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土地及房屋短缺問題，在這個民怨沸騰的年代，愈顯嚴峻，年初《施政報告》雖然大篇幅提及相關政策，但來來去去還是那幾道板斧。每一個城市都面對發展問題，即使德國首都柏林也不例外。柏林人口約三百五十萬，佔地約九百平方公里，較香港人口密度低，但也同樣面對房屋土地問題，不過，政府卻有截然不同的處理方法。
去年年底，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教授姚松炎，帶着一班中大「城市研究課程」的同學，走訪柏林，包括國際上享負盛名的公屋、舊機場、社區農莊等，將考察所得帶回香港，以作借鑑。房屋土地政策，其實在設計和管理上轉個方法，已經可以改變一個城市的生活空間。
「公共空間是社會制度的彰顯」
有趣的是，兩個城市對「公共空間」的理解各有不同。姚教授認為，德國人受民主制度影響，覺得土地只要不是私人業權，就是公共空間，人們還會爭取使之變成可以人人使用的空間，例如Tempelhof舊機場、Kinderbauernhof Mauerplatz社區農莊等。至於香港，很奇怪地，私人土地會出現公共空間，而紐約也有類似情况，因土地不足，政府要求業主提供公共空間，但這些地方大都鎖上鐵閘。政府土地本來亦屬公共空間，卻變成官地，最近更有人建議於金鐘添馬公園旁的立法會花園加設三米高鐵欄，禁止市民合法使用，又如公園的椅子只可坐不可瞓，還要加上扶手，這樣的高度管制，市民要謹守規矩，壓力增大，不能在公共空間釋放壓力。而且因無民主制度，市民即使爭取也未必能成功。姚教授說：「公共空間只是社會制度的彰顯。政府本來由人民選出來，代表人民做決策，當大部分人覺得這個公共空間的用途應是如何，政府要做的就是聆聽然後實施。但香港是倒轉過來的，政府覺得地是自己的，不是市民的，我是地主所以不用聽你說，給你土地是恩賜，所以我現在要收回。」
香港是「保母城市」
回看柏林，柏林人可以坐在草地野餐、坐在河邊聊天，甚至跳進河裏暢泳，政府低度管理公共空間，使用者為自己的安全負責，人們無拘無束，空間得以共享，而柏林仍是一個安全理想的城市。那為何香港不可以？香港是個「保母城市」，隨處可見「禁止」二字，只要一坐草地，就有保安出來阻止，所有水邊河邊一律圍起欄河，很多空間「不准進入」。有說是因為文化不同，但姚教授回想：「一九六○年代的小孩都是通山跑、去山澗游水，不見得特別危險，直至八十年代逐漸富裕，社會突然變得高度設防，政府怕出事故，社會安全系數要很高。」也是政府對民眾不信任，不相信市民能照顧自己和有自制力。
這也間接影響一個城市的創意發展，看柏林小孩，在鋪滿雪的小坡上滑雪橇，該地本來沒有這個用途，但他們就地取材，連玩耍也變得很有創意。香港呢？姚教授卻說：「其實我們也很創新，但制度不容許，公共空間不歡迎創意，就創新不了。」大家都跟着規矩做事，只要稍有踰越，便被禁止，如何發揮創意？
事實上，低度管理其實更能讓市民充分利用公共空間，並發展鄰里關係，美國著名城市社會學家、城市規劃學家Jane Jacobs，曾提出：「繁忙的人行道上旁人較多，故比較安全。」多人使用的公共空間，人們互相照應，根本毋須政府管，「其實即是回到以前的香港」姚教授說。學生考察柏林後，得出其中一個結論，政府不能貿貿然學柏林把所有欄河拆去，但可試推行「公民約章」，協議分三階段降低欄河的高度，讓市民慢慢習慣，但市民亦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不幸遇事，也不會把整個責任推給政府，在自由與管理之間取得平衡。
舊機場公投定用途 捨發展變公共空間
柏林南面有三百多公頃的綠草地，此地前身，是一個舊機場，現在柏林人稱這個公園為Tempelhof Freedom，是自由的象徵。在一九三○年代，Tempelhof是納綷德國重點發展的機場，二戰前後，更是歐洲三大最具規模機場，後來曾做過集中營，又經歷過冷戰，甚具歷史價值。九十年代柏林重新成為首都後，另建大型國際機場，Tempelhof舊機場的去留便備受爭議。社會上有兩大壓力，一是要求保留作本土機場，二是變成公共空間，並保留建築大樓。當時政府就應否保留機場，舉行了一場全民公投，結果，機場變成公共空間。二○一○年開始每逢周末，人們慕名來到舊機場，在此跑步、踩單車、滾軸溜冰、放風箏、放遙控飛機、做瑜伽，甚至夏天前來燒烤，又舉辦大型音樂節，幾百種活動在這大片草地上演，成為旅遊勝地。花鳥蟲魚在此繁殖，成為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區。姚教授認為：「香港的西九是浪費」，為何有一片土地，就得發展？「雖然香港土地供應比柏林緊絀，但有一個機場那麼大的空間，對城市人來說，有超出預期的公眾效益」。上周有報道指出，Tempelhof再有另一次全民公投，柏林人否決把這裏改作房地產用途，他們不願商業活動摧毁這難能可貴的城市綠洲。
