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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研究組前任首席顧問劉兆佳提到，新近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是長遠戰略部署，負責研究一國兩制落實情况、探討當前問題，包括管治問題以及探討長遠一國兩制發展路向等。從劉兆佳的提法，反映提升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確立情勢轉變下中央與香港的關係，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由於事態涉及特區管治，關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原則問題，中央拿揑必須準確，若有偏差，將會對一國兩制構成衝擊，對中央和香港都無好處。
香港管治出現問題
要判斷準確對症下藥
回歸16年半，歷經董建華、曾蔭權和現在的梁振英3任特首，從香港情勢和發展看來，管治出現問題，有說法指港人沒有珍惜中央給予的機會，未能管治好香港，中央迫不得已介入；不過，了解香港情勢的人，都會知道香港管治困局的真實原因，是特首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缺乏認受性；政府在立法會無票，所謂執政同盟又未能強固，致使特首與政府施政舉步維艱。即是說，管治困局是未有一個適應香港實際需要政治體制的結果，政治體制根本未予機會讓香港實踐高度自治。
中央和一些建制中人不同意這個認知。不過，行政主導需要得到立法機關支持，才可以體現，港英管治時完全控制立法局（議席都由港英委任，直到知道將要撤離香港才改動），政令推行得以如臂使指，但是回歸之後，立法會議席經由選舉產生，即是權力來自選民（即使是小圈子選舉的功能組別也如是），議員毋須看特區政府臉色行事。所以，只知緬懷港英時期的強勢管治，卻無視立法機關的根本轉變，只是在迴避真實問題。
即使堅持認為建制派可以協助特首和政府推行政策，事態發展卻證明行之無效。回歸以來，他們之間的關係並非鐵板一塊。董建華在《基本法》23條立法觸礁，是自由黨臨陣「起義」的結果；曾蔭權管治後期提出的社會民生政策，連建制派中的中堅力量民建聯和工聯會也不支持；至於梁振英就任特首一年半以來，建制派不單分裂，梁振英更與自由黨拳來腳往。這些情况，在在說明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與特首政府的扞格，顯示倚靠建制派協助管治，並不奏效。
中央關注香港管治問題，對港政策會有什麼轉變，尚待觀察。不過，2003年之後，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轉變，成效與負面影響值得注意和警惕。2003年50萬人大遊行，是中央對港政策的轉捩點，當時由已退休的中聯辦副主任朱育誠主持一個港澳研究所，收羅在北京研究香港的學者，研究分析香港，這個研究所就香港事務曾經獻過什麼計策，外界並不知道；另外，2007年之後，中央更深廣地介入香港事務，當時中聯辦的曹二寶一篇所謂「第二支管治隊伍」的「理論探討」，引起關注和討論，中聯辦人士雖然極力淡化此事，但是從其後中聯辦人員介入選舉、影響建制派議員投票等事實，是否與第二支管治隊伍有關？無從查證。
中聯辦人員確實積極介入香港事務。例如，近年地方上一些活動，中聯辦人員「當仁不讓」地做主禮嘉賓，特區官員成為布景板的場面，已經司空見慣。中央透過中聯辦的觸鬚介入香港事務，若目的為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數年下來，管治未見改善，反而看到特區政府管治能力有每况愈下之勢。目前出現的建制派部分力量與梁振英不咬弦，會否與中聯辦的積極活躍有關，值得觀察，因為特首和政府若被看穿只是傀儡，則建制派只接受幕後力量支配調度，就是很正常的事。
全國港澳研究會位階甚高，反映中央對港澳政策，特別是出現管治問題的香港，正在醞釀一套方針政策。研究會約有300名專家、學者，以特邀方式邀請20多名本港學者等人士參加，誰獲「特邀」，相信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有很大影響力，因為研究會會長陳佐洱說他們「接受國務院港澳辦的業務指導」。不知道那20多名本港人士按什麼準則獲得「特邀」，若因為他們與中央同一調子，則無論日後提出什麼真知灼見，則起碼反映研究會的組成並不反映香港的多元特質，這樣的話，日後研究會提出的意見、建議是否符合香港實際情况，從一開始就有疑問。
扭曲對港方針政策
對中央香港都無好處
昨日，劉兆佳在電台節目回應立法會選舉是否香港日常事務，是否需要中央協助時，他表示從中央的角度，「一國兩制關乎國家利益、香港利益，如果一國兩制過分受到那些反抗中央的人左右，一國兩制將來點行好？」他說中央正正不想一國兩制發展走了另一條路，所以，中央「認為出面影響香港選舉結果，亦是符合一國兩制」。不知道劉兆佳是否認同這個中央「角度」，至少他在節目中未提出異議。香港選舉是香港內部事務，影響香港選舉結果，即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損害香港的高度自治，若作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的劉兆佳對此並無異議，則日後中央與香港的定位是怎樣一種狀態，就很難估量了。無論中央與香港關係有什麼轉變，都不應該扭曲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特殊方針政策，否則對中央絕無好處，香港更會遭到衝擊和損害。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香港管治出現問題
