教聯合醫院急症科。
醫生這個身份本來不會出現在鎂光燈下，直至近日公立醫院「爆煲」，醫生、護士相繼出來「申訴」前線苦況。
若問鄺葆賢，讀醫和參選於她都是偶然。所以讀醫，是因為成績好，覺得既然有能力，不如做個醫生，幫到人又有意義。
所以參選，因為舊同學是青政組織者，本來她只打算講句加油，豈料對方問她能否幫手；本來只打算幫手派傳單，但見舊同學當完護士夜更後直踩擺街站，於是深受感動，覺得自己也可以努力做多一點，於是去了參選。
當選前，她是典型打工仔，放工後看劇集、去旅行、溫習考專科試；當選後，她身兼兩職，搬了去選區黃埔西居住，除下醫生袍就做議員工作，睡眠時間由每日六、七小時，減至四至六小時，笑言「我本身都睡很少，因為我決定了早死！」看電視的時間也大幅減少，而她其實是個電視精。
累嗎？她反而說，辛苦在於這幾年要不斷與無力感對抗：「你基本上其實沒有生活，但很多人失去了他的自由和權利，也有人得不到適切的醫療，你會覺得自己做了很多事都無法改變甚麼，但你又不得不做，因為你有個責任，你答應了做就要做到，不只做到，你也想把事情做好。」
「但所有事都只靠一班人的愛和責任，其實都是一種苛索。」
撰文：鍾嘉瑩 攝影：黃奕聰
義氣不可以捱一世
「大家現在是靠捱義氣頂住個醫療系統，但義氣不可以捱一世。」
在捱義氣和從政之前，鄺葆賢只是個普通香港女生。出生於小康之家，在深水埗長大，有個比自己小兩歲的弟弟。
那是「怪獸家長」還未出現的時代，學生不用瘋狂讀書、補習、學樂器、學外語，家人管教不嚴，只望她做好功課，快樂成長，其他一概不管。
於是，鄺葆賢的童年是這樣的：看足全日電視，對節目時間表一清二楚，睡醒看財經、劇集重播、午間新聞，然後「跑返學」，放學再跑回家追卡通，「《男兒當入樽》一定要跑回去看！」
慶幸成績一直處於上游。升中時選擇離家不遠的一間屋邨中學，校風純樸，同學相處樂也融融。
她對各種課外活動來者不拒，並非像現在的學生那樣被家長栽培、催谷，而是本身怕悶，參加過合唱團，閒時和同學跳大繩、扯大纜，「我這些細粒的就會在隊尾」；也當過學生會、風紀、輔導生，還有「不會打羽毛球的羽毛球學會會長」。甚麼？「以前班主任負責羽毛球學會，我去幫她做行政工作」。
涉獵範疇也相當廣泛，「你願意去嘗試，就會試到更多不同事物，你不試過你不會知」。
直至中七才決定讀醫。「其實香港沒太多選擇給學生，你成績好，大家就會問你為甚麼不做那些工作」。於是她考慮從事醫療方面的工作，覺得有意義，本來打算念藥劑，因為「讀醫責任好大」，直至高考完結，要確認大學選科，開始重新思考醫科這個選項。
「人體很神奇，它怎樣運作、為何會生病和痊癒，你單是知道這些，已經很有趣。然後你再嘗試從前人的經驗和研究去幫助其他人，這是很有意義的。」
她有問過自己能否對此決定負責，「始終是生命在你手上，你是否願意付出你讀書那五年和之後的時間、心力呢？」
為甚麼覺得自己做得到？「因為每年都有很多人做到，李嘉誠就這麼多年才出到一個，但一年出到很多個醫生，好醫生都出到很多個，我想相對上不是太困難，也是努力可以做到的事，那不如我努力些去做啦。」
生死就是一簾之隔
如是者鄺葆賢在中文大學讀醫五年、實習一年後，選擇落戶急症科。
為甚麼？她說是受急症室團隊精神吸引：「例如醫生交代了指示，同事會接手處理，你就繼續看新症；入到救急房，哪個同事負責哪個步驟，這些都是teamwork，我喜歡這樣的工作狀況。」
並非沒有灰心失意之時，因為急症科當值是輪更制，她不時要當夜更和凌晨更，很難參與友人的社交活動；而且醫生仍要繼續考專科試，令人壓力倍增。
她有想過不如放棄，直至有天當值時遇上大型意外，「一地都是血」，好不容易處理完傷者，又有遺體在家被發現送入院，同時一簾之隔，有人在車上突然胎動，被送來急症室產子。
「這個地方的神奇地方在於，上一秒可能有人很傷心地離開，但下一秒又有人很開心地迎接生命。你就覺得：啊！很有趣啊！」就這樣，這份工她做了八年。
城市超負荷生病了
「在金鐘站已經要等六班車才上到地鐵，城市已經超負荷，醫院和很多方面亦然，如果我們再加，幾時才完結呢？或者等香港陸沉？」
