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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在《媽媽》與《有種》之間，在弱勢社群與迷惘青年之間，相隔二十多年，從獨立自資到巡迴世界各地影展，張元說，只要對人性還好奇，昨日與今天，都是沒有分別的。
「如果藝術家不獨立，就失去了作為藝術家的意義。」
當他拍攝第一部電影時，根本沒有獨立的概念，電影出來後卻被譽為是第一部中國獨立電影。
制度以外，政治以外，經濟以外。
要拍電影就拍電影吧，獨立似乎就是這種態度。
八九年，決定拍第一部片
文藝復興2012電影節以張元的第一部作品《媽媽》作為開幕電影，碰巧今年的亞洲電影節亦揀選了他的最新作品《有種》，今天的張元當然不再是那個要在自己家中拍攝電影的新進導演，先後被美國《時代周刊》推選為二十一世紀世界百多青年領袖之一，1999年作品《過年回家》獲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導演獎，2001年被聯合國授予文化和平獎，2006年獲梵蒂岡羅勃特·布萊松獎。這次匆匆來港，出席《媽媽》的放映會和座談會，之後便轉飛北歐出席影展，兩部電影之間相隔了二十多年，張元的身分變了，他身處的中國也變了，在大陸張元的電影一直被禁，直至九十年代末才解禁。大陸被禁，海外揚威，似乎是那個年代的正常模式，愈禁愈被注視，張元提起《媽媽》，首先說到的不是創作意念不是什麼動機，是當時的製作環境。
劇本改編戴晴作品
拍攝《媽媽》時，他對什麼是「獨立」是沒有概念的，或許這樣說，八十年代的中國，根本沒可能出現獨立電影，要說他第一部電影的誕生，先要了解當時中國電影發展的背景，「八五年讀電影學院，八九年畢業的時候，中國的電影還是延續了蘇聯的制度，全國只有十六家電影製片廠可以拍電影，像北京電影片廠、上海電影片廠、廣西電影片廠等等才有出版電影的資格，所以我們是不可能想像自己可以拍電影。」張元在北京電影學院念的是攝影，最初是兒童製品廠準備開拍一部電影，找他來當攝影師。後來某些原因拍不成，之後轉到八一電影廠，時為一九八九年，由於劇本改編自作家戴晴的作品，那時戴晴的名字在中國已有問題，我們都知道那年發生了什麼事，「這段時間我已做了很多準備工夫，又看了很多真實的故事，最後決定自己去拍。」《媽媽》說的是年輕母親與患有腦殘的兒子的故事，電影中張元大膽地採用黑白和彩色膠片並用的手法，在虛構故事裏穿插紀錄片的影像，大大地增加了影片的紀實力度。張元當時跟朋友籌了些資金，自己的家成了拍攝場景，「第一部作品就是在不知不覺和懵懵懂懂的情况下完成。」《媽媽》從張元的家直接飛到世界各地，走了近百個影展，令當時只有二十五歲的張元成為國際知名的中國青年導演。「電影不能在中國上映，後來你們香港的舒琪透過朋友看到這部電影，特別喜歡，於是向不同電影節推薦，後來剛好王家衛到北京來，幫我把拷本帶出去，他們都是最早幫助我的兩個人。」張元深切明白到新導演很需要朋友的幫忙，也需要行內人的推薦和支持，所以他很樂意成為文藝復興基金會的理事，扶植新進導演。
獨立的意義
是制度令他不得不變成獨立，還是獨立根本就是他的個性，「第一次聽到獨立這個詞確實是嚇了我一跳，因為九十年代談獨立，總是跟台獨連在一起！」張元說那次在法國一個電影節頒獎台上，主持人稱他為中國獨立電影導演，是他頭一趟認識到「獨立」這個概念，「當時在國內沒有人用這個詞，然而事實上，導演、藝術家這個群體根本就需要獨立，要有獨立的思想和精神，如果藝術家不能獨立，就失去了作為藝術家的意義，所以獨立其實是不需要解釋也不需要問的一個問題。」 大概是當日拍《媽媽》的狀况一樣，不需要考慮什麼，想拍就拍，要拍就拍。
審查制度 餘毒未清
