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陣﹕新聞處難辭其咎 / 文︰林沛理

【明報專訊】兩名局長早前被免職，有消息指二人表現不佳而被撤換。被免職的民政事務局前局長曾德成與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鄧國威的工作表現，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我想探討的是特區政府面對的管治困難甚至管治危機，是否有一些與局長能力無關的結構性原因。說得明白一點，回歸之後，公務員隊伍的運作模式、使命和心態，是否與已經大變的香港政治環境、現實和生態脫節，致使他們無法有效履行職責，而特區政府亦無法實施有效管治？在這方面，政府新聞處在九七之後迅速陷入「無作為」狀態（descent into irrelevance），就是最好的例子。


危機迭至 處方若無其事

政府新聞處是政府的公共關係顧問，對公信力不足、動輒得咎和長期處於弱勢的特區政府，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可是，這個成立於1951年、最初名為政府公共關係處的政府部門，根本沒有足夠的政治敏感度、社會洞察力和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去幫助政府特別是行政長官和他的領導班子趨吉避凶和化危為機。當危機接踵而至，新聞處仍然若無其事、「不知人間何世」地在網上發布新聞資訊，以及「促進政府與工商界、學術界及社會各界人士之間進行交流」。


在一個充滿敵意，有組織、有計劃地要打擊政府的管治威信的媒體環境，政府新聞處的日常工作就是要跟傳媒打交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若然它能夠充分發揮功能，又豈是一個新聞統籌專員所能取代？


只提供資訊 未與時並進

問題是範式雖然已經轉移，在新聞處工作的公務員由處長以降，對自己的職能仍舊缺乏一種與時並進的策略性理解（strategic understanding）。很明顯，對他們來說，政府新聞處的工作是關於為市民提供資訊多於說服市民 （more about public information than public persuasion）。


在香港今日的環境，新聞處要做有意義和有價值的工作，不管是幫政府推銷政策和化解危機，還是塑造民意和影響輿論，首先需要制定深思熟慮的媒體策略（media strategy）。有效的媒體策略會繪製出一幅背景圖，將有關政策、危機或事件的來龍去脈條分縷析。用傳播學的行話來說，這叫做「context mapping」。也許更重要的是，它要為政府找出最重要的持份者——不是盟友和立場中立的市民，而是會千方百計甚至不擇手段反對政府的對頭人（adversary）。


市民所想跟市民所需未必一致，真正強而有力的領導，有時要橫眉冷對千夫指地逆民意而行，做一些不受市民歡迎但符合他們長遠利益的決定和事情。無奈特區政府一直為認受性不足的問題所困擾，再加上惡意攻擊、以找錯為己任的傳媒和誓不兩立的反對派，以及幾十萬港人上街的前車之鑑，特區政府亟欲它的施政取得一定程度的民意授權（public mandate）。這所以回歸之後，特區政府的管治在本質上是一種企圖說服公眾的活動（an exercise in public persuasion）。結果，它處處碰壁、事事不順，身為公關顧問的新聞處實在難辭其咎。


不知道新聞處長聶德權是否對建築有興趣？近來最炙手可熱的建築師是只有40歲的因戈爾（Bjarke Ingels）。他最為人熟悉的設計是上海世博會的丹麥館——他將丹麥的標誌美人魚像（Little Mermaid）從哥本哈根的港口「移植」到上海的丹麥館，並在館內興建泳池，讓訪客在美人魚的凝視下暢泳。


提到因戈爾，因為他是世界級的傳播大師（world-class communicator）。關於這一點，因戈爾本人非常有自知之明。他說，畫家只需用畫筆與色彩就可以描繪他的世界，建築師的雙手卻不管用。他能夠將自己的建築概念講得一清二楚的表達能力，就是他的畫筆與色彩。


因戈爾最善於用幽默而雋永的方式表達他的建築意念。他建築事務所出品的宣傳短片全是精彩的微電影。因戈爾強調，他的意念經常得到客戶賞識，因為他的思路清楚，目標明確（Our capacity to communicate the ideas is because of the clarity of the ideas）。香港政府的高官應該讀一讀因戈爾2009年出版的《Yes Is More》，學習如何說服市民，讓政府給「他們沒有想像過，但仍然是他們想要」的東西。


林沛理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