八年，讓一個前線醫生親身感受到，公立醫院如何走向「爆煲」：工時不變但工作量倍增，以前醫院也會有淡季，但現在一年365日都是旺季，醫護人員應接不暇。
人手少了，病人多了，公院「爆煲」背後原因錯綜複雜，但站在前線的，是直接受壓的一群。「現在醫療體系處理的，不單是醫療問題。」例如人口老化：「現在60歲的病人來醫院，我們跟他說你很年輕，因為睡在病床的那些是90多歲。」處理人口老化，就需要更多醫療資源。又有些病人出院後需要照顧，但宿位價錢貴、質素差，結果病人已經沒有急切醫療需要，但不願出院，「他們會說這裏有人服侍」。
「這些是社會對他們照顧得不夠，變了有些問題會轉到醫院這邊。」
還有「單程證」政策。她自己的經歷是處理多了新移民病人：「好難搞的，幾多個有長期病患的過來，事前又不知道，很多醫療需求是新的，但資源又不是隨他們來到醫院就到位。」
「這些已不是一個醫生讀醫五年會教的東西，那時教深切治療部只有一張床，你先救哪個病人之類而已，這是政策層面的問題。但你要求醫管局處理，醫管局會說其實政府給錢我們，我們都是執行；政府再跟你說，我們給錢醫管局的了，它怎樣處理我不會理。就好似外判工程後，你不管大判做得如何，像禮頓般，但醫管局不可以這樣。」
「叫政府監察吓醫管局，它又闊佬懶理。」
特首林鄭月娥宣佈「加碼」撥款五億元予醫管局，成效尚未可知，但公立醫院繼續超負荷，受苦的都是病人：「如果排期這麼辛苦，才擠得進去看公營專科服務，病人會很擔心如果我下次有事，很難再排到入來，變了易請難送，即使情況穩定下來未必再需要服務，都不肯走。」
「如果情況繼續差下去，有得醫的病會延遲醫治，病人會等得好辛苦，我想沒人想自己來看五分鐘醫生，但要在醫院花半日甚至一日，他們其實都是病人，病人都不想自己病的。」
人性空間時間短缺
讀醫那五年，鄺葆賢深刻記得老師的身教：「以前沒這麼多儀器和人手，例如病人洗血，他就坐在病人旁邊一整晚。你會知道他們為了病人可以付出很多，除了勤力工作，公餘都努力讀書精進醫術去幫病人。」
她說，老師是典範，也是最好的身教，讓身為學生的她，希望自己日後成為醫生時，也可以這樣用心對待病人。
來到現在，可能嗎？她說盡量也會對病人易地而處，例如遇到照顧腦退化病人的家屬，會提出輔導轉介服務，以紓緩其照顧壓力；或者有婆婆斷腳但不想住院，其實可以讓她出院了事，但她會哄婆婆先留院一晚，再安排她戴上腳托後出院，以平衡病人的意願和治療需要。
「你很忙看不到，不是不行，但是否可以做多少少呢？」「我們行多半步，對病人可能已經差很遠。」
可是，有時難免會像「工廠女工」：「很多事都變了很機械式，因為要令一個醫生看到最多病人，為了加快速度，很多程序都外判出去，例如有些檢查由護士做，然後你要用很短時間看完這些檢查結果，你腦內好似做試卷那樣，很機械性，病人在你面前，你也未必有時間和他聊聊。你壓縮了溝通，就會有不理解。」「不應該是這樣的，應該要有多些人性在裏面。要有人性，就要多些空間和時間。」
後記：無限挑戰
鄺葆賢從小就是電視精，長大後她迷上名叫《無限挑戰》的韓國綜藝節目，主持們只是一班普通的中年阿叔，但要挑戰各種「不可能的任務」，例如在無人荒島求生、出戰正規賽車比賽。
他們有時成功有時失敗，但當中的精神可貴。鄺葆賢受這個節目影響很深：「一堆阿叔，不靚仔又中庸，但很努力去挑戰不同事物，如果他們都做到的話，為甚麼你不努力些呢？」
努力當然不是萬能。即使前線醫生一直「捱義氣」，超負荷的公營醫療系統，又能如常運作到幾時？
但鄺葆賢還是很努力，一直在玩命。訪問當日她剛下班，由晚上11時工作到早上8時，稍作梳洗就去開會，然後再做訪問。下午2時多，訪問完結，但她說還未可睡覺，要先回議員辦事處工作。此時，想起她說自己當時參選的原因：「要告訴大家有班人很愛香港，有班人很想努力做好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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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當選區議員，鄺葆賢一直在玩命。
