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我們的社會生病了，但議員、特首和政府以至媒體和輿論，就像剛剛確診的病人那樣處於否認的狀態，拒絕接受事實。
老人院虐老事件固然令人髮指，也確實叫人痛心；但它更應該喚起的情緒不是義憤而是羞恥。當有人以管理集中營的手段經營「安老院」，蒙羞的是全體市民，難辭其咎的是整個社會。長者的衣服被脫光，露出來的不僅是老人院監管制度的漏洞，或者土地供應不足和老人缺乏照顧這些問題；而是我們社會的道德結構（moral fabric）出現了裂痕。
弱者欺凌更弱者 香港森林法則
我們目睹的未必是一宗可以檢控的刑事罪行，但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人可以如此漫不經心地踐踏沒有保護自己能力的長者的尊嚴。更可怕的，是它屬無端的侵犯行為：剝奪長者的尊嚴不是為了要得到什麼利益和好處，從行動本身得到的快感就是唯一的獎勵和報酬。從社會等級制度的角度看，這是一種無權無勢者欺凌比他們更無權無勢者的典型捕食性行為。在驚鴻一瞥的瞬間，我們看到了香港人生存的森林法則。
為什麼一些社會的底層人士會從剝削長者的尊嚴中得到快感？因為這給與他們一種擁有權力幻覺（a false sense of power）。權力的本質，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操縱能力。《李爾王》（King Lear）的名句：「我們之於諸神，猶如蒼蠅之於頑童。他們把弄死我們當作消遣。」（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 the gods; t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把老人家的衣服和尊嚴一併脫掉，得到的也許就是一種扮演上帝的快感。
你不剝削和壓迫別人，就會被別人剝削和壓迫，這是生活在香港要面對的殘酷現實。近年來，愈來愈多香港人不僅覺得自己匱乏和貧窮（feel poor），更像切膚之痛般感受到自己被剝削（feel exploited）。一種強烈的無力感在社會瀰漫，即使自己擁有的權力微不足道，濫用手頭上一丁點的權力也許就是對抗這無力感的一種應對策略。
這一切，跟回歸之後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未能撥亂反正大有關係。在這方面，2012年出版、由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與哈佛大學的政治學者聯手執筆的《國敗論：權力、繁榮與貧窮之源》（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頗有參考價值。
《國敗論》指出，一個國家的成敗興衰取決於它建立和實施的制度。健全的制度、組織、習慣和行事方式能夠創造價值、積聚財富和締造繁榮，因為它激發創造力、釋放積極性和提升生產力。這些作者口中的「good institutions」包括法律為私人產權提供的保障、尊重和履行合約的條文和精神、充分的投資自由和機會、低稅率、有效控制通貨膨脹，以及貨幣的自由兌換。
相反，剝削性、榨取性的經濟制度、政策和習慣（extractive economicinstitutions）會淘空國家的財富、資源和勞動力。在這類制度的腐化和侵蝕下，再富庶、再資源豐富的國家都會走上衰落之路，這就是《國敗論》提出的「由富變窮」（reversal of fortune）的概念。
香港目前面對的困境，是九七回歸之後，特區政府像得了遺傳病一樣「繼承」了港英政府一手建立的「剝削性制度和政策」，包括土地資源的運用、對賣地收入的過分倚賴，以及縱容地產商以近乎「合法行騙」的方式牟取暴利等等。「一國兩制」確保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回歸後50年內保持不變，意味着特區政府有責任保障地產商在建制和現狀中扮演的角色和獲得分配的利益。
長期被剝削一有機會剝削別人
結果，大多數香港人過着每天長期被剝削、瞞騙和敲竹槓的生活。被剝削和被壓迫既是他們的命運，也是他們的生存處境。於是，他們一有機會就要剝削和壓迫其他人。久而久之，剝削和壓迫別人變成他們的發泄、釋放和解脫。以強凌弱、弱肉強食，當然是大自然的規律，但弱者欺凌更弱者（the weak preying on the weaker）又何嘗不是？可是，倘若一個人類的社會只有捕食者（predator）和被捕食者（prey），那就未免太可悲了。
林沛理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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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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