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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林煥光先生於剛過去的周二,在恒生管理學院跟師生交流何為「pursuit of happiness」。如此題目,當然不切合主流的新聞角度,翌日的新聞亦主要圍繞林先生就行政會議、普選、免費電視發牌、或「深切檢討」這字眼所分享的感受。
我任職於恒管,當天亦在場。我覺得林先生的演說最為精彩的部分,是以三個「說不」的女人去分享「happiness」的一個境界——人生的意義:
•Emily Davison,一個於20世紀初向英國禁止女士投票的制度「說不」,並於賽馬時衝出賽道抗議、結果死於英王名下馬匹的蹄下;
•Rosa Parks,一個於50年代向歧視黑人的法律「說不」,拒絕於巴士讓座予白人,因而下獄,卻激發由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
•鄧春蘭,一個於上世紀初給蔡元培寫公開信,向大學只收男生的制度「說不」,結果蔡元培於重掌北大後取錄了中國第一批的女大學生。
是否要如此壯烈地「說不」,才能達到人生的意義,見仁見智。而時至今天的香港,「說不」大約也不至於坐牢和死亡。在眾聲喧嘩的輿論裏,每天抗爭「說不」的聲音亦不絕於耳,有時甚至讓人習以為常:向台慶「說不」、向免費電視發牌結果「說不」、向有篩選的選舉「說不」、向不同的「霸權」「說不」,以至有人向「毅行者」慈善活動「說不」、向政府打算把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園「說不」。
當「說不」幾近成為社會的「口頭禪」,當「說不」成為不同政治力量、不同團體和人士都會說的口號,談「說不」還有何意義?
有,當然有。向台慶「說不」,正如網絡作家張晨於facebook的貼文所言,不在於要阿叻下跪,不是要無綫電視垮台,而是要培養一種向「慣性收視」「說不」的態度。為政制改革謀劃方案以至公民抗命,能否為正處於膠着狀態的普選問題帶來轉機,能否讓中央及建制派中的保守勢力妥協,實為未知之數,但至少清楚表明這個社會不會再容忍「政治特權」的存在。
更重要是以理服人
「說不」之後,更重要的是以理服人。「說不」的人要爭取公眾支持,則必定要於公共論述交代理由,並跟意見相左的人辯論。即使言辭再轟烈、抗爭再激烈,如不能以理服眾,所謂的「說不」也只會被社會鄙夷為牟取私利的藉口。
而「說不」最大的意義,是測試這個社會的文明和道德氣度——人們能安心說出跟多數人想法相左的意見嗎?在一片「反蝗」的聲音中,我們能否容得下一些呼籲大家不要事事針對內地人的意見?在一片反對「電視霸權」的浪潮中,輿論能否跟一些支持無綫電視的人心平氣和地交流意見?
「說不」,是為了讓社會更美好,而不是去消滅別人。「說不」不止是激昂地叫喊公義的口號,更是一個學習在多元社會中以理服人的過程——縱然過程可能是痛苦和沮喪的。
我任職於恒管,當天亦在場。我覺得林先生的演說最為精彩的部分,是以三個「說不」的女人去分享「happiness」的一個境界——人生的意義:
•Emily Davison,一個於20世紀初向英國禁止女士投票的制度「說不」,並於賽馬時衝出賽道抗議、結果死於英王名下馬匹的蹄下;
•Rosa Parks,一個於50年代向歧視黑人的法律「說不」,拒絕於巴士讓座予白人,因而下獄,卻激發由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
•鄧春蘭,一個於上世紀初給蔡元培寫公開信,向大學只收男生的制度「說不」,結果蔡元培於重掌北大後取錄了中國第一批的女大學生。
是否要如此壯烈地「說不」,才能達到人生的意義,見仁見智。而時至今天的香港,「說不」大約也不至於坐牢和死亡。在眾聲喧嘩的輿論裏,每天抗爭「說不」的聲音亦不絕於耳,有時甚至讓人習以為常:向台慶「說不」、向免費電視發牌結果「說不」、向有篩選的選舉「說不」、向不同的「霸權」「說不」,以至有人向「毅行者」慈善活動「說不」、向政府打算把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園「說不」。
當「說不」幾近成為社會的「口頭禪」,當「說不」成為不同政治力量、不同團體和人士都會說的口號,談「說不」還有何意義?
有,當然有。向台慶「說不」,正如網絡作家張晨於facebook的貼文所言,不在於要阿叻下跪,不是要無綫電視垮台,而是要培養一種向「慣性收視」「說不」的態度。為政制改革謀劃方案以至公民抗命,能否為正處於膠着狀態的普選問題帶來轉機,能否讓中央及建制派中的保守勢力妥協,實為未知之數,但至少清楚表明這個社會不會再容忍「政治特權」的存在。
更重要是以理服人
「說不」之後,更重要的是以理服人。「說不」的人要爭取公眾支持,則必定要於公共論述交代理由,並跟意見相左的人辯論。即使言辭再轟烈、抗爭再激烈,如不能以理服眾,所謂的「說不」也只會被社會鄙夷為牟取私利的藉口。
而「說不」最大的意義,是測試這個社會的文明和道德氣度——人們能安心說出跟多數人想法相左的意見嗎?在一片「反蝗」的聲音中,我們能否容得下一些呼籲大家不要事事針對內地人的意見?在一片反對「電視霸權」的浪潮中,輿論能否跟一些支持無綫電視的人心平氣和地交流意見?
「說不」,是為了讓社會更美好,而不是去消滅別人。「說不」不止是激昂地叫喊公義的口號,更是一個學習在多元社會中以理服人的過程——縱然過程可能是痛苦和沮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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