鄺葆賢今年32歲，為公眾熟悉的身份是前青年新政成員、區議員。不過從政前，她已是一名全職醫生，任職基督教聯合醫院急症科。
醫生這個身份本來不會出現在鎂光燈下，直至近日公立醫院「爆煲」，醫生、護士相繼出來「申訴」前線苦況。
若問鄺葆賢，讀醫和參選於她都是偶然。所以讀醫，是因為成績好，覺得既然有能力，不如做個醫生，幫到人又有意義。
所以參選，因為舊同學是青政組織者，本來她只打算講句加油，豈料對方問她能否幫手；本來只打算幫手派傳單，但見舊同學當完護士夜更後直踩擺街站，於是深受感動，覺得自己也可以努力做多一點，於是去了參選。
當選前，她是典型打工仔，放工後看劇集、去旅行、溫習考專科試；當選後，她身兼兩職，搬了去選區黃埔西居住，除下醫生袍就做議員工作，睡眠時間由每日六、七小時，減至四至六小時，笑言「我本身都睡很少，因為我決定了早死！」看電視的時間也大幅減少，而她其實是個電視精。
累嗎？她反而說，辛苦在於這幾年要不斷與無力感對抗：「你基本上其實沒有生活，但很多人失去了他的自由和權利，也有人得不到適切的醫療，你會覺得自己做了很多事都無法改變甚麼，但你又不得不做，因為你有個責任，你答應了做就要做到，不只做到，你也想把事情做好。」
「但所有事都只靠一班人的愛和責任，其實都是一種苛索。」
撰文：鍾嘉瑩 攝影：黃奕聰
義氣不可以捱一世
「大家現在是靠捱義氣頂住個醫療系統，但義氣不可以捱一世。」
在捱義氣和從政之前，鄺葆賢只是個普通香港女生。出生於小康之家，在深水埗長大，有個比自己小兩歲的弟弟。
那是「怪獸家長」還未出現的時代，學生不用瘋狂讀書、補習、學樂器、學外語，家人管教不嚴，只望她做好功課，快樂成長，其他一概不管。
於是，鄺葆賢的童年是這樣的：看足全日電視，對節目時間表一清二楚，睡醒看財經、劇集重播、午間新聞，然後「跑返學」，放學再跑回家追卡通，「《男兒當入樽》一定要跑回去看！」
慶幸成績一直處於上游。升中時選擇離家不遠的一間屋邨中學，校風純樸，同學相處樂也融融。
她對各種課外活動來者不拒，並非像現在的學生那樣被家長栽培、催谷，而是本身怕悶，參加過合唱團，閒時和同學跳大繩、扯大纜，「我這些細粒的就會在隊尾」；也當過學生會、風紀、輔導生，還有「不會打羽毛球的羽毛球學會會長」。甚麼？「以前班主任負責羽毛球學會，我去幫她做行政工作」。
涉獵範疇也相當廣泛，「你願意去嘗試，就會試到更多不同事物，你不試過你不會知」。
直至中七才決定讀醫。「其實香港沒太多選擇給學生，你成績好，大家就會問你為甚麼不做那些工作」。於是她考慮從事醫療方面的工作，覺得有意義，本來打算念藥劑，因為「讀醫責任好大」，直至高考完結，要確認大學選科，開始重新思考醫科這個選項。
「人體很神奇，它怎樣運作、為何會生病和痊癒，你單是知道這些，已經很有趣。然後你再嘗試從前人的經驗和研究去幫助其他人，這是很有意義的。」
她有問過自己能否對此決定負責，「始終是生命在你手上，你是否願意付出你讀書那五年和之後的時間、心力呢？」
為甚麼覺得自己做得到？「因為每年都有很多人做到，李嘉誠就這麼多年才出到一個，但一年出到很多個醫生，好醫生都出到很多個，我想相對上不是太困難，也是努力可以做到的事，那不如我努力些去做啦。」
生死就是一簾之隔
如是者鄺葆賢在中文大學讀醫五年、實習一年後，選擇落戶急症科。
為甚麼？她說是受急症室團隊精神吸引：「例如醫生交代了指示，同事會接手處理，你就繼續看新症；入到救急房，哪個同事負責哪個步驟，這些都是teamwork，我喜歡這樣的工作狀況。」
並非沒有灰心失意之時，因為急症科當值是輪更制，她不時要當夜更和凌晨更，很難參與友人的社交活動；而且醫生仍要繼續考專科試，令人壓力倍增。
她有想過不如放棄，直至有天當值時遇上大型意外，「一地都是血」，好不容易處理完傷者，又有遺體在家被發現送入院，同時一簾之隔，有人在車上突然胎動，被送來急症室產子。
「這個地方的神奇地方在於，上一秒可能有人很傷心地離開，但下一秒又有人很開心地迎接生命。你就覺得：啊！很有趣啊！」就這樣，這份工她做了八年。
城市超負荷生病了