「獨立」對於獨裁、對於專權人士來說確實是危險，即使是藝術上的獨立，也會令某些人擔憂，「談獨立可以是很多方面，也可以是相對的，就從文藝復興的來源說說吧，那時歐洲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浪潮，因為過去藝術家都是為宗教為教皇服務，因為威尼斯商人的興起， 藝術被鬆綁出來，服務的方式改變了，某程度上把那些藝術家的光環拿掉；可惜中國的藝術家從來不被尊重，社會地位比妓女更低，藝術家是下九流的，今天所說的『文藝工作者』嘛，實際上也被綑綁着，也不可以從自己的想法出發。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後，某程度上有點像當時歐洲的情况，可是經濟上的變化並未為獨立帶來希望，因為還有審查的制度，現時中國對藝術依然有很大的審查，對電影尤其嚴格，是文革的餘毒未清，他們把電影看得太重了，今天電影沒那麼大的影響力吧！不要把電影看得太重。」還是回到那句，藝術家要求獨立不是很高的要求。
藝術為誰服務？
二十一世紀經濟模式的轉變，文化轉向令藝術更走向為經濟服務，「為商品服務總比為政治服務靠譜一點！其實獨立的概念也可從政治商業區分起來討論，無論如何都是為別人服務，藝術家跟麵包師傅、工人沒有分別，只是藝術家需要有敏銳的觀察力，有自己的想法，他的作品要帶給人民精神的作用，這是藝術家的責任。」張元成長的年代並沒有看過電影，因為喜歡電影才考進電影學院，因為那時只有在電影學院才有機會看不同的電影。
好奇心同情心 拍片動力
對於張元來說，由始至終都是這樣看電影、拍電影，那管是地下獨立還是最佳導演，「好奇心和同情心是推動我拍電影的兩大推動力，假若這兩種東西消失了的話便不需再拍電影。」從第一部《媽媽》到《兒子》、《北京雜種》、《東宮西宮》等，張元的電影經常被冠以地下、邊緣、非主流，關注的人往往是社會上不被重視的一群，「邊緣這個詞其實是很片面的，到底世界中心是什麼？我們強調邊緣時，是否也把自己的身體邊緣化起來，這樣也是區分了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這是悲觀的想法，然而我卻從這些所謂的邊緣人身上看到最有意義的東西。」
為了市場，投入審查制度
文藝復興基金會以香港為基地，連結兩岸四地的文化藝術發展，政治經濟環境的改變，四地的關係也正在經歷變化，「以往中港台三地是各有不同的發展和狀况，好像香港因為是英國殖民地，也保留了中國的傳統，在電影上有很高的成就，出了很多標誌性人物，像王家衛、 杜琪峯、還有近年較少露面的方育平等等，還有表演藝術上的成就，在香港這個非常商業化的城市也出現了進念、城市當代舞蹈團，他們的堅持是很不得了的；而台灣也有候孝賢、楊德昌、蔡明亮等等，原本這個結構是非常好，可是今天中國大陸非常強勢的經濟發展把香港和台灣的人都吸引過去，他們因為經濟因為市場，自動投入了那個審查制度。」張元坦坦白白的說出了現實情况，聽來可是有點悲哀，他一直看很多很多的香港電影，最近在看什麼呢，「那些都是大陸電影吧！」張元說早前出席一個座談會，談的是中國與西方的對話，「似乎是大家都不太喜歡中國的某些事情，可是因為經濟的關係都被吸引進去，其實從前的香港沒有大陸市場也很繁榮呢。」有沒有想到原因，還是大家都被強大的市場吸進去，看不見其他的可能。當然相比起張元的年代，中國也好，台灣香港也好，整個創作環境改變很大，「今天任何人也可拍電影，用手機也可以拍，不過即使是投資很少的電影，還是很短的電影，麻雀雖小，也要五臟俱全，一定要有好的意念，好的劇本，不能缺乏基本功，這樣才能拍出真正的好電影。」
年輕人啊！要挑戰權威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喜歡我的作品，而且今天西方對中國電影也沒甚興趣，巴別塔已經建成了。」刻意討好西方，或是討好任何人，將會是徒勞無功的，還是做自己最實在。因為國際影展而揚名，張元卻沒有把影展看得很重，正如他說電影沒什麼了不起，「參與電影節，在影展拿獎對年輕人來說是有意義，可是卻不要盲目相信獎項，也不要懼怕權威，要敢於向所謂的權威挑戰。」
文 林喜兒
圖 陳淑安
場地提供 caffe HABITU
