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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立法會否決政改後，民主運動面臨三大挑戰。
繼毛澤東後，習近平同樣把權力集於一身，嚴打異見人士、維權律師及民間組織，向全球展示獨裁專政一國之君的架勢。中共某程度擔憂香港一旦有真普選，會威脅一黨專政，因此，除了堅決只給香港違反《基本法》的假普選，下個戰場是要在來屆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重挫泛民，一鋪清袋。
中央擁巨大人力物力，擅長組織，在港長年深入社區和社會組織，建立根基。反觀泛民政黨，主要通過傳媒和遊行示威方式提高支持，根基較淺，而撐民主的民間組織實力亦大多薄弱，這是首個挑戰。
其二，台灣和南韓經歷屠殺及數十年獨裁統治，南非曾有種族歧視，人權遭踐踏，「阿拉伯之春」部分源於廣泛的貧窮，上述地方都曾絕地反擊，追求民主。香港沒有前述經歷，雖然貧富懸殊，亦是富裕之地。 按世銀2013年數據，港人人均收入以購買力計算，高踞全球第10位（註一）。 不少市民追求和諧、繁榮、安定，包括中產人士，不想香港出亂子，無準備為民主運動作很大犧牲。政改方案分明是假普選，但始終是支持「袋住先」的民意領先，直到最後關頭京官承認方案「長期有效」，支持和反對「袋住先」的民意才近乎打平，可見較多港人暫時對爭取民主的堅持有限，遑論作出重大犧牲。
其三，黃之鋒說時間有利撐民主的香港年輕人，鬥長命一定贏。現實是每年有5.5萬人從大陸移居香港，20年便是110萬。中大有研究發現新移民相較在港出生市民，投票傾向較親建制派，加上超過80萬港人持外國護照，一旦社會動盪，部分會離港。雨傘運動結束不久，一項民調顯示三成三自稱民主派的市民考慮移民。兩類人口此消彼長，是一大隱憂， 更遑論中央可給予親信重要崗位，掌控資源和實權。
認識三大挑戰後有何出路？
首先，港人不要妄自菲薄。雨傘運動79日，警方無發射橡膠子彈，沒有1989年天安門式清場，一種說法是六四這筆債未清，中央不想揹新債，我認為不是一個充分理由，另一理由是因為大陸需要香港。
香港人長期被洗腦，形成的觀念是沒大陸關照，港人生存不了。其實，香港人往往忽視本身議價能力。
大陸需要香港的金融中心
香港佔國內生產總值與1997年相比儘管縮了水，但中國要成為一高收入國家，它必須開放金融業，而香港是這個金融自由化的不可缺少渠道。大陸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香港角色在全球重要性排行第一，遠遠拋離倫敦和新加坡；在長期建立的法治公正、透明的法院保護下，香港成為中資公司集資最重要基地：2012年至2014年下半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發行股票籌集了430億美元，比整個大陸籌集的250億美元更多；事實上，恒生指數成分股超過一半是中資公司，在去年下半年涉及接近12萬億港元（註二）；深港通幫助大陸調動資金，最受惠不是香港，是大陸；此外，香港作為亞太區財富管理中心的重要性有增無減。正如《經濟學人》所言，中國從香港這世界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地位大大受益（註三）。
中國面臨經濟危機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chael Spence去年在《紐約時報》坦言對中國經濟非常擔憂，這個低收入國家急速變成中收入，然後無力拉上去，其中一重大障礙是國企改革一拖再拖，嚴重阻礙中國經濟轉型。美國前財長保爾森今年6月在《金融時報》亦提出類似警告。
過去一年不少傳媒報道，資金流出大陸比流入多，原因是工資上漲，工廠倒閉，單靠內部消費又未能取代依賴出口的經濟模式，中國面臨的經濟危機比以前大很多。歷史為證，當專制政體面臨嚴重和持續的經濟危機，有利促成自由化和民主化。
被動等待中國政改，非推進本港民主良方。按近期跨國研究，強化民間組織、獨立傳媒以及動員群眾參與非暴力抗爭，對實現民主起關鍵作用（註四）。
強化民間組織 民主理念遍地開花
短中期而言，民主運動參與者有必要強化民間組織，在社區深耕細作，把民主理念遍地開花， 動員市民積極參與社區政治，包括區議會、立法會、村代表選舉、業主立案法團和學校家教會等地方組織，重建民主運動社區基地。
九七以來，按照《經濟學人》，香港在官商勾結指標，連續兩次升上世界首位；而貧富懸殊，亦早在數年前在發達社會（OECD）行列中排名第一；在官商勾結嚴峻、立法會被工商界主導的功能組別影響下，社會利益得不到合理的分配，政府政策偏袒大財團。泛民政黨和民間組織，要努力指出愈趨獨裁的本港政制死穴：沒有民主，哪有民生。
雨傘運動，按中大統計，獲得約120萬人實質支持和參與，加上超過三成多的全港成年人在態度上支持，在中央赤裸違反基本法，收緊對香港控制下，如何有效利用民心，變成實質資源，捍衛香港自由，追求民主，是民主運動一大考驗。例如，在街頭派單張，接觸層面十分有限。有人在臉書呼籲網友，自行印刷支持真普選的單張，放入所居大廈各戶信箱。資源匱乏，反而激發創意。
近來十多個新興專業團體為政改發聲，是久違的驚喜。但願不是曇花一現，而是可持續發展，影響行業內外民心。世界各地經驗證明，中產對民主的持續支持，影響人權能否受到保障，民主化能否成功。
強化獨立傳媒
