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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自由民主社會對領導人是嚴苛的。透過以下領導人最新的民望支持度可見一斑：
•美國總統奧巴馬45 分；
•英國首相卡梅倫41分；
•澳洲總理阿博特31分；
•香港特首梁振英44分。
如果以50分為及格，他們全部「肥佬」。而成績優異的領導人，則有：
•國家主席習近平87分；
•俄羅斯總統普京81分。
這些數字有何啓示？ 首先，讓我們從世界視野轉而聚焦香港。根據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鍾庭耀博士的歷史數據，末代港督彭定康空降來港之初的民望支持度，只得53分，幾乎是他任內最低的民望，但其後數年，他民望持續攀升，最終以60分離任，是為先低後高的格局。回歸之後的3位特首，卻剛好相反。都是先高後低的格局。他們3人當選之初的民望支持度，分別是董建華65分、曾蔭權72分、梁振英53分，都是他們任內幾乎最高的支持度。但過了當選初期的高民望之後，他們3位所得的支持度，都不斷尋底，董建華離任時民望48分，曾蔭權44分，和現時梁振英差不多。
制度使自由民主社會對領導人嚴苛
空降香港的英籍港督，不帶絲毫民主成分，民望卻高過有選舉成分的特首，領導人民望和民主制度，是否背道而馳呢？
香港除了還未實行普選之外，在多個自由民主領域，均不亞於西方民主國家，包括對政府施政的大肆撻伐、對政府權威的公然藐視、對領導人的毫不留情，及對其誠信的不斷質疑等。回歸前，香港市民對港督談不上有什麼期望，但回歸後，一句「香港人當家作主」，令港人對特首的期望，遠遠超出他們對港督的期望。3位特首，在享受完高民望的蜜月期之後，隨即在嚴苛的民主制度下，開始民望滑坡，直至離任。
自由民主社會對領導人的嚴苛，是無可避免的制度使然。民主政治的終極意義，是權力來自人民。人民以手上的選票，選出領導人，讓領導人行使人民所賦予的權利。人民是主人，領導是人民的頭號公僕。但政治現實是領導人一旦獲選，即晉身權貴，不但享盡榮華富貴，更手握大權。古今中外，金錢和權力最能腐敗人性，金錢誘人謀私、權力誘人濫權。頭號公僕雖然是人民選出來的，但一旦變身權貴，人民就不放心，尤其是人民除了於選舉時行使投票權之外，難以嘗到「政府權力來自人民 」的滋味。這造成當權者和人民之間永恆的、由制度所產生的先天性矛盾。
這矛盾主導了西方民主領導人的政治宿命。在香港，這情况變本加厲，因為香港市民回歸後，才初嘗民權的前菜；佔中一役，是小菜一碟之後的民權盛宴。人民嘗到了除了制度賦予的合法權益之外，他們還可以採取制度以外的激烈行動，令當權者舉步維艱。
中日抗戰期間，美國新聞記者採訪革命聖地延安，其後向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感慨地稱頌共產黨人的無私奉獻、廉潔上進。宋美齡聽後說了一句話：「如果你說的是真的，那只不過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嘗到真正權力的滋味。」這和西方諺語「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是同一樣的深切體會。宋美齡充滿智慧的觀察，不單適用於延安時期的共產黨， 對今天的香港市民同樣適用。不是說香港市民會因為初嘗當家作主權力而集體腐化，而是他們會集體行使初嘗的民權，傾力對抗他們眼中當權者無可避免的腐敗傾向。他們深信無論如何清廉上進人，一旦成為當權者，便會腐敗、會缺乏誠信、不公不義、罔顧民情、 用人唯親、假公濟私。
於是人民會懷疑領導人每一個行為背後的動機、挑戰領導人每一個決定的合理性，要求領導人施政透明、事事解釋、天天問責。他們要領導人順從民意；但同時又要領導人有原則、有立場、有視野去帶領群眾， 因為有這些素質的領導，才能夠為市民謀取最大福祉。多元社會對不同的爭議提出不同意見，但社會人士卻要求領導人能夠兼容這些互相矛盾的意見。於是領導人每天步步為營，唯恐行差踏錯；一切急市民所急，每天都希望贏取市民的認受。施政變成了競選，管治的職責變成競選工程的無限伸延，直至以低民望離任。
在習近平和普京眼中，這樣的民主政治是高消耗、低成效的。這樣的制度無可能帶來國家過去30年的飛躍進步。但在民主派人士眼中，異見人士的不同聲音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力量；對領導人的不斷質疑，才能確保最終的政策能夠獲公眾的認受；反對黨透過選舉以達至權力的和平交替，才能增強制度的穩定性。對異見人士的包容、對新聞及言論自由的包容，亦令到民主制度的道德力量，遠勝於其他的政治體制。
於是，讓領導人天天如坐針氈的制度原因，卻正正是令制度本身安穩健妥的基石。
隨着香港社會的民主成分愈來愈高，特首民望難免愈走愈低。如何紓緩公眾和領導人之間的制度性矛盾，是民主制度發展道路的一項重要考慮，亦是民選領導人執政能力的第一考驗。前特首曾蔭權於民望低迷時拋下的名言：「民望對我是浮雲」所帶出的，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政治飄逸，而是對民望挑戰舉起的白旗。