編輯 蔡曉彤
[email protected]
fb﹕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如果藝術家不獨立，就失去了作為藝術家的意義。」
當他拍攝第一部電影時，根本沒有獨立的概念，電影出來後卻被譽為是第一部中國獨立電影。
制度以外，政治以外，經濟以外。
要拍電影就拍電影吧，獨立似乎就是這種態度。
八九年，決定拍第一部片
文藝復興2012電影節以張元的第一部作品《媽媽》作為開幕電影，碰巧今年的亞洲電影節亦揀選了他的最新作品《有種》，今天的張元當然不再是那個要在自己家中拍攝電影的新進導演，先後被美國《時代周刊》推選為二十一世紀世界百多青年領袖之一，1999年作品《過年回家》獲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導演獎，2001年被聯合國授予文化和平獎，2006年獲梵蒂岡羅勃特·布萊松獎。這次匆匆來港，出席《媽媽》的放映會和座談會，之後便轉飛北歐出席影展，兩部電影之間相隔了二十多年，張元的身分變了，他身處的中國也變了，在大陸張元的電影一直被禁，直至九十年代末才解禁。大陸被禁，海外揚威，似乎是那個年代的正常模式，愈禁愈被注視，張元提起《媽媽》，首先說到的不是創作意念不是什麼動機，是當時的製作環境。
劇本改編戴晴作品
拍攝《媽媽》時，他對什麼是「獨立」是沒有概念的，或許這樣說，八十年代的中國，根本沒可能出現獨立電影，要說他第一部電影的誕生，先要了解當時中國電影發展的背景，「八五年讀電影學院，八九年畢業的時候，中國的電影還是延續了蘇聯的制度，全國只有十六家電影製片廠可以拍電影，像北京電影片廠、上海電影片廠、廣西電影片廠等等才有出版電影的資格，所以我們是不可能想像自己可以拍電影。」張元在北京電影學院念的是攝影，最初是兒童製品廠準備開拍一部電影，找他來當攝影師。後來某些原因拍不成，之後轉到八一電影廠，時為一九八九年，由於劇本改編自作家戴晴的作品，那時戴晴的名字在中國已有問題，我們都知道那年發生了什麼事，「這段時間我已做了很多準備工夫，又看了很多真實的故事，最後決定自己去拍。」《媽媽》說的是年輕母親與患有腦殘的兒子的故事，電影中張元大膽地採用黑白和彩色膠片並用的手法，在虛構故事裏穿插紀錄片的影像，大大地增加了影片的紀實力度。張元當時跟朋友籌了些資金，自己的家成了拍攝場景，「第一部作品就是在不知不覺和懵懵懂懂的情况下完成。」《媽媽》從張元的家直接飛到世界各地，走了近百個影展，令當時只有二十五歲的張元成為國際知名的中國青年導演。「電影不能在中國上映，後來你們香港的舒琪透過朋友看到這部電影，特別喜歡，於是向不同電影節推薦，後來剛好王家衛到北京來，幫我把拷本帶出去，他們都是最早幫助我的兩個人。」張元深切明白到新導演很需要朋友的幫忙，也需要行內人的推薦和支持，所以他很樂意成為文藝復興基金會的理事，扶植新進導演。
獨立的意義
是制度令他不得不變成獨立，還是獨立根本就是他的個性，「第一次聽到獨立這個詞確實是嚇了我一跳，因為九十年代談獨立，總是跟台獨連在一起！」張元說那次在法國一個電影節頒獎台上，主持人稱他為中國獨立電影導演，是他頭一趟認識到「獨立」這個概念，「當時在國內沒有人用這個詞，然而事實上，導演、藝術家這個群體根本就需要獨立，要有獨立的思想和精神，如果藝術家不能獨立，就失去了作為藝術家的意義，所以獨立其實是不需要解釋也不需要問的一個問題。」 大概是當日拍《媽媽》的狀况一樣，不需要考慮什麼，想拍就拍，要拍就拍。
審查制度 餘毒未清
