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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政治制度，決定了政治家的語言藝術。民選領導人的權力來自人民，要有效管治，不可能靠威逼利誘，而只能用說服去贏取民心。於是奧巴馬花大量心血於演講術以感召國民。非民選產生的領導人則毋須說服，靠的是威信。 習近平於是花大量心血樹立威信。香港又如何？特區領導人的政治語言趨向於中國的「威信」模式，但市民的民主意識卻需要西方的「說服」模式 。兩者之間的鴻溝，增加了管治困難。
在國內的政治制度下，領導人一旦建立威信，施政自然高效率、低內耗、得心應手。 這是中國模式的優勢。習近平上任之後，經過初期的權力交接 、樹立威信之後，很快便能夠以強勢領導的姿態，進入管治角色。
西方說服模式 演講贏國民支持
西方民主國家不會有這種效率。美式民主制度下，總統贏了選舉之後仍然要不斷在議會和透過傳媒說服國民，以贏取他們對各項政策的支持。沒完沒了的「說服」工作，與競選工程無異。「管治」於是變成永恆的競選工程，直至任滿離職。
美國總統要贏得選舉，必須到處演講、頻頻出鏡、不斷溝通。美國總統要有效管治，同樣要靠演講、 出鏡、溝通。因此西方普選所選出的領袖，口才必須了得。用中國傳統「選賢與能」的標準來量度，這類人才，有機會是屬於 「講起來嚇死人，做起來笑死人」 的「得把口」人才。但西方民主制度的運作，就是不斷辯論、商討、談判、解釋、溝通。這類工作正是要「靠把口」。所以美國大選選出來的總統，不一定是人才，但必定是「口才」。
美國列根總統是「口才治國」的典型。 他慈父式的誠懇演講術，充滿睿智和幽默，感召了國民，贏得了民心 。一旦掃除了民心這道政治障礙，政策的執行，交付行政機關便可，何須總統操心？作為日理萬機的總統，他的「標準工時」是朝九晚五。他在伊朗人質事件中向國會表示絕不以軍火換取人質，但後來被踢爆他欺騙了國會。這是可被彈劾的彌天大罪。他解釋說：「我的心誠意告訴我當時所說是真的，但事實和證據所告訴我的，卻是相反 」。狡獪的抵賴，在不露痕迹的精雕細琢下，變成樸實無華的語言藝術品。欺騙國會的事實於是被消失於無形， 美國人民原諒了他。但假若此金句出自梁振英的口，定必被打為「語言偽術創新高 」。
列根總統以口才治國，克林頓、奧巴馬一樣。民主社會，就是需要這樣的領導人才。美國多位總統都留下大量的精彩演講，並蒐錄成書，且吸引大批專家學者和新聞界深入研究分析 ，是一門學問。美國大學的新聞傳播系，很多都有開辦「演辭寫作」科目，有些大學甚至開辦專供「演辭寫作」的學士或碩士學位，因為演講是民主社會的重要管治工具。
反觀國內和香港的大學，卻頂多是在「公關寫作」一科裏面教授一兩節演辭寫作。這亦反映非普選社會對這項重要管治工具的忽視 。
政治語言，是針對受眾而發。民主社會的受眾，與非民主社會的受眾自有不同屬性。香港除了獨欠普選之外，其他方面的自由民主不較西方民主國家少。因此香港市民有民主社會受眾的特性。讓當權者頭痛的特性之一，是市民對領導人的要求充滿矛盾。 他們一方面期望特首是能幹出色的領導， 站高望遠，為民謀福； 同時卻要求特首虛心俯首作人民的僕人，要樂意於不厭其煩地向市民解釋政策理念，更要謙卑地尋求群眾的理解和支持。