「在金鐘站已經要等六班車才上到地鐵，城市已經超負荷，醫院和很多方面亦然，如果我們再加，幾時才完結呢？或者等香港陸沉？」
八年，讓一個前線醫生親身感受到，公立醫院如何走向「爆煲」：工時不變但工作量倍增，以前醫院也會有淡季，但現在一年365日都是旺季，醫護人員應接不暇。
人手少了，病人多了，公院「爆煲」背後原因錯綜複雜，但站在前線的，是直接受壓的一群。「現在醫療體系處理的，不單是醫療問題。」例如人口老化：「現在60歲的病人來醫院，我們跟他說你很年輕，因為睡在病床的那些是90多歲。」處理人口老化，就需要更多醫療資源。又有些病人出院後需要照顧，但宿位價錢貴、質素差，結果病人已經沒有急切醫療需要，但不願出院，「他們會說這裏有人服侍」。
「這些是社會對他們照顧得不夠，變了有些問題會轉到醫院這邊。」
還有「單程證」政策。她自己的經歷是處理多了新移民病人：「好難搞的，幾多個有長期病患的過來，事前又不知道，很多醫療需求是新的，但資源又不是隨他們來到醫院就到位。」
「這些已不是一個醫生讀醫五年會教的東西，那時教深切治療部只有一張床，你先救哪個病人之類而已，這是政策層面的問題。但你要求醫管局處理，醫管局會說其實政府給錢我們，我們都是執行；政府再跟你說，我們給錢醫管局的了，它怎樣處理我不會理。就好似外判工程後，你不管大判做得如何，像禮頓般，但醫管局不可以這樣。」
「叫政府監察吓醫管局，它又闊佬懶理。」
特首林鄭月娥宣佈「加碼」撥款五億元予醫管局，成效尚未可知，但公立醫院繼續超負荷，受苦的都是病人：「如果排期這麼辛苦，才擠得進去看公營專科服務，病人會很擔心如果我下次有事，很難再排到入來，變了易請難送，即使情況穩定下來未必再需要服務，都不肯走。」
「如果情況繼續差下去，有得醫的病會延遲醫治，病人會等得好辛苦，我想沒人想自己來看五分鐘醫生，但要在醫院花半日甚至一日，他們其實都是病人，病人都不想自己病的。」
人性空間時間短缺
讀醫那五年，鄺葆賢深刻記得老師的身教：「以前沒這麼多儀器和人手，例如病人洗血，他就坐在病人旁邊一整晚。你會知道他們為了病人可以付出很多，除了勤力工作，公餘都努力讀書精進醫術去幫病人。」
她說，老師是典範，也是最好的身教，讓身為學生的她，希望自己日後成為醫生時，也可以這樣用心對待病人。
來到現在，可能嗎？她說盡量也會對病人易地而處，例如遇到照顧腦退化病人的家屬，會提出輔導轉介服務，以紓緩其照顧壓力；或者有婆婆斷腳但不想住院，其實可以讓她出院了事，但她會哄婆婆先留院一晚，再安排她戴上腳托後出院，以平衡病人的意願和治療需要。
「你很忙看不到，不是不行，但是否可以做多少少呢？」「我們行多半步，對病人可能已經差很遠。」
可是，有時難免會像「工廠女工」：「很多事都變了很機械式，因為要令一個醫生看到最多病人，為了加快速度，很多程序都外判出去，例如有些檢查由護士做，然後你要用很短時間看完這些檢查結果，你腦內好似做試卷那樣，很機械性，病人在你面前，你也未必有時間和他聊聊。你壓縮了溝通，就會有不理解。」「不應該是這樣的，應該要有多些人性在裏面。要有人性，就要多些空間和時間。」
後記：無限挑戰
鄺葆賢從小就是電視精，長大後她迷上名叫《無限挑戰》的韓國綜藝節目，主持們只是一班普通的中年阿叔，但要挑戰各種「不可能的任務」，例如在無人荒島求生、出戰正規賽車比賽。
他們有時成功有時失敗，但當中的精神可貴。鄺葆賢受這個節目影響很深：「一堆阿叔，不靚仔又中庸，但很努力去挑戰不同事物，如果他們都做到的話，為甚麼你不努力些呢？」
努力當然不是萬能。即使前線醫生一直「捱義氣」，超負荷的公營醫療系統，又能如常運作到幾時？
但鄺葆賢還是很努力，一直在玩命。訪問當日她剛下班，由晚上11時工作到早上8時，稍作梳洗就去開會，然後再做訪問。下午2時多，訪問完結，但她說還未可睡覺，要先回議員辦事處工作。此時，想起她說自己當時參選的原因：「要告訴大家有班人很愛香港，有班人很想努力做好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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