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人不快樂，這不是什麼快樂指數調查的結果，而是個人的觀察和親身體會。不知從何時開始，香港變成了怨氣冲天的抗議之都，深層次的內部矛盾一觸即發。貧富懸殊、身分模糊、社會不公和政治爭拗都是原因，但問題的根源可能是「existential」的——關於香港的本質與香港人存在的處境。香港人不快樂，不是因為他們缺乏選擇，而是因為他們有太多選擇。
選擇二字，對香港人來說是太重要了。它塑造了這個城市的個性，也予生活在裏面的人一種身分和地位。多年來，香港所代表和體現的不僅是選擇的自由（the freedom to choose），還有選擇的力量（the power of choice）。香港深信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能夠撥亂反正，因此採取積極不干預及自由港政策，奉行簡單及低稅制，又無外匯管制，亦不插手商業營運，結果締造了香港的繁榮。
香港的成功建立於它擁抱市場，以及為市場提供最多選擇的基礎上。這一點，國際社會和西方學者皆瞭然於心。1976年獲諾貝爾獎的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一生致力宣揚自由經濟學說。對他來說，香港——他口中的「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就是代表自由經濟體系優越性的「海報男孩」（poster boy）。
他在其1980年著作《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中宣稱，「要了解自由市場的真正運作，就要到香港去。」身為猶太人，他認為以色列沒有走香港的路是大錯。他斷言，如果以色列採取與香港相同的經濟政策，它的人口至少會翻兩番，而國民生產總值更會有高達幾倍的增幅。有佛利民這個「超級推銷員」，香港的簡單稅制及無外匯管制迅即為世界所注視。再加上佛利民的學生不少在世界各地的經濟機構身居要職，「香港模式」的聲望自然更上一層樓。
選擇自由的代價﹕怏怏不樂
可是，選擇的自由是一把有雙重作用，既有優點也有缺點的雙刃劍（double-edged sword）：它給你前所未有的自由，卻要你付出怏怏不樂的代價。快樂與知足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是中外古今智者、哲人和學問家的共識。知足者富和知足常樂固然是中國的傳統智慧，西方的偉大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也說過，真正的富足不在於擁有，而在於不感到匱乏（We are not rich by what we possess but by what we can do without.）。
這正是有太多選擇和太多選擇自由的問題所在，太多選擇和太多選擇的自由讓我們常常感到匱乏、懊悔甚至遺憾。美國心理學家施瓦茨（Barry Schwartz）在新書《選擇的矛盾》（The Paradox of Choice）指出，經濟學家、自由市場、大企業和維護消費者權益的組織把給予消費者「真正選擇」說成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公共財」（public good），其實無限制、不受約束的選擇（unfettered choices）是現代人的煩惱之源。這是因為太多和太複雜的選擇，意味着我們在千迴百轉、機關算盡作出選擇之後，非但無法肯定我們所作的選擇是對的，更往往會為此而懊悔不已。用施瓦茨的話來說，我們事後的領悟能力變成了一種懲罰自己的手段（Our capacity for hindsight becomes a means for punishing ourselves.）。
夠好，於願足矣？
這就是所謂「選擇的重擔」（the burden of choice）。《選擇的矛盾》給讀者的忠告：不要奢望可以作出最好的選擇，只要作出的選擇「夠好」（good enough），於願足矣。今日，立法會議員面臨一個關鍵、必然產生重大後果的抉擇——是否接受8•31框架政改方案。應該孤注一擲，為了全贏不怕全輸地否決方案；還是退一步海闊天空，跟自己和香港人說，在目前的情況下，這算是「夠好」的方案？按照《選擇的矛盾》的分法，得不到最好勢不罷休的人（它稱之為「最大化者，maximizers」）注定失望，因此永遠不會快樂。反而是願意退而求其次的人（它稱之為「滿足者，satisficer」），才會知足常樂。
林沛理
專欄作家
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