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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環保是一種時尚，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肯定這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溫室效應、氣候變化是什麼我們也許還是不太懂，但空氣污染、天氣反常我們還是深深體會到。所以，很多人都樂於支持熄燈一小時、無車日、便服日、捐贈舊衣物等活動，以示自己願意為地球出一分力，只要不是太麻煩的話……
但貫徹綠色生活又的確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停車熄匙在香港夏天的濕熱天氣環境自然要命，出入房間要開燈熄燈更是囉嗦煩人，減少巴士班次要人等車更是可免則免。政府每一項的環保立法，都總會為生活帶來一些不便一些滋擾，甚至令人覺得煩厭。沒有多少人願意自找麻煩，所以也就沒有很多人會熱烈地走出來支持政府，即使大家心裏始終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自己還是支持環保的。從這個角度上，政府引入都市固體廢物徵費的建議大概是自尋死路。因為在這種新的制度下，不管最終以何種方式去計算費用，所有市民都會無一倖免地受到影響，而且帶來的不只是不便，而是實實在在真金白銀的經濟開支。與此相關的更可能還有更多的生活困擾，例如街道上的垃圾桶減少、倒垃圾時間限時限刻、又或者到郊外BBQ後要舟車勞頓地把垃圾帶回家中等等。這種「擾民」措施，要爭取民意，談何容易？從政治角度上，這個民望處於低谷的政府何必要自找麻煩，在這個不討好的問題上糾纏，自取其辱，也許令人費解。我也不知道政府最後是不是真的有決心上馬，又或者只是要擺個姿態博些掌聲，然後無止境地諮詢下去。反正這個建議，早已經歷了4屆政府、3任特首，討論已是沒完沒了，再拖下去也大概無傷大雅。但政治上是否聰明是一回事，我們是否需要這個改變，卻又是另一回事。
政治上是否聰明？
年輕朋友近年很喜歡說「the city is dying」，所指的大概是這個城市已失去了靈魂，我們的核心價值和生活方式不斷受到侵蝕。但殊不知這種敗壞不只限於「軟件」，我們的硬件也不斷受到損耗消磨。在很多外國朋友的眼中，香港一直是城市管理的楷模：市面秩序井井有條，街道潔淨交通順暢，生活起居方便舒適。但殊不知在這表象背後，我們卻不知不覺地累積了很多種都市問題，其中廢物的處理已到了一個臨界點：廢物不斷增加，堆填區快將滿溢。上屆政府善於「走精面」，拖拖拉拉最後把這個問題留給了本屆政府。儘管我們可以選擇末段處理方法如堆填、焚化去緩解短期壓力，但這些設施對環境始終帶來較大影響，民眾反應自然更大，但更根本的問題在於，沒有從源頭減廢，我們始終無法根治廢物處理的難題。
垃圾徵費制度的最大作用，在於它的負面標籤作用（Shaming effect）。就是說，徵費就是要清楚告訴我們，製造大量垃圾是一種不當的行為，而目前所謂的「方便」的生活和消費模式，是要付出代價的。所以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起居習慣，採取措施（減低消費、珍惜食物、垃圾分類等）以承擔我們的責任，否則便只能繳付垃圾費用。背後要帶出來的關鍵信息，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去繼續維持當前的對資源毫不珍惜的生活方式、沒有可能對環境無止境地進行掠奪破壞，而徵費正是一種迫使我們面對自身責任的重要手段。教育當然是另一種影響行為的辦法，公民自覺價值轉移所帶來的改變也是更為徹底全面。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通過宣傳教育去灌輸新的價值觀念難以一蹴即至，對解決已迫在眼前的垃圾問題似乎來得太晚。膠袋徵費的成功例子也許告訴我們，立法徵費可以在短期內把有關消費減少九成。當然有人會說，家居很多垃圾並不是我們要求的，貨品原先已包裝好，為什麼是我們而不是生產商要負上責任？這當然有道理，但持這種觀點的朋友，便更應該支持政府最近有關電子產品和玻璃樽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因為這些立例建議，正正就是要廢物源頭的生產商、批發商去承擔責任付出廢物處理的費用。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建議中的垃圾徵費，市民大眾真的會認真關注包裝過多過度消費的問題嗎？而這種意識，也正好為再下一步的針對生產者的源頭減廢方法撇下種子。這種連鎖效應，也是垃圾徵費政策所期望的效果。
任由善政胎死腹中不了了之？
當然，要落實這種安排還有很多細節要處理，現實情况下政府大概只能分階段（如商戶先行，之後才在住宅推行）、試點（例如以所有資助房屋為首階段對象），又或者引入若干豁免（如訂下一個家居平均水平，在此之下的垃圾量不用徵費）等，先引入框架以後才慢慢擴大。但即使如此，在今時今日的政治氣候下，成事的機會依然渺茫。在偽綠政團、偽綠政黨口口聲聲支持環保，但選票當前言行矛盾的情况必然發生，議員在表決時以便民為藉口借故推搪、逃避責任絕對是意料中事。政府的唯一希望，就是真正關心環境的團體和人士敢於挺身而出，予以聲援。今時今日，要支持這個聲名狼藉、四面楚歌的政府自然有點難度。但大家始終要回答一個問題：沒有法例修訂、沒有公共資源和公權配合，又如何去解決眼前的種種問題？對於梁振英政府的失誤和不公不義舉措，我們自然要全力喝止予以聲討，但對於個別政策範疇上的積極主張，我們要想想究竟是要保持政治正確、與政府劃清界線袖手旁觀，任由有關善政胎死腹中不了了之，還是要借力打力，以推動有利社會也與我們的追求理念相符的改革？在都市固體廢物徵費的問題上，我情願「冒險」支持政府，因為我們已沒有迴避拖延的餘地，在我們的生活環境不斷受侵害的情况下，我們已等無可等，退無可退。