2003年反23條、2012年反國教兩場成功社運共通點是公民教育，具公信力的核心組織不停接受媒體訪問，反駁政府宣傳，吸引市民支持和參與。爭取真普選，同樣需要如此聚焦。可以做的工作，還有積極推動在學校和社團講解民主，鼓勵年輕人登記為選民，支持撐真普選候選人當選，保持議會內抗爭力量。
按無國界記者的報告，香港新聞自由排名由2002年全球第18位下降至2015年第70位。新聞自由倒退，原因是政府收緊資訊發放及阻礙傳媒採訪，業界自我審查，及內地/中聯辦政治干預。親政府的免費報章和電視台，亦對市民尤其基層人士長期洗腦。哈佛大學教授Norris研究所得，新聞自由愈低，貪污愈差、行政機構效率愈低、政治愈不穩定、法治愈難有效施行，經濟發展水平亦愈低（註五）。 市民支持敢說真話、撐普世價值和民主化的非牟利新聞網站，例如《立場新聞》、《852郵報》，對香港發展極重要。
非暴力抗爭 守護核心價值
本地親北京書店冷待甚至杯葛支持雨傘運動的書，社會反應冷淡，溫和政見的港大陳文敏被阻撓出任副校長，校內或外界支援看來有限，似乎港人對不公義逐漸麻木，習非成是。實在有必要重拾守護核心價值的寸土必爭心態，面對強權，不進則退。
世界各地成功的民主運動離不開3個元素：團結、組織、策略。勇武與暴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以擦邊球，勇武抗爭，但堅守非暴力，才能爭取社會同情，民主運動需要領袖，更需要群眾支持。
註一：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PP.CD?order=wbapi_data_value_2013+wbapi_data_value+wbapi_data_value-last&sort=desc
註二：http://dailysignal.com/2014/10/02/crackdown-hong-kong-signal-end-chinas-economic-miracle/
註三：http://www.economist.com/blogs/economist-explains/2014/09/economist-explains-22
註四：Stoner, Kathryn and McFaul, Michael.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註五：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norris-zinnbauer_2002.pdf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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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毛澤東後，習近平同樣把權力集於一身，嚴打異見人士、維權律師及民間組織，向全球展示獨裁專政一國之君的架勢。中共某程度擔憂香港一旦有真普選，會威脅一黨專政，因此，除了堅決只給香港違反《基本法》的假普選，下個戰場是要在來屆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重挫泛民，一鋪清袋。
中央擁巨大人力物力，擅長組織，在港長年深入社區和社會組織，建立根基。反觀泛民政黨，主要通過傳媒和遊行示威方式提高支持，根基較淺，而撐民主的民間組織實力亦大多薄弱，這是首個挑戰。
其二，台灣和南韓經歷屠殺及數十年獨裁統治，南非曾有種族歧視，人權遭踐踏，「阿拉伯之春」部分源於廣泛的貧窮，上述地方都曾絕地反擊，追求民主。香港沒有前述經歷，雖然貧富懸殊，亦是富裕之地。 按世銀2013年數據，港人人均收入以購買力計算，高踞全球第10位（註一）。 不少市民追求和諧、繁榮、安定，包括中產人士，不想香港出亂子，無準備為民主運動作很大犧牲。政改方案分明是假普選，但始終是支持「袋住先」的民意領先，直到最後關頭京官承認方案「長期有效」，支持和反對「袋住先」的民意才近乎打平，可見較多港人暫時對爭取民主的堅持有限，遑論作出重大犧牲。
其三，黃之鋒說時間有利撐民主的香港年輕人，鬥長命一定贏。現實是每年有5.5萬人從大陸移居香港，20年便是110萬。中大有研究發現新移民相較在港出生市民，投票傾向較親建制派，加上超過80萬港人持外國護照，一旦社會動盪，部分會離港。雨傘運動結束不久，一項民調顯示三成三自稱民主派的市民考慮移民。兩類人口此消彼長，是一大隱憂， 更遑論中央可給予親信重要崗位，掌控資源和實權。
認識三大挑戰後有何出路？
首先，港人不要妄自菲薄。雨傘運動79日，警方無發射橡膠子彈，沒有1989年天安門式清場，一種說法是六四這筆債未清，中央不想揹新債，我認為不是一個充分理由，另一理由是因為大陸需要香港。
香港人長期被洗腦，形成的觀念是沒大陸關照，港人生存不了。其實，香港人往往忽視本身議價能力。
大陸需要香港的金融中心
