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拒從嚴？／文：蔡子強

【明報專訊】舉世矚目的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受賄、貪污及濫用職權案，周日宣判，3項罪名全部成立，薄被重判無期徒刑。雖然大家對薄被判有罪，大體上不感意外，但重判無期徒刑，卻始終讓人咋舌。但這也並非完全沒有先兆。


薄熙來的所謂「拒不認罪」

在8月26日，當一審進入最後雙方辯論階段時，控方對薄熙來為自己辯護，逐一反駁控罪，明顯顯得不耐煩以至不悅，一口咬定說「犯罪事實是客觀的，並不隨你的主觀意志而轉移，不因你認為有就有，你認為沒有就沒有」；「任何人，妄圖否認、推翻客觀存在的犯罪事實，都是無濟於事的」。


薄熙來則提醒控方：「希望公訴人不要把我在法庭上講我的意見當作是惡劣的行為，當作是翻供。我國法律為了防止冤假錯案，設置了公、檢、法相互制約的制度，特別是檢法的互相制約的機制，還包括辯護人，就是為了防止冤假錯案，如果只聽檢察機關的一面之辭，會導致冤假錯案大量發生。」


但薄有薄講，當時控方還是以被告庭上翻供、拒不認罪為由，極其強硬地要求法庭：「不具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必須依法從嚴懲處﹗」

所以，普遍相信，因為薄在審訊時，沒有與控方好好合作，乖乖認罪，反而逐一反駁控罪，採取抗拒和不合作態度，因此牴觸了中國向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原則，於是被判重刑，以儆效尤。


辛普森殺妻案的啟示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種司法原則，讓我不期然想起一件往事。


1995年美國發生過一宗轟動全球的案件和裁決，那就是前美式足球員明星辛普森（O J Simpson）的謀殺前妻案。在公眾本以為鐵證如山的情况下，辛普森最後被判無罪，讓舉世嘩然。


儘管沒有目擊證人，也未能找到兇器，亦沒有蒐集到清晰的指紋證據，但控方卻認為有充分的血液、DNA、環境證據，尤其是警方在兇案現場找到了一隻染血手套，之後又在辛普森住宅附近，找到了另一隻，而其前妻曾為他買過類似的手套，更重要的是，兩隻手套都找到辛普森和其前妻的DNA樣本，在辛普森住處發現的那一隻，更找到其前妻的金髮。


中國人的cultural shock

旁人會以為這幾乎是鐵證如山，但辛普森於法庭中試穿手套時，手套卻似乎太緊，令他不容易穿上，控方後來辯稱這是因為手套因為血液浸泡，以及經反覆測試，已經縮水變形，再加上辛普森患有關節炎，而近日未有服用藥物，致使手部關節發炎腫脹，才讓他不易穿上手套。


結果，辯方律師抓着這個疑點，以及其他證據疑點，以至警方採證上的出錯、種族主義的口實等，辛普森最後獲判無罪釋放。


旅居美國中國作家林達，當時在彼邦目睹辛普森案的始末，經歷了一次「cultural shock」（文化震撼），一次中國人的cultural shock。在深刻的反思過後，他寫了《辛普森案的啟示》一書，這是一本特別寫給中國人看的書，針對他們心內種種疑問，透過以辛普森案為起點，繼而闡釋美國司法制度的種種精神，諸如「無罪假定」、「司法獨立」、「陪審團制度」等等，這些對於習慣了黨政法不分、信奉寧枉毋縱、法院判案快捷效率奇高的中國人來說，都可能是完全陌生的事物。


對於中國人來說陌生，是因為國內同胞的思維方式，慣了被告若然「拒不認罪」，那麼就「抗拒從嚴，罪加一等」那一套。


「無罪推定」的重要

但在英美普通法的法治傳統下，任何人在被定罪前，都應被視作無罪，控方有責任在並無疑點的情况下證明被告犯了罪，而不是被告有責任證明自己是清白無辜，舉證責任在控方，而非辯方。這就是所謂「無罪假定」，這項對被告的保障，被形容為「貫串整個英國刑法制度的金線」。


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曾解釋：「在刑事檢控中，被告人面對的是整個政府架構，控方擁有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 …… 更有不同政府部門與龐大的執法機關作為後盾；被告人則往往是升斗市民，缺乏資源。於是無罪推定及較高的舉證責任，正好減少控方和被告人因資源方面的不平衡而造成的不公平，從而保證有一公平的審訊。」


因此在被定罪之前，被告是被假定為無罪的，他可以毫無心理負擔、理直氣壯的為自己辯護，而不會被視作態度不好，與控方不合作，因而罪加一等。控方的責任是列出證據，證明控罪站得住腳；而相反，作為辯方，他證明到自己無罪固然是好，但他甚至只是提出疑問，讓陪審團認為對控方的舉證和控罪有合理懷疑，那麼他一樣可以脫罪。


所以在這樣的法治傳統下，被告「拒不認罪」，根本就是常態，那也是他的權利，並不存在「抗拒從嚴，罪加一等」那一套。


觀乎薄熙來在法庭中的自辯，也只是逐點質疑控方的證據，說話不慍不火，也不見得兇神惡煞，不能說是態度惡劣，這理應是每個被告在法庭上該享有的基本人權。


司法是用來保護公民，還是寧枉毋縱呢？

很多人或會認為前述這些司法原則可能對於控方太過嚴苛，幾近吹毛求疵，而對被告卻過於寬鬆，常常讓「壞人」逃離法網。但關鍵是我們希望法律是站在哪一個基礎上﹖


•是保護公民的自由和權利不受侵犯；還是幫助政府執法便利？

•是寧可錯放一千，不可錯殺一個；還是寧枉毋縱？

正如林達所說，當一個政府，出於某種原因，對某一個或一些平民看不順眼，要想教訓教訓或整治整治時，他們手裏可以調動和運用的，是巨大的財力和權力，儘管這些金錢和權力原本來自人民，因此，當一個平民如果淪為被告時，在執法人員的強勢之前，是如何的脆弱，如果那是一個卑鄙的政權，又或者出現品格低劣的執法人員，那麼被告被誣告、被陷害、被誇大罪行等的機會，就更大。


只要想起最近國內執法部門對艾未未、譚作人、趙連海，一個又一個的維權人士、異見人士的處置，他們面對一座龐大的國家機器是如何的無助，大家就知道以上所言非虛。


他朝君體也相同

如果設想到萬一自己一天也會陷入類似的處境，對於前述兩條問題的答案，大家傾向選擇哪一個﹖對於司法的天秤，大家又傾向側向哪一方﹖

這不單是無權無勢的小民，也是位高權重的當權者都要反思的問題，畢竟「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共和國立國60多年來，曾經台上風光，卻因為政治鬥爭落敗而身陷牢獄的昔日當權者，數目還少嗎﹖


今天薄熙來提醒大家，不要把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視作為惡劣行為，那是防止冤假錯案的必要手段，但當年他主政重慶等地方，「唱紅打黑」時，又可曾想起過這樣擲地有聲的說話嗎？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