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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步入2014年，特區政治氣壓持續低沉，各方劍拔弩張，風暴早已成形，大家只能屏息以待無奈地靜候這場人禍來臨。如果仍期望政制討論能取得共識，兼且想像有關方案能徹底化解中港矛盾，實在需要一種超乎常理的樂觀精神。中港互不相讓，極端思想在雙方陣營愈來愈有市場，兩地關係也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緊張局面。但新年伊始，我們總祈盼新的一年能有新的開始，總希望仍能在烏雲邊際找到一線銀光。這也許只是徒勞無功自欺欺人的自我心靈撫慰，但在今天的困局下要尋找出路，也許各方也正正需要更多的想像空間。
這裏，就讓我們回顧一些歷史片段。
廉署成立的歷史
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徹底改變了香港的反貪局面，也寫下殖民統治最光輝一頁。但這個令港人引以為傲的制度資產的出現，除了是因為香港內部的社會因素和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外，也可能受着一些來自倫敦又不太為人注意的發展所影響。1958年，英國布列頓市（Brighton）的警察總長涉嫌受賄被捕，蘇格蘭場也就此成立了專案組，派駐當地市政府全面調查事件。雖然英國政府故作輕鬆，對外公開堅稱這只是個別事件，但從一封首相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給予內政大臣的信件中，足可以反映出政府高層的震驚。麥美倫看似輕描淡寫地對同僚提出一條簡單的問題「你究竟認為貪污的真實情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What do you think really is the real situation about corruption?）」，言簡意賅，一矢中的。隨之而來的媒體跟進和上議院的休會辯論，更進一步掀起了英國朝野對問題的關注。
也許就在這種氛圍下，香港的貪污情况也引起了倫敦方面的注意。1960年初，英國國會議員科頓（Ernest Thornton）在短暫訪港期間受到兩名香港商人積極游說，回國後在國會多番就香港貪污情况向英國政府提問，無心插柳地為香港廉政制度建設掀起了重要的連鎖反應。就在科頓在1960年2月首次在國會提出對香港貪污情况的質詢後，「事有湊巧」地港府在一個月之內便改組了原有的反貪污諮詢委員會的構成，大大把它的級別升格，主席由原來的律政署法律政策專員，改為由律政司直接領導，更加入了副警務處長及兩名兩局非官守議員作為成員。然而，霍頓並沒有因此罷休，隨後繼續對此窮追猛打，更提出國會辯論，把港英政府弄得頭昏腦脹。與此同時，改組後的反貪污諮詢委員會也全情投入角色，在一年內寫成多份報告書，提出多項反貪建議，當中包括把反貪部門獨立於警隊之外，和把無法合理解釋與官職不相稱的收入定為刑事罪行。這些建議，為10多年後成立廉政公署的構想播下了種子，而把舉證責任定在貪污案件的被告身上，更是1971年頒布的《防止賄賂條例》的重要內容，也是日後打擊貪官污吏的重要殺手鐧。
倫敦政要有心無意的介入
長篇大論地說了這一段故事，只想說明一點，就是百多年的殖民地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倫敦政要有心無意的介入，有些時候可以為香港的發展帶來良性效果。宗主國內部的社會變化氛圍逆轉，和個別政客不管只是心血來潮或是出於關懷的關注，有可能會在十萬八千里以外的香港激起漣漪，為改革帶來新的動力。這種由上而下的外來刺激，往往可以有效抵消本地官僚的惰性，甚至可以壓倒香港內部既得利益的反對情緒，意外地為改變創造出空間。五六十年代的房屋政策的改變、1970年代以後勞工保障的逐步改善等例子，也是本地改革者與宗主國良性互動的成果。這當然不是說英國人從來對香港關懷備至事事關心、時刻以港人福祉為先。事實上，九七前訪港英國政要，多予港人公費旅遊呃飲呃食的感覺，熱中流連裁縫店與酒吧多於訪問貧苦了解港情，但關鍵的是，不滿現狀、銳意求變的本地力量卻從不放棄每一個游說的機會，哪怕這些努力十居其九都只會是徒勞無功。能夠善於觀察宗主國的內部變化，鍥而不捨重視每個互動機會，懂得適時借助外力，技巧地去利用這些偶然出現的契機與本地訴求聯繫起來，歷史告訴我們，有些時候會對推動本地改革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
