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責任社會化 人人承擔

【明報專訊】戈：談到回饋社會，英特爾有一套理論與文化。我們內在的準則是做正確的事，外在的承諾就是正確地去做事。

在社區方面，我們的員工真是很vibrant（活躍），建樹甚多。英特爾常常奪得中國Best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ompany大獎（即「最佳企業社會責任公司」）。去年，員工一共投入7.8萬小時的志願服務，平均每個員工投入一天時間做義工。我們的工廠允許員工投入一天的工作時間，出去做志願服務。今年我被評選為中國十大最具社會責任的企業家之一，也是榜上唯一一位任職跨國企業的人。

各方承擔 促進可持續發展

我要歸功於我們6000多名員工，沒有他們的忘我付出，只靠我一個人的能力，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我們的終極目標是「企業責任的社會化」——大家都來承擔社會責任，促進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這是我們推出的口號。英特爾希望結合政府領導、業界和NGO（非政府組織），一起來實現企業責任社會化。

前些時候，我們跟國家民政部和產業鏈裏的一些專家，一起舉辦了「芯世界公益創新獎」啟動儀式。我覺得我們要把錢投到最關鍵的地方。這對NGO非常重要，他們渴求得到信息技術的支援，去擴大影響力，募集更多資金，並喚起全社會對他們的了解和支持。事實上，中國不缺樂善好施的人，缺的是一套良好、透明的誠信體系，以及一套反饋機制。

不乏善心人 只欠誠信體系

趙：不缺錢，但缺好的項目，缺管理得好的項目。

戈：對。因此，我們舉辦創新獎，對成功可複製的慈善項目予以鼓勵，將它們區別出來，作為全國的典範，並給予資助，讓它們發展起來。

英特爾有一個理念，我們不僅要做一家成功的公司，我們還要做一家偉大的公司。因此，我們要做許多事情。要從成功到偉大，我們就要在社會責任方面努力。

趙：你在中國內地完成學業以後，出國深造，很快就加入了英特爾？

戈：加入英特爾時，我正在美國讀書，是獵頭公司找到我的，他們稱英特爾要在中國發展，需要人才。其時美國西部最大、位於西雅圖的律師事務所也給我聘書，我還是選擇加入英特爾。

我在1996年1月1日「正式」加入英特爾的，但實際上我自1993年起已在英特爾全職做實習工作。我把我的法學博士學位課程轉到晚上，白天全職在英特爾工作。

趙：那時已定明你最終要到中國來？

戈：當時英特爾在中國只有一個辦事處，營業額只是幾千萬美元。英特爾當時還沒有真正把中國視為重要市場和發展要地，其時中國還比較窮，高科技產品與國情似乎還配不上。

趙：公平一點說，當時英特爾的實力也未如今天，所以尚未積極開發中國市場也是可以理解的。

戈：英特爾在1985年開始進入中國，前10年發展並不迅速，還處於「感受」中國的階段。當時我們成立了代表處，與本地的一家企業成立了「合資公司」，合作也不是十分順利。

趙：當時國內的投資環境與今天是兩回事。

戈：對。雖然知道中國將來可能是一個重要市場，但管理層尚未下這個決心到中國去大力投資。我到英特爾不久就被指定處理該合資公司的事宜，責任就是退出這個企業。這工作非常具挑戰性，許多問題還是滿棘手的。後來英特爾還是退出來了，因為合資伙伴有不同的商業戰略。我平穩地結束了這個公司，比原先想像的結果還要好。因為這段經歷，英特爾最初覺得在中國做業務還是比較困難，不容易。

初時成立合資公司 合作不順利

盧：那是何時？

戈：退出時間是在90年代中。我進公司不久，第一項要務就是平穩地結束這家合資公司，然後要處理員工、品牌、產品、庫存、銀行貸款等一系列的問題。對於產品，我們仍要履行售後服務的承諾，但最終還是很順利的過渡了。幸好這次困難沒有動搖英特爾對中國市場的長遠信心。不久公司就決定要擴大在中國的投資，儘管那時我們對什麼時候會看到隧道盡頭的曙光還不清楚。

戈：接着我被派到香港，於亞太區總部任職，開始接手浦東的投資事務。

1995年，公司計劃在浦東建立封裝測試工廠。我做了很多交易的準備，也得到上海市有關領導的大力支持。當時，市委副書記陳至立（後擔任教育部長、國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市委常委、副市長、浦東新區管委會主任趙啟正（後擔任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等大力協助我們，公司最終把廠房建立起來了，過程非常不簡單，真是摸着石頭過河。第一期投資3.75億美元，後來逐步增資到5億多美元。

■EMBA Forum：英特爾的中國策略

策劃：陳志輝教授（中大EMBA課程主任）

統籌：趙斌（前聯合出版 (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長）

盧榮俊（前中大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嘉賓：戈峻（英特爾中國執行董事）

編修：謝冠東

日期：2010年3月23日

EMBA論壇（EMBA Forum）是定期舉辦的學術活動，邀請成功領袖與學員和校友分享管理哲學和成功秘訣。

中大EMBA網址：http://www.cuhk.edu.hk/em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