香港佔國內生產總值與1997年相比儘管縮了水，但中國要成為一高收入國家，它必須開放金融業，而香港是這個金融自由化的不可缺少渠道。大陸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香港角色在全球重要性排行第一，遠遠拋離倫敦和新加坡；在長期建立的法治公正、透明的法院保護下，香港成為中資公司集資最重要基地：2012年至2014年下半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發行股票籌集了430億美元，比整個大陸籌集的250億美元更多；事實上，恒生指數成分股超過一半是中資公司，在去年下半年涉及接近12萬億港元（註二）；深港通幫助大陸調動資金，最受惠不是香港，是大陸；此外，香港作為亞太區財富管理中心的重要性有增無減。正如《經濟學人》所言，中國從香港這世界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地位大大受益（註三）。
中國面臨經濟危機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chael Spence去年在《紐約時報》坦言對中國經濟非常擔憂，這個低收入國家急速變成中收入，然後無力拉上去，其中一重大障礙是國企改革一拖再拖，嚴重阻礙中國經濟轉型。美國前財長保爾森今年6月在《金融時報》亦提出類似警告。
過去一年不少傳媒報道，資金流出大陸比流入多，原因是工資上漲，工廠倒閉，單靠內部消費又未能取代依賴出口的經濟模式，中國面臨的經濟危機比以前大很多。歷史為證，當專制政體面臨嚴重和持續的經濟危機，有利促成自由化和民主化。
被動等待中國政改，非推進本港民主良方。按近期跨國研究，強化民間組織、獨立傳媒以及動員群眾參與非暴力抗爭，對實現民主起關鍵作用（註四）。
強化民間組織 民主理念遍地開花
短中期而言，民主運動參與者有必要強化民間組織，在社區深耕細作，把民主理念遍地開花， 動員市民積極參與社區政治，包括區議會、立法會、村代表選舉、業主立案法團和學校家教會等地方組織，重建民主運動社區基地。
九七以來，按照《經濟學人》，香港在官商勾結指標，連續兩次升上世界首位；而貧富懸殊，亦早在數年前在發達社會（OECD）行列中排名第一；在官商勾結嚴峻、立法會被工商界主導的功能組別影響下，社會利益得不到合理的分配，政府政策偏袒大財團。泛民政黨和民間組織，要努力指出愈趨獨裁的本港政制死穴：沒有民主，哪有民生。
雨傘運動，按中大統計，獲得約120萬人實質支持和參與，加上超過三成多的全港成年人在態度上支持，在中央赤裸違反基本法，收緊對香港控制下，如何有效利用民心，變成實質資源，捍衛香港自由，追求民主，是民主運動一大考驗。例如，在街頭派單張，接觸層面十分有限。有人在臉書呼籲網友，自行印刷支持真普選的單張，放入所居大廈各戶信箱。資源匱乏，反而激發創意。
近來十多個新興專業團體為政改發聲，是久違的驚喜。但願不是曇花一現，而是可持續發展，影響行業內外民心。世界各地經驗證明，中產對民主的持續支持，影響人權能否受到保障，民主化能否成功。
強化獨立傳媒
2003年反23條、2012年反國教兩場成功社運共通點是公民教育，具公信力的核心組織不停接受媒體訪問，反駁政府宣傳，吸引市民支持和參與。爭取真普選，同樣需要如此聚焦。可以做的工作，還有積極推動在學校和社團講解民主，鼓勵年輕人登記為選民，支持撐真普選候選人當選，保持議會內抗爭力量。
按無國界記者的報告，香港新聞自由排名由2002年全球第18位下降至2015年第70位。新聞自由倒退，原因是政府收緊資訊發放及阻礙傳媒採訪，業界自我審查，及內地/中聯辦政治干預。親政府的免費報章和電視台，亦對市民尤其基層人士長期洗腦。哈佛大學教授Norris研究所得，新聞自由愈低，貪污愈差、行政機構效率愈低、政治愈不穩定、法治愈難有效施行，經濟發展水平亦愈低（註五）。 市民支持敢說真話、撐普世價值和民主化的非牟利新聞網站，例如《立場新聞》、《852郵報》，對香港發展極重要。
非暴力抗爭 守護核心價值
本地親北京書店冷待甚至杯葛支持雨傘運動的書，社會反應冷淡，溫和政見的港大陳文敏被阻撓出任副校長，校內或外界支援看來有限，似乎港人對不公義逐漸麻木，習非成是。實在有必要重拾守護核心價值的寸土必爭心態，面對強權，不進則退。
世界各地成功的民主運動離不開3個元素：團結、組織、策略。勇武與暴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以擦邊球，勇武抗爭，但堅守非暴力，才能爭取社會同情，民主運動需要領袖，更需要群眾支持。
註一：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PP.CD?order=wbapi_data_value_2013+wbapi_data_value+wbapi_data_value-last&sort=desc
註二：http://dailysignal.com/2014/10/02/crackdown-hong-kong-signal-end-chinas-economic-miracle/
註三：http://www.economist.com/blogs/economist-explains/2014/09/economist-explains-22
註四：Stoner, Kathryn and McFaul, Michael.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註五：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norris-zinnbauer_2002.pdf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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