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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我是《明報》長期讀者。若干年前，因為不滿《明報》某篇與我無關的報道，我曾寫信給當時的總編輯張健波先生，坦誠地表達意見。回想起來，這樣的信件我只寫過一次。這樣做，完全出於對《明報》的特有期望。
《明報》總編輯突遭調職事件發展至今，我看到教育界的憤怒。近百位學者發起聯署聲明表達關注，並懷疑《明報》能否維持過往的編採方針和作風。
《明報》是一份「公眾報」
在公眾眼中，新聞從業員和教師，同樣站在社會的最前線，肩負一份不言而喻的責任。《明報》是一份「教師報」，它的教育新聞比較多，而且刊登不少教師招聘廣告，行內有人戲稱為「米報」。更重要的是，《明報》也是一份「學生報」。多年來，學校鼓勵學生訂閱，尤其是今天通識成為必修科，不少學生每天閱報。毋須諱言，《明報》報道一直帶領學生認識這個社會，一定程度上，《明報》也是學生的老師。
有些言論指《明報》撤換總編輯，就如一間私人商業機構改組管理層一樣，別人不應置喙，對此我不敢苟同。報章是社會公器，編採人員能否暢所欲言，是體現新聞自由的重要指標，能夠讀到不受其他力量左右的報道，也是讀者所期望的。因此，《明報》更是一份「公眾報」，不因權貴的左右而調整立場，亦不因讀者的口味而改變報格。多年來，《明報》在香港社會贏得高公信力，並將良好的辦報傳統一代傳一代。
我不能忘記上世紀《明報》經歷過的兩件事。1988年「雙查事件」，社長金庸在政制發展上的角色遭到非議，《明報》被指報道偏頗。1990年代，又有記者席揚被人民法院起訴竊取國家機密，最後更被關押3年多，當時《明報》曾經堅持捍衛新聞自由，據理力爭，要求北京釋放席揚。
無論面對記者被關押，抑或因報道偏頗而遭非議，《明報》對捍衛新聞自由以及編採獨立都付出過沉痛的代價，也跨越過不少難關。今天，《明報》再次站在浪尖，作為長期讀者，除了密切關注之外，心中只想着一件事：希望《明報》不再令人心痛。
傳媒手握社會的第四權，新聞工作者任重而道遠。《明報》身經百戰，正是香港社會無形的資產。新聞自由，也是香港人一直引以自豪的核心價值，我們這個地方，怎麼可能承受新聞自由的磨蝕而最終消失呢？我們必須守護，不僅是為了《明報》，更是為了這個社會的資訊自由、學術自由、言論自由。
為此，我所屬的教協朋友們寫了一首歌《明•辨是非》：「撐起這天地因公理，明天要繼續敢言，憑我良知，報喜也照樣報憂，沒修飾藉口，我不怕。
《明報》總編輯突遭調職事件發展至今，我看到教育界的憤怒。近百位學者發起聯署聲明表達關注，並懷疑《明報》能否維持過往的編採方針和作風。
《明報》是一份「公眾報」
在公眾眼中，新聞從業員和教師，同樣站在社會的最前線，肩負一份不言而喻的責任。《明報》是一份「教師報」，它的教育新聞比較多，而且刊登不少教師招聘廣告，行內有人戲稱為「米報」。更重要的是，《明報》也是一份「學生報」。多年來，學校鼓勵學生訂閱，尤其是今天通識成為必修科，不少學生每天閱報。毋須諱言，《明報》報道一直帶領學生認識這個社會，一定程度上，《明報》也是學生的老師。
有些言論指《明報》撤換總編輯，就如一間私人商業機構改組管理層一樣，別人不應置喙，對此我不敢苟同。報章是社會公器，編採人員能否暢所欲言，是體現新聞自由的重要指標，能夠讀到不受其他力量左右的報道，也是讀者所期望的。因此，《明報》更是一份「公眾報」，不因權貴的左右而調整立場，亦不因讀者的口味而改變報格。多年來，《明報》在香港社會贏得高公信力，並將良好的辦報傳統一代傳一代。
我不能忘記上世紀《明報》經歷過的兩件事。1988年「雙查事件」，社長金庸在政制發展上的角色遭到非議，《明報》被指報道偏頗。1990年代，又有記者席揚被人民法院起訴竊取國家機密，最後更被關押3年多，當時《明報》曾經堅持捍衛新聞自由，據理力爭，要求北京釋放席揚。
無論面對記者被關押，抑或因報道偏頗而遭非議，《明報》對捍衛新聞自由以及編採獨立都付出過沉痛的代價，也跨越過不少難關。今天，《明報》再次站在浪尖，作為長期讀者，除了密切關注之外，心中只想着一件事：希望《明報》不再令人心痛。
傳媒手握社會的第四權，新聞工作者任重而道遠。《明報》身經百戰，正是香港社會無形的資產。新聞自由，也是香港人一直引以自豪的核心價值，我們這個地方，怎麼可能承受新聞自由的磨蝕而最終消失呢？我們必須守護，不僅是為了《明報》，更是為了這個社會的資訊自由、學術自由、言論自由。
為此，我所屬的教協朋友們寫了一首歌《明•辨是非》：「撐起這天地因公理，明天要繼續敢言，憑我良知，報喜也照樣報憂，沒修飾藉口，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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