香港很多年輕選民內化了西方民主思想。他們強調個人主權，崇尚理想主義，鄙視權勢，當然不會屈服於權勢。要贏得他們的認同，只能用說服，是能讓他們心悅誠服的說服。領導人的語言，因此要能夠啓迪民智、觸動民心、調動民情、引領民意。這需要精英的思維和語言。但矛盾的是， 精英語言背後是傲慢和超然， 實非謙卑的人民公僕的用語。 任何帶有居高臨下的領導勢態，會「犯眾憎」； 言語或姿態上的英明神武，會令群眾抗拒； 聰明睿智，會被視為賣弄，徒惹反感。 唯一容許的幽默，就是放下身段的自嘲。
民主政治家的語言，必須是平易近人得好像是信手拈來，樸實無華得好像是老朋友的爐邊話舊，街坊得好像就是拿着一張摺凳與屋邨青年聊天。西方演辭撰寫大師的反覆推敲，字字斟酌，就是要達到這樣的平實。
掌握了政治語言的藝術， 特首的主要任務就是挑起「總說服者」的重擔。如果自困於中國傳統思維，誓要「辦實事」、要以強悍的總指揮身分突顯強政厲治，到頭來勞累得灰頭灰面是小事； 政策推動不來，卻是影響全港700萬市民福祉的大事。
內地領導人演講 重闡述非說服
特區領導人的政治語言，切忌內地化。內地的政治文化不同，領導人利用演講作為管治工具的，少之又少。他們的政治演講，是邏輯強、 感性弱，闡述式而非說服式的唯物辯證產品，並非用來觸動人心。中國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從來都是被西方演講專家形容為 「洗衣物清單」式的平鋪直敘， 工工整整，四平八穩。總理李克強最近拋出一句「有權不可任性」，只是用了較為活潑的「任性」兩字罷了，便居然讓國內大小傳媒沸沸騰騰地熱論了多天，足證其他政治演講的乏味。
但中國文字從不乏味。中國歷史上最能鼓動人心的政治語言，不是西方式的演講，是毛澤東的詩詞 。 1945年國共談判時，毛澤東發表了 《沁園春．雪》一詞。104 字的蓋世傑作，氣勢磅礴，令全國動容。蔣介石在震驚之餘，調動國民黨所有力量， 找全國頂尖高手作詞以抗衡之。當然不果。該詞閃爍古今，是政治語言藝術的巔峰。
作者是傳媒和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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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的政治制度下，領導人一旦建立威信，施政自然高效率、低內耗、得心應手。 這是中國模式的優勢。習近平上任之後，經過初期的權力交接 、樹立威信之後，很快便能夠以強勢領導的姿態，進入管治角色。
西方說服模式 演講贏國民支持
西方民主國家不會有這種效率。美式民主制度下，總統贏了選舉之後仍然要不斷在議會和透過傳媒說服國民，以贏取他們對各項政策的支持。沒完沒了的「說服」工作，與競選工程無異。「管治」於是變成永恆的競選工程，直至任滿離職。
美國總統要贏得選舉，必須到處演講、頻頻出鏡、不斷溝通。美國總統要有效管治，同樣要靠演講、 出鏡、溝通。因此西方普選所選出的領袖，口才必須了得。用中國傳統「選賢與能」的標準來量度，這類人才，有機會是屬於 「講起來嚇死人，做起來笑死人」 的「得把口」人才。但西方民主制度的運作，就是不斷辯論、商討、談判、解釋、溝通。這類工作正是要「靠把口」。所以美國大選選出來的總統，不一定是人才，但必定是「口才」。
美國列根總統是「口才治國」的典型。 他慈父式的誠懇演講術，充滿睿智和幽默，感召了國民，贏得了民心 。一旦掃除了民心這道政治障礙，政策的執行，交付行政機關便可，何須總統操心？作為日理萬機的總統，他的「標準工時」是朝九晚五。他在伊朗人質事件中向國會表示絕不以軍火換取人質，但後來被踢爆他欺騙了國會。這是可被彈劾的彌天大罪。他解釋說：「我的心誠意告訴我當時所說是真的，但事實和證據所告訴我的，卻是相反 」。狡獪的抵賴，在不露痕迹的精雕細琢下，變成樸實無華的語言藝術品。欺騙國會的事實於是被消失於無形， 美國人民原諒了他。但假若此金句出自梁振英的口，定必被打為「語言偽術創新高 」。
