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梁振英到北京述職之際，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為了令中央更好地了解特區施政情况，必須更「規範化」行政長官向中央的述職，使之逐漸成為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據傳媒報道，劉兆佳認為《基本法》並沒有提及中央如何在維護「兩制」的同時，行使「一國」的權力，令部分人以為中央委任行政長官和官員等時只是「橡皮圖章」，又或誤以為凡立法會通過的一些議案，「中央一定要接受」。他指出，中央在行使權力時應踏入「程序化、制度化、細緻化」。
結果，港澳辦主任在接見梁振英後，指出過往特首述職多是談成績，現在中央要求要「找到不足」和詳述未來規劃等。由此可見，劉兆佳認為中央與特區的權力關係應該更制度化，談的主要是加強中央對特區政府的規範能力。當然，不少人樂於見到中央對梁振英的表現持批判的態度，但中央進一步加強監控特區事務，對解決當前特區的管治危機是禍是福？
一國壓倒兩制
自從2003年七一遊行以後，中央政府對特區事務由「放任自流」改變為「高度介入」，甚至是「以我為主」。原本以為在軍事及外交事務外，特區政府能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但在法律上中央行使釋法權不單直接影響特區的社會政策（如居留權），更嚴重的是挑戰特區法院的「終審」地位。而人大常委決定對2007和2012年不實行普選，不單是逆香港民意而行，更規定立法會直選議席與功能議席比例不變，令政制停滯不前，違反《基本法》循序漸進至全面普選的精神，以一國壓倒兩制。
上面這些舉措即使不智，中央行使權力時亦嘗試說明其法律依據。但每次立法會、區議會、特首選舉委員會，以至特首的選舉，中聯辦及其他內地單位直接介入動員、協調、箍票（有相關報道亦有親身經歷），其法律基礎何在？現在連處理特區內部事務，如應否運用特權法調查電視發牌事件，中聯辦竟公然介入議會箍票反對。其所謂維護「行政主導」憲制安排的說法，如被進一步引伸，將賦予中央駐港機構無限空間干預特區事務。
人心離散 對一國兩制信心不斷流失
如果中央高度介入特區事務始於2003年反23條的七一遊行，反映中央擔心香港人心仍未回歸，懷疑反對派興波作浪、甚至英美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等等。但不管中央怎樣想，10年介入的結果是特區人心離散、對一國兩制信心不斷流失。根據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民調數據（圖一），在2002年，有58.3%市民認為中央政府有落實一國兩制，但到了2013年，卻下跌至23.3%。而市民對中央政府的觀感（圖二），亦從2007年有58.2%覺得「好了」，下降至2013年的22.6%。由此可見，中央高度介入的結果是適得其反，是時候研究如何規限中央政府在港權力了！
要挽回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當務之急是開放普選，實踐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如果中央願意放權，那麼加強述職的要求可以視為一種平衡一國與兩制之道。否則，單方面加強對特區政府的權力規範化，中央政府及其駐港機構繼續任意行使權力，一國兩制只會提早結束！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倡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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