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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香港目前的政改困局，是有人堅持用道德說教的方式處理政治問題。他們不是要爭取在現時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案，而是按照一些前設、既定的標準去做他們認為是對的事情。一個原本應該是「What is possible?」的現實問題，變成一個「What is right?」的倫理、道德和是非問題。於是，有關這個問題的爭拗，自然沒完沒了——像白癡所講的故事，充滿喧囂與騷動，卻毫無意義。
將政治與道德混為一談，不顧後果、不計代價地企圖用政治的手段推動道德議程，是從政的大忌。意大利政治家尼科洛•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其《君主論》（The Prince） 一書中聲稱，統治者為謀取權力和成功不得不採取一些不道德的手段。其實用不着馬基雅弗利提醒，略有常識和歷史感，以及稍為肯面對現實而不是想當然的人，都會明白在道德上應該做和值得做的事情，不一定在政治上可行和辦得到（What is morally right is not always politically possible）。
更何况什麼是「在道德上應該做和值得做的事情」根本難有共識。在芸芸價值之中，道德價值最虛無縹緲，也最主觀抽象。再說，關乎道德的價值（moral values）是一回事，關乎道德的抉擇（moral choices）又是另一回事；兩者之間必然存在鴻溝。比方說，大多數人都相信按規則比賽和公平辦事（fair play）的原則；但在有需要的時候又會毫不猶豫地靠人事走捷徑。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們肯定什麼是在道德上應該做和值得做的事情，也不表示我們能夠在政治上作相應的取捨；因為政治抉擇是因應現實和出於權宜之計而非原則。
由此可見，硬要用政治行為來彰顯和體現道德價值是多麼不智。冥頑不靈地要這樣做的人，為掩飾他們行徑的荒謬和徒勞，總會不斷強調其事業之輝煌和目標之偉大，以及在道德上立於不敗之地。這種虛假的道德優越感（false 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令他們對現實的召喚充耳不聞，對必然會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失敗的機會愈大，他們愈有一種「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情懷和英雄感。
不要看輕「虛假的道德優越感」對人的行為和抉擇可以產生的影響力。人除了是群居動物（social animals）和理性策劃者（rational actors）之外，還是道德的生物（moral beings）。我們追求的不僅是飽暖，還有一種自覺在道德、人格和自我價值上勝人一籌的良好感覺。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對那些在道德上證實不如我們的人可以很寬大，但對那些被我們傷害過和冤枉過的人卻可以很冷絕。由於前者是令我們「自我感覺良好」的「道德下等人」（moral inferiors），我們很樂意向他們伸出同情之手。後者揭露了我們在道德上的缺陷，所以我們對他們總是避若有毒。
決定論或然論之爭
4月13日出版的一期《紐約客》雜誌有一篇報道，指美國政府和社會對遭非法定罪的無辜者的協助，竟然遠遠不及對釋囚提供的支援。同樣，日軍二次大戰強徵「慰安婦」證據確鑿，但日本政府不理國際社會批評，至今無視這個殘酷機制踐踏女性尊嚴的根本問題。
從哲學的角度看，今日香港的政改博弈，是決定論與或然論之爭。決定論（determinism）堅信前因必會導致後果，人類的自由意志始終敵不過遺傳和環境的影響。這套理論強調大自然、生活環境和歷史對人類的行為習慣、性格特徵、思考模式以至生活形態的決定性影響，以及人類在無力改變環境下的被動角色與消極狀態。或然論（possibilism）則相信，為人類提供生存條件的大自然和客觀環境不但含有豐富的可能性，人類本身也有足夠的想像力和積極性去改變和創造環境。未來不是過去的產物，而是開放的（open-ended）、依情况而定的（contingent）。
