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公廁清潔工盼到了立法

【明報專訊】山東街公廁、北河街公廁、南昌街公廁等地，曾經是嚴伯的工作間，亦是他的起居室和寢室。9年前，日薪僅得100元的嚴伯，屋租、水電費也付不起，只能蝸居在公廁內不足10呎的儲物室。事件在2001年曝光，揭示政府外判清潔服務的弊端，間接促成今天的《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回想時薪7元的日子，現年76歲的嚴伯慨嘆：「畀乞丐都不止。」 回想舊日工資：畀乞丐都不止嚴伯在內地是大地主的兒子，40年代來港，先後從事無線電、塑膠機等行業，曾開設小型膠袋公司，後來太太染上肺癌，嚴伯用畢生積蓄為太太治病，半年後太太離世，子女捨他而去，嚴伯獨自開始其露宿公園的生活。9年前日做14小時 請假自付替工錢某天，有人主動向嚴伯提供公廁清潔工的工作，待遇為每天工作14小時，日薪100元，不設任何假期，請假要自掏150元請替工，更隨時受突擊巡查的食環署職員責罵，「收入又不多，又畀人鬧，這邊廂清潔完，有人掉牙籤在樓梯，食環署職員見到就鬧我清潔不乾淨」，嚴伯憶述在塑膠機公司工作時，老闆待他好得多，「我辭工問他借錢裝修新屋，他還嫌我借得少，要借多點給我」。在公廁工作的日子，嚴伯每日凌晨飲早茶，中午飲茶用膳，晚餐以粉麵解決，每餐花費約20元，餘下的用來買白酒，每天100元花得乾乾淨淨；晚上9時半下班，嚴伯繼續留在男廁內的「家」，不足10呎的雜物房堆滿清潔用品，嚴伯每晚屈居在內，整夜與收音機為伍，「好似蝦米屈埋，睡在紙皮盒上」，但不臭不污糟嗎？「馬死落地行嘛」。已退休嘆立法太遲 替工人高興嚴伯的苦况於2001年經媒體曝光後，食環署隨即要求外判公司為員工提供法例要求的所有假期，同年政府要求各部門外判工作時，將工人工資納入打分制（即外判公司提供的工資愈高，獲愈高分數），3年後政府外判清潔工及保安員均設最低工資保障。時至今日，全港最低工資保障亦將完成立法，嚴伯慨嘆立法太遲，但未能受惠的他亦說：「（最低工資立法）好開心，希望工人多點人工，我個人不是問題。」嚴伯形容當年的僱主「不止沒有良心，還很奸」，「當年畀判頭賺晒，做得好，人工都低，老闆（判頭）又你『就有人工加』，但都沒有加過」，而沒有議價能力的露宿者或吸毒者往往是判頭的「目標」。嚴伯其後因身體問題被迫退休，領取綜援過活，現時他在安老院居住，子女偶爾會探訪。明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