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對所謂「建制派」的概念有一個清楚的界定和認識，是對整個香港政治形勢的分析和判斷起一個關鍵的作用，由特首選舉到特區的管治，其實都離不開這個基本概念。
本人在過去的評論文章中已經多次提出，香港政治的兩大矛盾，一是愛國與反共，另一個是有錢與無錢，也就是貧富懸殊。所謂愛國與反共，其實都只是一個標籤的符號，其實際含義，跟一般人對這名稱的文字或標籤符號的直接理解和演繹不一定完全一樣。月前在教協主辦的一個論壇上，有一位出席的老師（相信是泛民的政治取向），就抗議用愛國這兩個字去標籤建制派，因為他自己覺得他也有愛國情懷，不應不被視為愛國的一分子。
這種文字上的爭議，基本上是毫無意義的。在美國，不是只有民主黨的人才贊成民主，也不是非共和黨成員就不支持共和政體。政黨多掛民主和進步之名，究竟有多少真的又民主又進步，大家都心中有數！那位抗議的老師也不必太過認真，就算今年六四晚會，大會最後也不用「愛國」為大會主題，同樣，分區直選大贏家的民建聯，也從來不被泛民視作同路人。不能用，也不會用泛民這個稱號。
叫愛國愛港也好，叫建制派也好，其實質的政治含義，就是認同北京作為中央政府的權威。對這個中央政府的權威，建制派內的認同不是完全一樣，有高有低，有深有淺，有些甚至可能是表面認同，但又不會公開反對。
愛國與反共的區分，在回歸以來，一直是矛盾的主軸，這種矛盾並不正常，或起碼不理想。正如之前的文章分析，這種矛盾是在憲制的層次，這大概等於台灣的統獨矛盾，又或者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獨立運動一樣，程度或有不同，但本質都是憲制上的矛盾，而這個憲政上的矛盾，也衍生到香港內部權力分配的種種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完全在選舉辦法上暴露出來。
喬曉陽月前在深圳發表的談話，雖然用上不同的名稱，但含義其實只有一個，就是跟中央對抗的人不能當特首。在其他國家和地方的選舉，並不會出現類似的問題。這既是中央對特區行政長官有實質的任命權。但另一方面，也因為香港內部，仍然存在有相當對中央權威不認同的政治力量，兩個條件連結起來，才會出現喬曉陽所講述的情况。如果香港選出一個跟中央對抗，又或者中央不能接受的人當特首，那一直存在的憲政問題就爆發出來，中央拒絕任命這位當選人，將會是對北京和香港都造成衝擊的危機。中央勉強任命，也只會把這危機向後延伸，造成中央和特區每天的政治角力！而現時對2017年普選特首的考慮評估，其實都是圍繞在這個問題上，既要落實2017年的普選，又要在有相當不認同中央權威的政治現實下，去維持愛國愛港人士執政，去延續現時建制派的地位。
應弱化愛國和反共的對立
因為建制派的定義是在於對北京中央政府權威的認同，這就是關乎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也是憲政上的高層次問題，也直接導致權力分配上的角力。而問題另一種表現，是在內部政治力量整合困難，愛國與反共這個主要矛盾，首先把香港的政治力量一分為二，楚河漢界，兩陣對圓，一分為二之後，兩邊才按代表利益和政策取向再細分。從選民背景來分，民主黨和民建聯其實是大同小異，工聯會和工黨根本就是為同一群工人階級的基層爭取權益，兩邊也同樣有政黨政團爭取中產和專業人士的票源。如果沒有愛國和反共這個重大矛盾，去把政治力量分成建制和泛民兩大陣營，政府的政策，就算在比例代表制這種選舉辦法之下，都會比較容易去整合支持政府的力量。
香港的兩大矛盾，有錢無錢這一條比較容易解決，讓基層盡快遷入公屋，其實已是解決貧窮問題的最直接方法。就算在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下，基層無法在短期內增加其收入，但住屋支出的減低，由佔收入的三四成下降至一成左右，已經對其可支配收入有大幅的提升。再加上最低工資的制定，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已經起碼有點眉目，剩下來的，就是時間與資源而已。
但如果愛國與反共這一條不有效疏解，就算中央在委任權上可以牢牢握着，潛在的憲政危機，還是揮之不去。而政治內部力量在一分為二之下再不斷碎片化，也令特區政府的管治百上加斤。所以對2017年落實普選的討論，在計較各派利益和門檻高低等技術問題之外，如何開拓新的政治面貌，把建制派的政治範圍拓闊，或者起碼弱化愛國和反共的對立，才是根本之策！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張志剛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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