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五﹕港應步入「超越選舉」時代

【明報專訊】隨着立法會投票臨近，自2013年12月港府啓動首輪政改諮詢以來，持續18個月的政改之爭即將暫告段落。此次政改由於涉及普選，牽涉社會精力之多、引發爭論之大、政治及社會生態改變之嚴重均遠超之前兩次。有北京學者甚至斷言，香港就此將進入「繁榮不穩定」的新階段。


這一判斷的依據是，無論普選通過與否，社會不穩定狀態都很難在短期內逆轉：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存廢是暗藏的政制紛爭；青年參與街頭運動的可能仍然存在；激進派以對抗中央獲取政治存在感；是否重啓政改，將成為每個新特首上任都會被傳媒追問的問題。


選舉制度的演變恐怕是長期的政治難題。但即使社會就產生執政團隊的方式達成共識，也不天然等同於政府管治能力的提高——後者才更加直接地影響香港經濟與民生的未來走向。


在選舉軌道上解決社會問題，終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正因此，「後政改時期」本港更應步入「超越選舉」的時代，轉移社會重心，使政府可以在一個相對理性並存有監督的環境下施政。


調整「三大關係」

實現這一點，可從調整「三大關係」做起：

其一是調整立法與行政的關係。過去18個月，立法會的拉布對行政效率制約很大。去年，財政預算案的拖延一度致使政府部門囊中羞澀，連公共服務都難以維持，遑論成立創科局這樣的結構改革。


若要在雙普選實現之前有所改變，除了依靠社會理性力量之外，更需港府、中央與泛民人士保持合作。近期，港澳辦王光亞主任的「泛民兩類論」，或許可為中央與溫和泛民保持溝通奠定總體基調。


其二是調整輿論場不同議題的主次關係，對於草根與中產來說，政治的重要性遠不及經濟與民生。但過去18個月，經濟問題的討論屢屢被政治事件影響，部分知名經濟學家亦潛心於政制變革的研究。


不讓政制討論成為政學兩界的全部焦點，可考慮按林鄭月娥所說建立多方政制平台，將政制討論與其他議題相剝離。該平台應以整合京港學界現有的交流渠道為基礎，並容納不同光譜的溫和人士，北京方面則可由代表官方意志的智庫港澳研究會參與，使這一平台兼具理性與權威，避免選舉爭論蔓延至社會各個領域。


第三是調整內地與香港的經濟關係。若為香港經濟尋找出路，同時避免本土主張催生「港獨」思潮，加强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勢在必行。


隨着自由行帶來的經濟增長動力趨於減弱，未來更需進一步打通香港與內地兩個經濟體的體制障礙，解決兩地法律體系、公證制度、經濟政策之間的差異。例如中央可考慮將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更大程度引入內地，以强化香港「超級代理人」之角色。


政改落局在即，普選方案通過與否固然是最大懸念，但各方有必要將關注度適度轉移至「後政改時期」的社會演進。顯然，愈早達成對未來發展道路的共識，愈有可能在政改之後平穩實現社會重心向經濟與民生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