列根總統以口才治國，克林頓、奧巴馬一樣。民主社會，就是需要這樣的領導人才。美國多位總統都留下大量的精彩演講，並蒐錄成書，且吸引大批專家學者和新聞界深入研究分析 ，是一門學問。美國大學的新聞傳播系，很多都有開辦「演辭寫作」科目，有些大學甚至開辦專供「演辭寫作」的學士或碩士學位，因為演講是民主社會的重要管治工具。
反觀國內和香港的大學，卻頂多是在「公關寫作」一科裏面教授一兩節演辭寫作。這亦反映非普選社會對這項重要管治工具的忽視 。
政治語言，是針對受眾而發。民主社會的受眾，與非民主社會的受眾自有不同屬性。香港除了獨欠普選之外，其他方面的自由民主不較西方民主國家少。因此香港市民有民主社會受眾的特性。讓當權者頭痛的特性之一，是市民對領導人的要求充滿矛盾。 他們一方面期望特首是能幹出色的領導， 站高望遠，為民謀福； 同時卻要求特首虛心俯首作人民的僕人，要樂意於不厭其煩地向市民解釋政策理念，更要謙卑地尋求群眾的理解和支持。
香港很多年輕選民內化了西方民主思想。他們強調個人主權，崇尚理想主義，鄙視權勢，當然不會屈服於權勢。要贏得他們的認同，只能用說服，是能讓他們心悅誠服的說服。領導人的語言，因此要能夠啓迪民智、觸動民心、調動民情、引領民意。這需要精英的思維和語言。但矛盾的是， 精英語言背後是傲慢和超然， 實非謙卑的人民公僕的用語。 任何帶有居高臨下的領導勢態，會「犯眾憎」； 言語或姿態上的英明神武，會令群眾抗拒； 聰明睿智，會被視為賣弄，徒惹反感。 唯一容許的幽默，就是放下身段的自嘲。
民主政治家的語言，必須是平易近人得好像是信手拈來，樸實無華得好像是老朋友的爐邊話舊，街坊得好像就是拿着一張摺凳與屋邨青年聊天。西方演辭撰寫大師的反覆推敲，字字斟酌，就是要達到這樣的平實。
掌握了政治語言的藝術， 特首的主要任務就是挑起「總說服者」的重擔。如果自困於中國傳統思維，誓要「辦實事」、要以強悍的總指揮身分突顯強政厲治，到頭來勞累得灰頭灰面是小事； 政策推動不來，卻是影響全港700萬市民福祉的大事。
內地領導人演講 重闡述非說服
特區領導人的政治語言，切忌內地化。內地的政治文化不同，領導人利用演講作為管治工具的，少之又少。他們的政治演講，是邏輯強、 感性弱，闡述式而非說服式的唯物辯證產品，並非用來觸動人心。中國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從來都是被西方演講專家形容為 「洗衣物清單」式的平鋪直敘， 工工整整，四平八穩。總理李克強最近拋出一句「有權不可任性」，只是用了較為活潑的「任性」兩字罷了，便居然讓國內大小傳媒沸沸騰騰地熱論了多天，足證其他政治演講的乏味。
但中國文字從不乏味。中國歷史上最能鼓動人心的政治語言，不是西方式的演講，是毛澤東的詩詞 。 1945年國共談判時，毛澤東發表了 《沁園春．雪》一詞。104 字的蓋世傑作，氣勢磅礴，令全國動容。蔣介石在震驚之餘，調動國民黨所有力量， 找全國頂尖高手作詞以抗衡之。當然不果。該詞閃爍古今，是政治語言藝術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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