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陣˙破局之後：群龍無首，一盤散沙 / 文︰蔡子強

【明報專訊】過去30年，每隔10年左右，香港便會出現一次大型群眾運動：1989年是六四，上百萬人上街；2003年是七一，50萬人上街；2014年則是雨傘運動，數以十萬計的人佔領金鐘、銅鑼灣、旺角街頭達79天之久。


以往這些運動完結之後，都能匯聚力量，聚沙成塔，運動中冒起的政治精英，後來都成了民主派新的領袖，在往後幾年盡領風騷，而運動中所釋放出來的龐大能量，也能凝聚成新的政治組織，主導了之後的政局，例如八九之後，是支聯會和後來的民主黨；至於七一之後，則是民陣及公民黨。


「雨傘世代」未能聚沙成塔

但反觀今次雨傘運動之後，卻不然。原本大家都期望甚殷，以為會有新的「雨傘黨」出現，來凝聚經過運動洗禮的「雨傘新世代」，提供平台讓他們繼續投身政治和民主運動，發光發熱。事實上，運動結束初期，確有消息傳出，學聯、學民思潮，以至文化演藝界人士如何韻詩等，曾積極商討組織「雨傘黨」的可能性，但結果，卻是不了了之。於是，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之後，卻只留下一片空白，不能不讓人惋惜。


當然，運動之後，也有留下散兵游勇的幾隊「傘兵」，聲言會參與區議會選舉，但會否堅持到最後，仍屬未知之數，更遑論能取得幾多議席；另外，也有留下幾個本土派組織，搞一些零星、游擊式的抗爭活動，但卻仍未能取得主流社會的認同與支持。


為何雨傘與六四和七一，會有這麼大的分別呢﹖

原因之一，當然便是「新社會運動」的其中一個特徵，本來就是強調參與者自身的主體性，挑戰傳統上「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範式。事實上，在佔領期間，便曾多次出現要求「拆大台」的聲音，亦曾多次挑戰學聯以及佔中三子的領導和決定。這樣的一種抗爭文化和氛圍，自然較難以組織政黨或政治團體的方式來開花結果。


多元抗爭更難攖其鋒

有社運人士和網民會質疑，四分五裂，說正面一點是「多元抗爭」，那又有什麼不好﹖

問題是，香港的獨特處境，是運動要面對的，不是歐美國家已經運作成熟的代議民主，政權相對受到制約，政治空間相對較為寬鬆，反而是一頭業已空前強大的「利維坦」（Leviathan），運動原本已經恍如螳臂擋車，如今再四分五裂，更難攖其鋒，更易被對方逐個擊破，遑論予對方構成任何威脅。


就算換個角度，從那些新社運人士的位置和處境出發，群龍無首和一盤散沙，對他們自己來說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新社運也要靠傳統泛民來掩護

網上的討論，當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說話，那就是說，他們那些新社運人士，「擅長騎劫，卻不擅長組織」，所以最好就是由泛民和民陣等「吹雞」，帶頭號召行動，當有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人士響應上街時，警方便會首尾難顧，他們才可以有空間，進行自己的行動如衝擊，以小博大，發揮槓桿效果。


但其實，這種說法無疑變相承認，始終要有傳統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他們的所謂多元抗爭和行動才能得到掩護，所以，如果所有傳統泛民政黨以至民陣等組織，都日走下坡，動員乏力，這些新社運人士的政治空間也只會更加狹窄，結果更有可能是同步走向衰落，而非取而代之。


網上月旦一番容易，但這些七嘴八舌的討論，能夠轉化成有效的政治行動，當中便存在一巨大鴻溝。


散兵游勇，固然可以令政權頭痛、滋擾，但要能與政權周旋，迫使後者改弦易轍，為社會籌劃和建設一個更美好的將來，那便非散兵游勇所能做到。


泛民四分五裂群龍無首對北京真的有利﹖

在政改過程中，不少建制派都冷嘲熱諷，說有不少泛民議員和人士其實心裏都想妥協，希望政改方案獲得通過，但卻沒有人有這個勇氣出來「孭飛」，生怕被其他民主派攻擊自己「轉軚」，民主立場不夠堅定，被其他人通過「踩」着自己上位，於是心裏都想別人先做「爛頭卒」，自己則坐享其成，結果政改也因此只有拉倒，泛民於是也落得作繭自縛，甚至是作法自斃。


但泛民之所以互拉後腿，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們四分五裂，同牀異夢，但這樣，又與九七回歸後，選舉制度採用了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來分化泛民，以及北京和特區政府近20年來不遺餘力打壓泛民，密不可分。所以，這個局面其實是由北京一手造成。但泛民四分五裂，群龍無首，那又是否真的對北京有利呢﹖


北京一直視政改為一場「政權保衛戰」，所以始終寸土不讓，如今政改被否決，「反對派」除了擾攘一番之後，北京寸土未失，政權未被撼動分毫；相反，對方不單在動員上無以為繼，甚至在雨傘運動之後，更加一盤散沙，北京是否又能因此沾沾自喜呢﹖

若要和解，還可找誰來談判呢﹖

不錯，北京固然「保衛了政權」，但從此社會只能充斥住一股負能量，建制和民主兩大陣營持續撕裂，互相廝殺，糾纏不休，什麼事情都做不成，香港陷入不斷的內耗和空轉。在經濟好的時候，矛盾仍可能得到緩和，但當經濟衰退，矛盾便會來個總爆發。上世紀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經驗告訴我們，當經濟景氣，人人「有錢搵」，生活持續得改善時，民眾還會忍你，但相反，當經濟惡化，試問政權還有多少資源可以拿來「維穩」﹖始終，沒有制度變革和創新，社會裏「沉默多數」與政權「相安無事」的共識，其根基其實是十分之脆弱的。


過去幾十年，我們見到當波蘭、捷克、南非、緬甸等獨裁政權要與社會和解，以打破令人痛苦的僵局時，始終要找來團結工會、哈維爾、曼德拉、昂山素姬之類，在民間社會具代表性和威望的組織和人物，來作協商，以謀求有代表性的共識，但當香港的泛民四分五裂，群龍無首，一盤散沙時，政權還可選擇與誰來談判，找誰來進行和解呢﹖

（政改破局之後．系列之三）

蔡子強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