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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梁振英的施政報告毁譽參半，是否回應了社會的訴求，各界莫衷一是，缺乏共識。對我來說，特區當前有四大主要矛盾：住屋、政制發展、中港關係與貧窮，施政報告對前三者大致交了白卷。對於解決房屋問題，施政報告並沒有什麼新招，只是重複政府解決問題的決心，大部分具體建議均未能即時見效，遠水救不了近火。政制發展取決於中央意向，特區政府有多少角色，大家心中明白，文件對此沒有多少着墨，實屬意料中事。至於中港關係，是施政報告令人最失望之處。施政報告的主調仍是董建華的「中國好、香港好」的老調，反覆強調香港的出路在於把握中港合作的商機，完全沒有理會高速融合為市民生活帶來的種種困擾，極其量只是說暫緩擴展自由行一簽多行計劃。市民看在眼裏，自然氣在心頭。但即使如此，施政報告關於照顧貧窮和扶助弱勢的建議，仍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當然，梁振英上任以來劣政如潮醜聞不斷，對他提出任何指摘批評，八九不離十都是合乎道理、順應民情的。但我們總不能因人廢言，只要是政府提出來的，便硬要找到理由來反對，哪怕某些建議都是合乎公眾利益和切合社會需要的。
政府提出的硬要找理由反對？
對於梁振英個人榮辱，相信大部分人都不太關心。至於所謂利用公帑去「收買」民望的說法，坦白說，假如這些動作的客觀效果是有利於大眾造福社群，我們也無必要糾纏於這種無法印證的動機論上。作為中產的一分子，我也不會忘記教育是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而今天大部分的中產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是在本地取得大學學位才得以事業上有所發展。以目前的情况來計算，大學學費只收回成本的兩成左右，以3年制來計算，每個中產就至少花了公帑50萬元左右。而我們的子女，也確實較低下階層子女有更大的機會享受到大專教育機會。大學經費的持續增長，每年用於大專教育的開支佔經常總開支近四分之一，說政府漠視中產，我自己也感到有點難為情。當然，這不是說所有反對理由都不能成立，當中關於財政負擔的考慮，確實是值得認真討論的。梁振英各項扶貧建議，的而且確為政府增加了每年過百億的開支，長遠能否負擔得起，又或會否如一些人所說帶來財政危機，是一個合理疑問。但在我們下定論之前，也許要先看看以下事實。
首先，《基本法》第107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仍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而特區政府自回歸以來也一直以此為金科玉律，而官員也一直秉承殖民地時期的保守估算，經常預計赤字卻以盈餘結算。所謂審慎理財的原則，早已成為了財金官員的深層文化的重要部分。
第二，施政報告的各項扶貧措施，不少原是關愛基金的先導計劃，而關愛基金雖然原意為公眾捐款公帑配對，但事實上一直以公帑為主要的財政來源，過去數年政府便為基金注資了近200億，現在把由「一次性」的關愛基金支持的部分項目轉為經常開支，而今年施政報告也沒有預示會要求政府再注資，一加一減，實質增長其實相互抵消了不少。
第三，本屆政府經常開支增幅確實遠高於前屆政府，但曾蔭權政府任內以非經常開支形式去扶貧派錢，在2007至2013年間，6年內便派了超過2000億，年均近300億（見表）。但不少這些所謂「一次性」的派糖實質年年繼續，當中如差餉寬免、公屋免租以及綜援雙糧等，更早已被公眾視作理所當然的「合理期望」，輿論亦以此作為評定財政預算、施政報告得分多少的主要指標。所謂「非經常性的開支」便能隨便可加可減的說法，只是自欺欺人的說法。假如能以扶貧措施的常規化和制度化，去取代曾蔭權時代開始的無的放矢支離破碎但又花費不少的派糖措施，扶助弱勢政策效果不單更為理想，實際開支增長又也不見得更大。
所謂福利開支增幅過大
過度簡化問題
第四，結構性財政危機憂慮在於經常收入低於經常開支，但關鍵問題並不單在於政府能否開源節流控制支出，也在於特區的每年總收入中有近三成的份額被定為非經營性收入，誇大了財政緊絀的感覺。這批收入，主要是賣地收入、印花稅與其他投資回報3項。政府把這批年均達500億的收入定性為非經營性收入，便意味政府可用於支付經常開支的資源要相應減少，因為政府要維持經常收支平衡原則。政府的理據，是這3種收入是存在相當的波動性，會受到地產市道和金融市場的波幅直接影響，假如把它們歸類為經常收入，而又以此為基礎去決定經常開支多少，一旦碰上逆市，收入減少，但又無法馬上縮減經常開支，必然會出現赤字。這種說法，看來很有道理，但要知道這3種收入固然有波動性，但即使在回歸以來經濟最差的2001年，這些收入也佔了政府總收入的一成半。換言之，這些所謂不穩定收入，實際上是相當穩定地處於一個高水平上，持續地為政府帶來相當巨大的財政貢獻。政府把它們排除在經營性收入之內，是人為地把可供支付經常開支的基礎大大減少，也無必要地限制了自己因應社會需要而作出回應的能力。