作者是新聞傳播及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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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87分；
•俄羅斯總統普京81分。
這些數字有何啓示？ 首先，讓我們從世界視野轉而聚焦香港。根據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鍾庭耀博士的歷史數據，末代港督彭定康空降來港之初的民望支持度，只得53分，幾乎是他任內最低的民望，但其後數年，他民望持續攀升，最終以60分離任，是為先低後高的格局。回歸之後的3位特首，卻剛好相反。都是先高後低的格局。他們3人當選之初的民望支持度，分別是董建華65分、曾蔭權72分、梁振英53分，都是他們任內幾乎最高的支持度。但過了當選初期的高民望之後，他們3位所得的支持度，都不斷尋底，董建華離任時民望48分，曾蔭權44分，和現時梁振英差不多。
制度使自由民主社會對領導人嚴苛
空降香港的英籍港督，不帶絲毫民主成分，民望卻高過有選舉成分的特首，領導人民望和民主制度，是否背道而馳呢？
香港除了還未實行普選之外，在多個自由民主領域，均不亞於西方民主國家，包括對政府施政的大肆撻伐、對政府權威的公然藐視、對領導人的毫不留情，及對其誠信的不斷質疑等。回歸前，香港市民對港督談不上有什麼期望，但回歸後，一句「香港人當家作主」，令港人對特首的期望，遠遠超出他們對港督的期望。3位特首，在享受完高民望的蜜月期之後，隨即在嚴苛的民主制度下，開始民望滑坡，直至離任。
自由民主社會對領導人的嚴苛，是無可避免的制度使然。民主政治的終極意義，是權力來自人民。人民以手上的選票，選出領導人，讓領導人行使人民所賦予的權利。人民是主人，領導是人民的頭號公僕。但政治現實是領導人一旦獲選，即晉身權貴，不但享盡榮華富貴，更手握大權。古今中外，金錢和權力最能腐敗人性，金錢誘人謀私、權力誘人濫權。頭號公僕雖然是人民選出來的，但一旦變身權貴，人民就不放心，尤其是人民除了於選舉時行使投票權之外，難以嘗到「政府權力來自人民 」的滋味。這造成當權者和人民之間永恆的、由制度所產生的先天性矛盾。
這矛盾主導了西方民主領導人的政治宿命。在香港，這情况變本加厲，因為香港市民回歸後，才初嘗民權的前菜；佔中一役，是小菜一碟之後的民權盛宴。人民嘗到了除了制度賦予的合法權益之外，他們還可以採取制度以外的激烈行動，令當權者舉步維艱。
中日抗戰期間，美國新聞記者採訪革命聖地延安，其後向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感慨地稱頌共產黨人的無私奉獻、廉潔上進。宋美齡聽後說了一句話：「如果你說的是真的，那只不過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嘗到真正權力的滋味。」這和西方諺語「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是同一樣的深切體會。宋美齡充滿智慧的觀察，不單適用於延安時期的共產黨， 對今天的香港市民同樣適用。不是說香港市民會因為初嘗當家作主權力而集體腐化，而是他們會集體行使初嘗的民權，傾力對抗他們眼中當權者無可避免的腐敗傾向。他們深信無論如何清廉上進人，一旦成為當權者，便會腐敗、會缺乏誠信、不公不義、罔顧民情、 用人唯親、假公濟私。
於是人民會懷疑領導人每一個行為背後的動機、挑戰領導人每一個決定的合理性，要求領導人施政透明、事事解釋、天天問責。他們要領導人順從民意；但同時又要領導人有原則、有立場、有視野去帶領群眾， 因為有這些素質的領導，才能夠為市民謀取最大福祉。多元社會對不同的爭議提出不同意見，但社會人士卻要求領導人能夠兼容這些互相矛盾的意見。於是領導人每天步步為營，唯恐行差踏錯；一切急市民所急，每天都希望贏取市民的認受。施政變成了競選，管治的職責變成競選工程的無限伸延，直至以低民望離任。
在習近平和普京眼中，這樣的民主政治是高消耗、低成效的。這樣的制度無可能帶來國家過去30年的飛躍進步。但在民主派人士眼中，異見人士的不同聲音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力量；對領導人的不斷質疑，才能確保最終的政策能夠獲公眾的認受；反對黨透過選舉以達至權力的和平交替，才能增強制度的穩定性。對異見人士的包容、對新聞及言論自由的包容，亦令到民主制度的道德力量，遠勝於其他的政治體制。
於是，讓領導人天天如坐針氈的制度原因，卻正正是令制度本身安穩健妥的基石。
隨着香港社會的民主成分愈來愈高，特首民望難免愈走愈低。如何紓緩公眾和領導人之間的制度性矛盾，是民主制度發展道路的一項重要考慮，亦是民選領導人執政能力的第一考驗。前特首曾蔭權於民望低迷時拋下的名言：「民望對我是浮雲」所帶出的，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政治飄逸，而是對民望挑戰舉起的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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