要判斷準確對症下藥
回歸16年半，歷經董建華、曾蔭權和現在的梁振英3任特首，從香港情勢和發展看來，管治出現問題，有說法指港人沒有珍惜中央給予的機會，未能管治好香港，中央迫不得已介入；不過，了解香港情勢的人，都會知道香港管治困局的真實原因，是特首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缺乏認受性；政府在立法會無票，所謂執政同盟又未能強固，致使特首與政府施政舉步維艱。即是說，管治困局是未有一個適應香港實際需要政治體制的結果，政治體制根本未予機會讓香港實踐高度自治。
中央和一些建制中人不同意這個認知。不過，行政主導需要得到立法機關支持，才可以體現，港英管治時完全控制立法局（議席都由港英委任，直到知道將要撤離香港才改動），政令推行得以如臂使指，但是回歸之後，立法會議席經由選舉產生，即是權力來自選民（即使是小圈子選舉的功能組別也如是），議員毋須看特區政府臉色行事。所以，只知緬懷港英時期的強勢管治，卻無視立法機關的根本轉變，只是在迴避真實問題。
即使堅持認為建制派可以協助特首和政府推行政策，事態發展卻證明行之無效。回歸以來，他們之間的關係並非鐵板一塊。董建華在《基本法》23條立法觸礁，是自由黨臨陣「起義」的結果；曾蔭權管治後期提出的社會民生政策，連建制派中的中堅力量民建聯和工聯會也不支持；至於梁振英就任特首一年半以來，建制派不單分裂，梁振英更與自由黨拳來腳往。這些情况，在在說明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與特首政府的扞格，顯示倚靠建制派協助管治，並不奏效。
中央關注香港管治問題，對港政策會有什麼轉變，尚待觀察。不過，2003年之後，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轉變，成效與負面影響值得注意和警惕。2003年50萬人大遊行，是中央對港政策的轉捩點，當時由已退休的中聯辦副主任朱育誠主持一個港澳研究所，收羅在北京研究香港的學者，研究分析香港，這個研究所就香港事務曾經獻過什麼計策，外界並不知道；另外，2007年之後，中央更深廣地介入香港事務，當時中聯辦的曹二寶一篇所謂「第二支管治隊伍」的「理論探討」，引起關注和討論，中聯辦人士雖然極力淡化此事，但是從其後中聯辦人員介入選舉、影響建制派議員投票等事實，是否與第二支管治隊伍有關？無從查證。
中聯辦人員確實積極介入香港事務。例如，近年地方上一些活動，中聯辦人員「當仁不讓」地做主禮嘉賓，特區官員成為布景板的場面，已經司空見慣。中央透過中聯辦的觸鬚介入香港事務，若目的為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數年下來，管治未見改善，反而看到特區政府管治能力有每况愈下之勢。目前出現的建制派部分力量與梁振英不咬弦，會否與中聯辦的積極活躍有關，值得觀察，因為特首和政府若被看穿只是傀儡，則建制派只接受幕後力量支配調度，就是很正常的事。
全國港澳研究會位階甚高，反映中央對港澳政策，特別是出現管治問題的香港，正在醞釀一套方針政策。研究會約有300名專家、學者，以特邀方式邀請20多名本港學者等人士參加，誰獲「特邀」，相信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有很大影響力，因為研究會會長陳佐洱說他們「接受國務院港澳辦的業務指導」。不知道那20多名本港人士按什麼準則獲得「特邀」，若因為他們與中央同一調子，則無論日後提出什麼真知灼見，則起碼反映研究會的組成並不反映香港的多元特質，這樣的話，日後研究會提出的意見、建議是否符合香港實際情况，從一開始就有疑問。
扭曲對港方針政策
對中央香港都無好處
昨日，劉兆佳在電台節目回應立法會選舉是否香港日常事務，是否需要中央協助時，他表示從中央的角度，「一國兩制關乎國家利益、香港利益，如果一國兩制過分受到那些反抗中央的人左右，一國兩制將來點行好？」他說中央正正不想一國兩制發展走了另一條路，所以，中央「認為出面影響香港選舉結果，亦是符合一國兩制」。不知道劉兆佳是否認同這個中央「角度」，至少他在節目中未提出異議。香港選舉是香港內部事務，影響香港選舉結果，即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損害香港的高度自治，若作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的劉兆佳對此並無異議，則日後中央與香港的定位是怎樣一種狀態，就很難估量了。無論中央與香港關係有什麼轉變，都不應該扭曲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特殊方針政策，否則對中央絕無好處，香港更會遭到衝擊和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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