所以，綜合上述4點，所謂的福利開支增幅過大的說法，是過度簡化了問題，也不完全符合事實。但歸根究柢，關於財政收支平衡爭論的關鍵不單在於開支增幅，也在於政府的理財辦法，現時每年把差不多四分之一財政收益視之為非經常收入，直接限制了政府的政策空間，才是值得探究的基本問題。當然公共財政哲學和公帑管理體制並非三言兩語便可以輕易下結論，但隨意以「福利主義」、「財政危機」等帽子扣在一些利民紓困扶助弱勢的合理建議上，也非公允持平的看法。
新力量網絡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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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出的硬要找理由反對？
對於梁振英個人榮辱，相信大部分人都不太關心。至於所謂利用公帑去「收買」民望的說法，坦白說，假如這些動作的客觀效果是有利於大眾造福社群，我們也無必要糾纏於這種無法印證的動機論上。作為中產的一分子，我也不會忘記教育是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而今天大部分的中產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是在本地取得大學學位才得以事業上有所發展。以目前的情况來計算，大學學費只收回成本的兩成左右，以3年制來計算，每個中產就至少花了公帑50萬元左右。而我們的子女，也確實較低下階層子女有更大的機會享受到大專教育機會。大學經費的持續增長，每年用於大專教育的開支佔經常總開支近四分之一，說政府漠視中產，我自己也感到有點難為情。當然，這不是說所有反對理由都不能成立，當中關於財政負擔的考慮，確實是值得認真討論的。梁振英各項扶貧建議，的而且確為政府增加了每年過百億的開支，長遠能否負擔得起，又或會否如一些人所說帶來財政危機，是一個合理疑問。但在我們下定論之前，也許要先看看以下事實。
首先，《基本法》第107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仍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而特區政府自回歸以來也一直以此為金科玉律，而官員也一直秉承殖民地時期的保守估算，經常預計赤字卻以盈餘結算。所謂審慎理財的原則，早已成為了財金官員的深層文化的重要部分。
第二，施政報告的各項扶貧措施，不少原是關愛基金的先導計劃，而關愛基金雖然原意為公眾捐款公帑配對，但事實上一直以公帑為主要的財政來源，過去數年政府便為基金注資了近200億，現在把由「一次性」的關愛基金支持的部分項目轉為經常開支，而今年施政報告也沒有預示會要求政府再注資，一加一減，實質增長其實相互抵消了不少。
第三，本屆政府經常開支增幅確實遠高於前屆政府，但曾蔭權政府任內以非經常開支形式去扶貧派錢，在2007至2013年間，6年內便派了超過2000億，年均近300億（見表）。但不少這些所謂「一次性」的派糖實質年年繼續，當中如差餉寬免、公屋免租以及綜援雙糧等，更早已被公眾視作理所當然的「合理期望」，輿論亦以此作為評定財政預算、施政報告得分多少的主要指標。所謂「非經常性的開支」便能隨便可加可減的說法，只是自欺欺人的說法。假如能以扶貧措施的常規化和制度化，去取代曾蔭權時代開始的無的放矢支離破碎但又花費不少的派糖措施，扶助弱勢政策效果不單更為理想，實際開支增長又也不見得更大。
所謂福利開支增幅過大
過度簡化問題
第四，結構性財政危機憂慮在於經常收入低於經常開支，但關鍵問題並不單在於政府能否開源節流控制支出，也在於特區的每年總收入中有近三成的份額被定為非經營性收入，誇大了財政緊絀的感覺。這批收入，主要是賣地收入、印花稅與其他投資回報3項。政府把這批年均達500億的收入定性為非經營性收入，便意味政府可用於支付經常開支的資源要相應減少，因為政府要維持經常收支平衡原則。政府的理據，是這3種收入是存在相當的波動性，會受到地產市道和金融市場的波幅直接影響，假如把它們歸類為經常收入，而又以此為基礎去決定經常開支多少，一旦碰上逆市，收入減少，但又無法馬上縮減經常開支，必然會出現赤字。這種說法，看來很有道理，但要知道這3種收入固然有波動性，但即使在回歸以來經濟最差的2001年，這些收入也佔了政府總收入的一成半。換言之，這些所謂不穩定收入，實際上是相當穩定地處於一個高水平上，持續地為政府帶來相當巨大的財政貢獻。政府把它們排除在經營性收入之內，是人為地把可供支付經常開支的基礎大大減少，也無必要地限制了自己因應社會需要而作出回應的能力。
所以，綜合上述4點，所謂的福利開支增幅過大的說法，是過度簡化了問題，也不完全符合事實。但歸根究柢，關於財政收支平衡爭論的關鍵不單在於開支增幅，也在於政府的理財辦法，現時每年把差不多四分之一財政收益視之為非經常收入，直接限制了政府的政策空間，才是值得探究的基本問題。當然公共財政哲學和公帑管理體制並非三言兩語便可以輕易下結論，但隨意以「福利主義」、「財政危機」等帽子扣在一些利民紓困扶助弱勢的合理建議上，也非公允持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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