在這個意義上，堅決否決政改方案，因為「袋住先」等於「袋一世」是不折不扣的決定論思維。它抹煞了制度本身以及它可以改變的可能性，也否定了香港人面對制度可以發揮的想像力和隨機應變的能力。說穿了，這是一種只能看到一方的狹窄視野（tunnel vision）。反共可以是道德高地，也可以是意識形態的監獄，信焉！
林沛理
專欄作家
將政治與道德混為一談，不顧後果、不計代價地企圖用政治的手段推動道德議程，是從政的大忌。意大利政治家尼科洛•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其《君主論》（The Prince） 一書中聲稱，統治者為謀取權力和成功不得不採取一些不道德的手段。其實用不着馬基雅弗利提醒，略有常識和歷史感，以及稍為肯面對現實而不是想當然的人，都會明白在道德上應該做和值得做的事情，不一定在政治上可行和辦得到（What is morally right is not always politically possible）。
更何况什麼是「在道德上應該做和值得做的事情」根本難有共識。在芸芸價值之中，道德價值最虛無縹緲，也最主觀抽象。再說，關乎道德的價值（moral values）是一回事，關乎道德的抉擇（moral choices）又是另一回事；兩者之間必然存在鴻溝。比方說，大多數人都相信按規則比賽和公平辦事（fair play）的原則；但在有需要的時候又會毫不猶豫地靠人事走捷徑。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們肯定什麼是在道德上應該做和值得做的事情，也不表示我們能夠在政治上作相應的取捨；因為政治抉擇是因應現實和出於權宜之計而非原則。
由此可見，硬要用政治行為來彰顯和體現道德價值是多麼不智。冥頑不靈地要這樣做的人，為掩飾他們行徑的荒謬和徒勞，總會不斷強調其事業之輝煌和目標之偉大，以及在道德上立於不敗之地。這種虛假的道德優越感（false 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令他們對現實的召喚充耳不聞，對必然會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失敗的機會愈大，他們愈有一種「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情懷和英雄感。
不要看輕「虛假的道德優越感」對人的行為和抉擇可以產生的影響力。人除了是群居動物（social animals）和理性策劃者（rational actors）之外，還是道德的生物（moral beings）。我們追求的不僅是飽暖，還有一種自覺在道德、人格和自我價值上勝人一籌的良好感覺。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對那些在道德上證實不如我們的人可以很寬大，但對那些被我們傷害過和冤枉過的人卻可以很冷絕。由於前者是令我們「自我感覺良好」的「道德下等人」（moral inferiors），我們很樂意向他們伸出同情之手。後者揭露了我們在道德上的缺陷，所以我們對他們總是避若有毒。
決定論或然論之爭
4月13日出版的一期《紐約客》雜誌有一篇報道，指美國政府和社會對遭非法定罪的無辜者的協助，竟然遠遠不及對釋囚提供的支援。同樣，日軍二次大戰強徵「慰安婦」證據確鑿，但日本政府不理國際社會批評，至今無視這個殘酷機制踐踏女性尊嚴的根本問題。
從哲學的角度看，今日香港的政改博弈，是決定論與或然論之爭。決定論（determinism）堅信前因必會導致後果，人類的自由意志始終敵不過遺傳和環境的影響。這套理論強調大自然、生活環境和歷史對人類的行為習慣、性格特徵、思考模式以至生活形態的決定性影響，以及人類在無力改變環境下的被動角色與消極狀態。或然論（possibilism）則相信，為人類提供生存條件的大自然和客觀環境不但含有豐富的可能性，人類本身也有足夠的想像力和積極性去改變和創造環境。未來不是過去的產物，而是開放的（open-ended）、依情况而定的（contingent）。
在這個意義上，堅決否決政改方案，因為「袋住先」等於「袋一世」是不折不扣的決定論思維。它抹煞了制度本身以及它可以改變的可能性，也否定了香港人面對制度可以發揮的想像力和隨機應變的能力。說穿了，這是一種只能看到一方的狹窄視野（tunnel vision）。反共可以是道德高地，也可以是意識形態的監獄，信焉！
林沛理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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