「獨立」對於獨裁、對於專權人士來說確實是危險，即使是藝術上的獨立，也會令某些人擔憂，「談獨立可以是很多方面，也可以是相對的，就從文藝復興的來源說說吧，那時歐洲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浪潮，因為過去藝術家都是為宗教為教皇服務，因為威尼斯商人的興起， 藝術被鬆綁出來，服務的方式改變了，某程度上把那些藝術家的光環拿掉；可惜中國的藝術家從來不被尊重，社會地位比妓女更低，藝術家是下九流的，今天所說的『文藝工作者』嘛，實際上也被綑綁着，也不可以從自己的想法出發。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後，某程度上有點像當時歐洲的情况，可是經濟上的變化並未為獨立帶來希望，因為還有審查的制度，現時中國對藝術依然有很大的審查，對電影尤其嚴格，是文革的餘毒未清，他們把電影看得太重了，今天電影沒那麼大的影響力吧！不要把電影看得太重。」還是回到那句，藝術家要求獨立不是很高的要求。
藝術為誰服務？
二十一世紀經濟模式的轉變，文化轉向令藝術更走向為經濟服務，「為商品服務總比為政治服務靠譜一點！其實獨立的概念也可從政治商業區分起來討論，無論如何都是為別人服務，藝術家跟麵包師傅、工人沒有分別，只是藝術家需要有敏銳的觀察力，有自己的想法，他的作品要帶給人民精神的作用，這是藝術家的責任。」張元成長的年代並沒有看過電影，因為喜歡電影才考進電影學院，因為那時只有在電影學院才有機會看不同的電影。
好奇心同情心 拍片動力
對於張元來說，由始至終都是這樣看電影、拍電影，那管是地下獨立還是最佳導演，「好奇心和同情心是推動我拍電影的兩大推動力，假若這兩種東西消失了的話便不需再拍電影。」從第一部《媽媽》到《兒子》、《北京雜種》、《東宮西宮》等，張元的電影經常被冠以地下、邊緣、非主流，關注的人往往是社會上不被重視的一群，「邊緣這個詞其實是很片面的，到底世界中心是什麼？我們強調邊緣時，是否也把自己的身體邊緣化起來，這樣也是區分了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這是悲觀的想法，然而我卻從這些所謂的邊緣人身上看到最有意義的東西。」
為了市場，投入審查制度
文藝復興基金會以香港為基地，連結兩岸四地的文化藝術發展，政治經濟環境的改變，四地的關係也正在經歷變化，「以往中港台三地是各有不同的發展和狀况，好像香港因為是英國殖民地，也保留了中國的傳統，在電影上有很高的成就，出了很多標誌性人物，像王家衛、 杜琪峯、還有近年較少露面的方育平等等，還有表演藝術上的成就，在香港這個非常商業化的城市也出現了進念、城市當代舞蹈團，他們的堅持是很不得了的；而台灣也有候孝賢、楊德昌、蔡明亮等等，原本這個結構是非常好，可是今天中國大陸非常強勢的經濟發展把香港和台灣的人都吸引過去，他們因為經濟因為市場，自動投入了那個審查制度。」張元坦坦白白的說出了現實情况，聽來可是有點悲哀，他一直看很多很多的香港電影，最近在看什麼呢，「那些都是大陸電影吧！」張元說早前出席一個座談會，談的是中國與西方的對話，「似乎是大家都不太喜歡中國的某些事情，可是因為經濟的關係都被吸引進去，其實從前的香港沒有大陸市場也很繁榮呢。」有沒有想到原因，還是大家都被強大的市場吸進去，看不見其他的可能。當然相比起張元的年代，中國也好，台灣香港也好，整個創作環境改變很大，「今天任何人也可拍電影，用手機也可以拍，不過即使是投資很少的電影，還是很短的電影，麻雀雖小，也要五臟俱全，一定要有好的意念，好的劇本，不能缺乏基本功，這樣才能拍出真正的好電影。」
年輕人啊！要挑戰權威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喜歡我的作品，而且今天西方對中國電影也沒甚興趣，巴別塔已經建成了。」刻意討好西方，或是討好任何人，將會是徒勞無功的，還是做自己最實在。因為國際影展而揚名，張元卻沒有把影展看得很重，正如他說電影沒什麼了不起，「參與電影節，在影展拿獎對年輕人來說是有意義，可是卻不要盲目相信獎項，也不要懼怕權威，要敢於向所謂的權威挑戰。」
文 林喜兒
圖 陳淑安
場地提供 caffe HAB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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