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青年協會一條宣傳睦鄰關係的廣告片段如是說：「係隔籬鄰舍，定係『隔離』」咗嘅鄰舍呢？」畫面是港人熟悉不過的情景：在狹窄的升降機中，各人不是垂首盯着手提電話，便是仰望顯示屏上的樓層讀數。人與人在物理上離得這麼近，在心靈上相隔得那麼遠（So close, yet so far away……）。問題是，誰在隔離誰？
假設香港是一幢有100個單位的大廈，根據人口比例，裏面便有6伙非華裔人士、2至3伙居港未滿7年的內地新移民，儘管文化、語言不同，「入伙」時間有先有後，無礙這百戶人家份屬鄰居的事實。要建立一個優雅社會，享有優質生活（good society, good life），不可能將部分鄰居排斥在外。
另外的92伙主流港人，也不見得交往熱絡。香港經歷了後工業時代的社會轉型，社區（community）的功能大大萎縮。要港人踏出圍城跨族群交流，也許要先治好社區關係的冷感。
失落的社區
過去，公共空間與私人領域的界限遠沒有如今分明。例如以前徙置區及公共屋邨，一層樓共用浴室、廁所，設施的不足強迫住戶「混和」，整層樓好似一個大單位，各戶人家就像單位裏的眾房客。住戶平時多不關門而只拉上鐵閘，可能比較通風和涼爽吧，相熟的鄰人經過，可以直接透過閘縫打招呼、聊天。最開心的莫過於孩童，鄰居提供了一大堆玩伴。住戶間互相照應，不用煩惱忘記買鹽，問隔籬借就行；不用煩惱託兒，找隔籬看顧就行。以上的情景不復見於新樓了，現在的住客連鄰居的姓氏都未必知道，死在屋中的獨居老人要屍身傳出臭味才被發現。
在屋邨外的世界，公共空間被商人、業主的私人空間蠶食殆盡，空間變得都只為消費而設。僅餘的非私人空間則被公權力嚴密管理，市民幾乎不能做站立和行走以外的任何事情。這樣一來，所有人在居所以外的路線和行動其實已被詳細規劃好，路線是最直接快捷的，行動是按照劇本進行，購物就是購物，用餐就是用餐，專注目標，充滿效率，絕少差錯，所有在路線上遇到的人對行動者來說都是陌生人，而非社區的一分子，他們與每天出行的目標無關，毋須理會。生活沒有變數、突然、偶然（商場漏水、港鐵故障可不算），沒有驚喜，也就沒有邂逅的浪漫。
漸漸，人類行為變得像機械人，一面倒地強調理性、邏輯、效率、依法行事、循規蹈矩（conformity），一言以蔽之：非人性化（dehumanized）。矛盾在，港人覺得如此生活是枯燥乏味的，但卻又厭惡有「意外」的東西打破固定程式，例如不喜歡被愈來愈多陌生人闖入，干擾本來的生活。症狀變得更加嚴重時，便發展成疏離（alienation），得不到關心，亦不懂關心他人，所有人都將彼此視為陌生人，只是程度之分而已，屬典型的現代城市生活特徵。
近年，政府與民間都認識到社區的重要。例如，政府用津貼鼓勵社區保母，也一直資助各種社區安老服務。畢竟叫每一個家庭各自為政，成本太過高昂。市民也十分懷念和嚮往美好的社區生活。雨傘運動期間，「添美村」連營800米，示威者留守久了，成了「村民」，「佔領區」成了社區生活實驗場，曲終人散之際，使他們格外依依不捨，哪怕睡馬路。
今時今日，港人要尋回昔時的社區生活感覺，恐怕要等到「意外」事件出現了。有時大廈發生火警或其他事件，不同樓層的住客都聚集到地面，反正回不了家，便互相攀談，於是第一次認識同住10幾年的鄰人。一個突然而臨時的社區（sudden and temporary community）便告誕生，雖然極短暫，但住客會享受這種突如其來的社交的。「佔中建村」不也是一次典型的意外嗎？傳媒曾報道，有南亞裔人士和內地學生參與其中，可謂城市級別的「大火警」。反觀政府鼓勵下的社區保母成效不明顯，原則上津貼不同工資，加錢，便有違原則；不加，吸引力又有限。在社區建設上，「無心插柳」（unintended）更勝「有心栽花」（intended）。
我們懷疑，香港的族群問題，與社區生活的失落不無關係，因此孤立地看待族群問題，容易忽略更為宏觀和深層的社會背景因素。其實人際關係的疏離冷漠，早已有之，加上傳媒的信息，取代了真實生活的見聞，新的一代，更樂於在社交網絡上以訛傳訛，自己成為傳媒的一分子，而非踏入社區，探尋真相。即使在本地人之間，也互相當彼此是陌生人，種族、膚色、語言、文化便再增一層陌生感，於是族群間分裂割離，不相往來，互相標籤，便難以避免。