匯報述職日趨「常規化」
也可有積極一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中港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特區政府向中央匯報述職制度日趨「常規化」，也可以有積極的一面。今天在香港，大小爭議總可以最終歸結為中港矛盾，這固然反映出社會對高速融合所帶來的生活壓力的煩躁與不安，但也正好說明不少存在於特區內部的問題，也確實有賴於內地政府部門的配合和合作才能得以解決，不管那是關乎出入境管制、跨境罪案、疾病監控、基建工程、環境保護，還是經貿往來等事宜。政治是中港關係的重要一環，但卻不是全部內容。在關乎自由、法治以及公民權利問題上，我們自然要堅守原則據理力爭，不能輕易退讓，有時候甚至要不惜代價去抗爭到底。但我們也要同時認識到政治之外，還有很多中港彼此關注的課題，需要雙方齊心合作去共同處理，因此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盲目地把政治層面的零和態度，去處理所有兩地關係。這不關乎什麼輸出香港經驗、貢獻祖國的宏大理想，而只是我們改善管治、解決特區自身問題的實事求是的做法。事實上，在若干環節上，內地的一套也不見得比我們差。例如在環保問題上，國內的立法進度比我們走得更前，在產業的發展上，她也較香港看得更深更遠。在這些範疇上，中港兩地的同路人的積極往來聯繫，相互參照互相學習對方的進步做法和規章，說不定能為我們帶來更大的改革空間和想像。
回歸以來的困局，源於我們一直未能找出一條與內地共存共生的道路，在這個問題上，雙方都要作出努力去了解對方。當然，我大膽假設國內各個範疇上仍存在着進步力量，可以作為推動中港良性互動的基礎，極有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天真想法，我也自然沒有資格和政治智慧，去告訴大家具體地如何有節有理地去借力打力促成變革，但可以肯定，假如我們把所有中港間的互動都簡化為出賣香港、背離原則、放棄自治的惡行，為求政治正確任意唾罵、阻撓以至破壞任何形式的兩地交往與接觸、也不見得有利於香港的善治和發展。
新力量網絡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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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就讓我們回顧一些歷史片段。
廉署成立的歷史
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徹底改變了香港的反貪局面，也寫下殖民統治最光輝一頁。但這個令港人引以為傲的制度資產的出現，除了是因為香港內部的社會因素和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外，也可能受着一些來自倫敦又不太為人注意的發展所影響。1958年，英國布列頓市（Brighton）的警察總長涉嫌受賄被捕，蘇格蘭場也就此成立了專案組，派駐當地市政府全面調查事件。雖然英國政府故作輕鬆，對外公開堅稱這只是個別事件，但從一封首相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給予內政大臣的信件中，足可以反映出政府高層的震驚。麥美倫看似輕描淡寫地對同僚提出一條簡單的問題「你究竟認為貪污的真實情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What do you think really is the real situation about corruption?）」，言簡意賅，一矢中的。隨之而來的媒體跟進和上議院的休會辯論，更進一步掀起了英國朝野對問題的關注。