大師設計公屋變身分象徵
柏林的公屋建築，在國際間舉世知名，二十世紀初期，現代主義建築興起，設計追求簡約實用，對採光和通風都有要求。政府當時請來多位國際著名建築師，比賽設計公屋，多個大師級獨一無二的設計，如Walter Gropius、Renzo Piano等，都能在柏林看到。原來香港早期公屋，也受國際建築風格影響，風格近似柏林公屋，像沙田瀝源邨、何文田邨逸民樓等，以實用為主，附有社區設施，綠化空間較多，華富邨興建時，亦有計算日照。不過現時香港，公屋的形象就是貧窮，而且一式一樣，不是Y形就是和諧型，相比柏林，公屋住戶也是低收入，但住在大師設計的房子裏，確是一種身分象徵。Russell和Hugo曾在捷克住過類似的公屋設計，面向馬路的一邊，是客廳和廚房，面向公園的則是睡房，設計十分舒適。
柏林公屋另一特點是，露台很深，可放進桌子椅子，在露台吃飯喝咖啡。這與香港的騎樓設計也有共通之處，位於華南地區的香港，騎樓是唐樓重要的設計，既能替行人擋去陽光，亦有採光和通風效果。可是香港到了八十年代，騎樓變窗台，甚至消失，直到二千年才重新引入，不過面積太小被諷「懸棺」，像灣仔的囍匯。
馬蹄園合作社打破租屋買樓迷思
香港，除了租屋與買樓，哪裏還有瓦遮頭？柏林馬蹄園Hufeisensiedlung的合作社經驗，或許可以是第三種解決方法。一九二○年代初，柏林邊緣的貧民區，有一個馬蹄形的湖，政府撥出土地，建築師依湖巧妙地建成一幢住宅，整個建築因呈馬蹄形而得名，並列為世界遺產。合作社形式，即是住客由合作社審批，符合資格者便能入住某一單位，住客既不是租客，也不是業主，而是成員之一，需遵守條款和交會費。如此住客不怕加租或逼遷，即使加會費，成員也有投票權，能夠做到「社區自決」，也能負擔得起住屋開支。馬蹄園現在還在運作，有「會所」、咖啡店、麵包店、馬蹄園博物館，環境優美，連接主要幹道，就近地鐵站，可說是貧民豪宅。香港曾有類似合作社，但只供公務員居住，而且八十年代不再批出。香港政府不落實租金管制，樓價翻升市民買不起，合作社或許是另一出路。
社區自發建農莊 長期抗爭獲保留
那裏本來是一片大荒地，一九七○年代，一群單親媽媽，知道孩子常到荒地玩耍，擔心有危險，於是和社區組織及義工，自發將荒地修葺綠化。Katie說，現在那裏還飼養驢仔、鴨仔等，又有噴水池、二手圖書櫃等各種兒童設施，現在入口標明Kinderbauernhof Mauerplatz，另一個入口就對着幼稚園，成為當地小孩樂而忘返的樂園。可是八十年代時，當地政府想重建此地，當地市民攜手經歷了一段長期抗爭，他們曾試過手挽手圍着整個公園，阻止政府職員進入。直至九十年代，政府終於讓步，並簽出地契條款，讓社區農莊繼續運作。「學術上有一種稱為由下而上的規劃。」姚教授解釋，政府不能開推土機，一下子摧毁當地文化及趕走村民，然後空降新建築物，應讓當地自發發展，像粉嶺的聯和墟。柏林這個社區農莊，現在還有旅遊書介紹，有法國遊客專程到來，可見社區自決其實可行。
空間非大即好更重Human scale
香港街道狹窄，走在路上很有壓迫感，我們總希望有更多空間，但原來Russell和組員研究發現，公共空間不是愈大愈好。研究學上有稱「人性尺度」（Human scale），香港新市鎮如將軍澳、天水圍等，附近住宅很高，中間卻有一大片空地，這樣的設計其實並不人性化。對於行人和公共空間使用者而言，距離太遠難以察覺周遭發生的事，相對危險，三十五十米之外，也認不出朋友，而且街道走起來會很枯燥。反而傳統公園更有human scale，像大埔普益里的廣福橋花園，可以坐下歇息，也很容易見到認識的人，有一種安全感。柏林也有同樣情况，Russell找到四個human scale和non-human scale的例子，明顯地，較多人使用的Ludwigkirchplatz，地方較小，亦有座椅及小路等規劃，即使在下雪天，半小時以內仍有六十多人逗留、踩單車、放狗，當中更不乏一家大小。原來街道的闊或窄，雖然沒有所謂最佳比例，但也可根據人口密度，找出之間的平衡，建造更適合生活的環境。
文/ 李寶瑜
圖/ 受訪者提供
編輯/何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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