國際化從本土開始
綜合本欄前3篇文章，我們已提倡中間機構（middle institutions）可發揮橋樑及中介（bridging and mediating）功能，為不同族群的個人在日常生活社交層面創造無背景包袱、輕鬆的、非正式的交流機會，以消除族群邊界，促進文化混成（cultural hybridization）。要達至上述效果，城市生活社區化能使事半功倍。
香港本身已有不俗的族群資源（ethnic resources），來自移民、留學生、移民後代與回流移民，只是尚待更進一步的整合，使他們成為資產而非負擔，才能使香港成為真正的國際城市。
雖然香港有雙語路牌、菜牌，市民英語水準不錯，城市本身是國際交通樞紐，與全世界都有商業、資本和人才往來，但是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族群界限卻把城市分裂成一塊塊。政府很積極將年輕人送出去外面交流，去年政府還提出要花幾億元資助100名優秀學生負笈國外頂尖大學，關愛基金則資助貧窮學生參加境外交流。他們似乎忘了，要跟外國人交流，到愉景灣、蘭桂坊、赤柱、西貢、大學宿舍、維園也可以，世界就在香港（the world is already in Hong Kong），何苦花大錢、大費周章捨近求遠，卻對本地的外國人、內地人不聞不問？假如缺乏開放的心靈以欣賞、學習其他文化，學生領取資助去到外國，最終也只是走馬看花，或者窩在唐人街食叉燒飯、同華人拍拖而已。
至於以各種政策吸引來港的人才和留學生，也不甚受到重視，對此我們之前於3月24日的文章已有討論，不贅。如果連在大學，留學生也自成一國，這個城市的族群隔離可見一斑。更為令人嘆息的是，近年內地生愈來愈多，與本地生的衝突也愈來愈嚴重。內地生總是在課室坐在前排，也總是最先回應教授的問題，成績優異到橫掃各種獎學金和研究生學位。內地生的學習態度本應影響香港學生，帶來良性競爭，但積極的效果沒出現，反而輿論焦點常落在雙方生活如何格格不入，以及本地人資源被分薄的話題上。
「國際化從本土開始」（internationalization begins at home），香港應透過重建社區生活，利便城市內部的族群交流，擴闊市民的社交圈子，使本地人與外來者可以互相學習（reciprocal learning），雙方都將有所得益，有所進步。在上星期，我們已討論了兩種不同文化和族群碰撞的結果，雖然過程中難免有摩擦、衝突，但這亦是文化混成，甚至創新的必經之路。No pain, no gain 。
過去華人與非華人之間的隔離，擴展到舊香港人與新香港人的隔離，這種趨勢令人憂慮。對陌生人「視若無睹，聽而不聞」（I look but I don't see, I listen but I don't hear）的態度，窒礙文化交流，也就斷絕進步的可能。放棄族群自我中心（ethnocentrism），勇於踏出邊界，學會欣賞並吸收其他文化，是當前最重要的公民素養。
善待外來者，移民最終會投桃報李，回饋社會，而族群交流又可以豐富自身的文化，以助香港發揮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的優勢，「重新上路」。
˙陳國賁（ckb@ci-ss.org）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資深研究顧問
陳氏社會研究學院 (Chan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創辦人及主席
˙莊迪文（ctm@ci-ss.org）
陳氏社會研究學院（Chan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研究員
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