也許就在這種氛圍下，香港的貪污情况也引起了倫敦方面的注意。1960年初，英國國會議員科頓（Ernest Thornton）在短暫訪港期間受到兩名香港商人積極游說，回國後在國會多番就香港貪污情况向英國政府提問，無心插柳地為香港廉政制度建設掀起了重要的連鎖反應。就在科頓在1960年2月首次在國會提出對香港貪污情况的質詢後，「事有湊巧」地港府在一個月之內便改組了原有的反貪污諮詢委員會的構成，大大把它的級別升格，主席由原來的律政署法律政策專員，改為由律政司直接領導，更加入了副警務處長及兩名兩局非官守議員作為成員。然而，霍頓並沒有因此罷休，隨後繼續對此窮追猛打，更提出國會辯論，把港英政府弄得頭昏腦脹。與此同時，改組後的反貪污諮詢委員會也全情投入角色，在一年內寫成多份報告書，提出多項反貪建議，當中包括把反貪部門獨立於警隊之外，和把無法合理解釋與官職不相稱的收入定為刑事罪行。這些建議，為10多年後成立廉政公署的構想播下了種子，而把舉證責任定在貪污案件的被告身上，更是1971年頒布的《防止賄賂條例》的重要內容，也是日後打擊貪官污吏的重要殺手鐧。
倫敦政要有心無意的介入
長篇大論地說了這一段故事，只想說明一點，就是百多年的殖民地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倫敦政要有心無意的介入，有些時候可以為香港的發展帶來良性效果。宗主國內部的社會變化氛圍逆轉，和個別政客不管只是心血來潮或是出於關懷的關注，有可能會在十萬八千里以外的香港激起漣漪，為改革帶來新的動力。這種由上而下的外來刺激，往往可以有效抵消本地官僚的惰性，甚至可以壓倒香港內部既得利益的反對情緒，意外地為改變創造出空間。五六十年代的房屋政策的改變、1970年代以後勞工保障的逐步改善等例子，也是本地改革者與宗主國良性互動的成果。這當然不是說英國人從來對香港關懷備至事事關心、時刻以港人福祉為先。事實上，九七前訪港英國政要，多予港人公費旅遊呃飲呃食的感覺，熱中流連裁縫店與酒吧多於訪問貧苦了解港情，但關鍵的是，不滿現狀、銳意求變的本地力量卻從不放棄每一個游說的機會，哪怕這些努力十居其九都只會是徒勞無功。能夠善於觀察宗主國的內部變化，鍥而不捨重視每個互動機會，懂得適時借助外力，技巧地去利用這些偶然出現的契機與本地訴求聯繫起來，歷史告訴我們，有些時候會對推動本地改革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
匯報述職日趨「常規化」
也可有積極一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中港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特區政府向中央匯報述職制度日趨「常規化」，也可以有積極的一面。今天在香港，大小爭議總可以最終歸結為中港矛盾，這固然反映出社會對高速融合所帶來的生活壓力的煩躁與不安，但也正好說明不少存在於特區內部的問題，也確實有賴於內地政府部門的配合和合作才能得以解決，不管那是關乎出入境管制、跨境罪案、疾病監控、基建工程、環境保護，還是經貿往來等事宜。政治是中港關係的重要一環，但卻不是全部內容。在關乎自由、法治以及公民權利問題上，我們自然要堅守原則據理力爭，不能輕易退讓，有時候甚至要不惜代價去抗爭到底。但我們也要同時認識到政治之外，還有很多中港彼此關注的課題，需要雙方齊心合作去共同處理，因此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盲目地把政治層面的零和態度，去處理所有兩地關係。這不關乎什麼輸出香港經驗、貢獻祖國的宏大理想，而只是我們改善管治、解決特區自身問題的實事求是的做法。事實上，在若干環節上，內地的一套也不見得比我們差。例如在環保問題上，國內的立法進度比我們走得更前，在產業的發展上，她也較香港看得更深更遠。在這些範疇上，中港兩地的同路人的積極往來聯繫，相互參照互相學習對方的進步做法和規章，說不定能為我們帶來更大的改革空間和想像。
回歸以來的困局，源於我們一直未能找出一條與內地共存共生的道路，在這個問題上，雙方都要作出努力去了解對方。當然，我大膽假設國內各個範疇上仍存在着進步力量，可以作為推動中港良性互動的基礎，極有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天真想法，我也自然沒有資格和政治智慧，去告訴大家具體地如何有節有理地去借力打力促成變革，但可以肯定，假如我們把所有中港間的互動都簡化為出賣香港、背離原則、放棄自治的惡行，為求政治正確任意唾罵、阻撓以至破壞任何形式的兩地交往與接觸、也不見得有利於香港的善治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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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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