我情願「冒險」支持政府
是的，環保是很煩人的。但即使我這種對環境保育一知半解的人也可以肯定，假如我們仍然以為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就可以繼續無止境地維持我們目前只求方便不負責任的生活習慣和消費模式，又或者依然相信可以靠在餘暇來個一朝半天的綠色生活、周末買些獎券捐點小錢，便可以對應迫在眉睫的都市危機生態災難，是相當天真可笑、自欺欺人的想法。
新力量網絡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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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貫徹綠色生活又的確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停車熄匙在香港夏天的濕熱天氣環境自然要命，出入房間要開燈熄燈更是囉嗦煩人，減少巴士班次要人等車更是可免則免。政府每一項的環保立法，都總會為生活帶來一些不便一些滋擾，甚至令人覺得煩厭。沒有多少人願意自找麻煩，所以也就沒有很多人會熱烈地走出來支持政府，即使大家心裏始終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自己還是支持環保的。從這個角度上，政府引入都市固體廢物徵費的建議大概是自尋死路。因為在這種新的制度下，不管最終以何種方式去計算費用，所有市民都會無一倖免地受到影響，而且帶來的不只是不便，而是實實在在真金白銀的經濟開支。與此相關的更可能還有更多的生活困擾，例如街道上的垃圾桶減少、倒垃圾時間限時限刻、又或者到郊外BBQ後要舟車勞頓地把垃圾帶回家中等等。這種「擾民」措施，要爭取民意，談何容易？從政治角度上，這個民望處於低谷的政府何必要自找麻煩，在這個不討好的問題上糾纏，自取其辱，也許令人費解。我也不知道政府最後是不是真的有決心上馬，又或者只是要擺個姿態博些掌聲，然後無止境地諮詢下去。反正這個建議，早已經歷了4屆政府、3任特首，討論已是沒完沒了，再拖下去也大概無傷大雅。但政治上是否聰明是一回事，我們是否需要這個改變，卻又是另一回事。
政治上是否聰明？
年輕朋友近年很喜歡說「the city is dying」，所指的大概是這個城市已失去了靈魂，我們的核心價值和生活方式不斷受到侵蝕。但殊不知這種敗壞不只限於「軟件」，我們的硬件也不斷受到損耗消磨。在很多外國朋友的眼中，香港一直是城市管理的楷模：市面秩序井井有條，街道潔淨交通順暢，生活起居方便舒適。但殊不知在這表象背後，我們卻不知不覺地累積了很多種都市問題，其中廢物的處理已到了一個臨界點：廢物不斷增加，堆填區快將滿溢。上屆政府善於「走精面」，拖拖拉拉最後把這個問題留給了本屆政府。儘管我們可以選擇末段處理方法如堆填、焚化去緩解短期壓力，但這些設施對環境始終帶來較大影響，民眾反應自然更大，但更根本的問題在於，沒有從源頭減廢，我們始終無法根治廢物處理的難題。
垃圾徵費制度的最大作用，在於它的負面標籤作用（Shaming effect）。就是說，徵費就是要清楚告訴我們，製造大量垃圾是一種不當的行為，而目前所謂的「方便」的生活和消費模式，是要付出代價的。所以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起居習慣，採取措施（減低消費、珍惜食物、垃圾分類等）以承擔我們的責任，否則便只能繳付垃圾費用。背後要帶出來的關鍵信息，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去繼續維持當前的對資源毫不珍惜的生活方式、沒有可能對環境無止境地進行掠奪破壞，而徵費正是一種迫使我們面對自身責任的重要手段。教育當然是另一種影響行為的辦法，公民自覺價值轉移所帶來的改變也是更為徹底全面。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通過宣傳教育去灌輸新的價值觀念難以一蹴即至，對解決已迫在眼前的垃圾問題似乎來得太晚。膠袋徵費的成功例子也許告訴我們，立法徵費可以在短期內把有關消費減少九成。當然有人會說，家居很多垃圾並不是我們要求的，貨品原先已包裝好，為什麼是我們而不是生產商要負上責任？這當然有道理，但持這種觀點的朋友，便更應該支持政府最近有關電子產品和玻璃樽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因為這些立例建議，正正就是要廢物源頭的生產商、批發商去承擔責任付出廢物處理的費用。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建議中的垃圾徵費，市民大眾真的會認真關注包裝過多過度消費的問題嗎？而這種意識，也正好為再下一步的針對生產者的源頭減廢方法撇下種子。這種連鎖效應，也是垃圾徵費政策所期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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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情願「冒險」支持政府
是的，環保是很煩人的。但即使我這種對環境保育一知半解的人也可以肯定，假如我們仍然以為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就可以繼續無止境地維持我們目前只求方便不負責任的生活習慣和消費模式，又或者依然相信可以靠在餘暇來個一朝半天的綠色生活、周末買些獎券捐點小錢，便可以對應迫在眉睫的都市危機生態災難，是相當天真可笑、自欺欺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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