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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浙江省近年推出拆十字架兼拆教堂政策，成為最觸動人心的中國新聞，事件已導致外交、法治、經濟、文明等社會成本一一損失。
中國式宗教自由是由國家管控，別於西方的宗教自由，這是上千年國情。中共治下基督教受管於兩個建制組織：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基督教協會。這「兩會」作為信教市民（教牧信徒）和不能信教幹部的協調緩衝「中間人」。如今，「強拆事件」反映「兩會」也保不了其「官方教會」，反益了具「真教會」吸引力的「地下教會」，以致「脫兩會、入地下」成風，化成「祝福」。
歷史一再印證：宗教打壓往往是誤會兼無效。《聖經》述說其主角所應許的是「貧窮的（得福音）、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四章18節）。縱然這些應許常被教外人誤解為「威脅政權」的起義，但歷代信徒（包括中國）在被誤受屈下仍是按使徒們所教「順服在上掌權的」。問題的出現，始自西方教會自中世紀沾上政治利益後，生出從「政教結盟」到「政教對抗」糾纏，更不時牽連其傳教地區而挑起政教衝突。昔日基督教依附「帝國勢力」帶給官紳的陰影，不幸延續至今。
今教會察政治入侵之不義
事實上，二戰後西方教會已對「借政治助傳教或被政治利用」有深切反省；今天不單是國內教會，就是普世華人教會，都是獨立自主地辦教會辦神學院（西教士皆主動退出或退為配角）。就算在西方，教會亦曉得政治入侵的不義而對政客高度警覺，全美最大的宗派美南浸信會曾於上次總統選舉，拒絕政客拉票。北美當代最受推崇的政治倫理學家Stanley Hauerwas，就已從上一代影響美國極大的尼布爾兄弟（Reinhold Niebuhr and H. Richard Niebuhr）的政治神學走出，轉向「讓教會做回教會」（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的神學不沾政治路線。他成功推動門諾會神學一套和平主義（pacifism）和德性倫理（virtue ethics），就是備受打壓卻不還手（再加愛你的仇敵），比清教徒更清教（再加清政），顯示教內人厭倦過去那套爭勝（再加強國）的神學。美國國情今需一套適合的政教關係神學，中國國情也是。
「拆十字架」合乎國情？據稱地方新領導眼見浙江溫州處處十架高豎，有感無神論治下豈能如此，遂下令強拆以挫有神論。若此為真，則如斯文革時期及之前的舊式宗教管控，明顯不合國情與世情：不合國家邁向新型大國的大國體統，不合當今西方基督教迴避政治的理解（宗教被利用侵華已不成氣候）。
政府拆教堂拉教牧 反催生維權
領導「兩會」近半世紀的丁光訓主教，1988年論到當時活躍的林獻羔家庭教會，提出宗教管控四方面底線，就是「（林氏）不反黨，不反社會主義、不搞非法違法活動、不配合海外反華勢力的滲透，他就有權利辦他的家庭聚會，他的家庭聚會的存在只能說明我國宗教信仰自由」（〈丁光訓反對廣東宗教政策〉，《百姓》1989年3月，頁17）。對這「四不」，國內地上地下教會一向奉公守法，政府「拆十架拆教堂拉教牧」反而催生維權，自尋煩惱。
教會史表明一個弔詭現象，就是：愈遭打壓的教會愈吸引人民信教。文革十年，教徒不減反增，歷史似又重演這「祝福」。
作者是哲學博士、衛道神學研究院神學哲學科副教授
中國式宗教自由是由國家管控，別於西方的宗教自由，這是上千年國情。中共治下基督教受管於兩個建制組織：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基督教協會。這「兩會」作為信教市民（教牧信徒）和不能信教幹部的協調緩衝「中間人」。如今，「強拆事件」反映「兩會」也保不了其「官方教會」，反益了具「真教會」吸引力的「地下教會」，以致「脫兩會、入地下」成風，化成「祝福」。
歷史一再印證：宗教打壓往往是誤會兼無效。《聖經》述說其主角所應許的是「貧窮的（得福音）、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四章18節）。縱然這些應許常被教外人誤解為「威脅政權」的起義，但歷代信徒（包括中國）在被誤受屈下仍是按使徒們所教「順服在上掌權的」。問題的出現，始自西方教會自中世紀沾上政治利益後，生出從「政教結盟」到「政教對抗」糾纏，更不時牽連其傳教地區而挑起政教衝突。昔日基督教依附「帝國勢力」帶給官紳的陰影，不幸延續至今。
今教會察政治入侵之不義
事實上，二戰後西方教會已對「借政治助傳教或被政治利用」有深切反省；今天不單是國內教會，就是普世華人教會，都是獨立自主地辦教會辦神學院（西教士皆主動退出或退為配角）。就算在西方，教會亦曉得政治入侵的不義而對政客高度警覺，全美最大的宗派美南浸信會曾於上次總統選舉，拒絕政客拉票。北美當代最受推崇的政治倫理學家Stanley Hauerwas，就已從上一代影響美國極大的尼布爾兄弟（Reinhold Niebuhr and H. Richard Niebuhr）的政治神學走出，轉向「讓教會做回教會」（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的神學不沾政治路線。他成功推動門諾會神學一套和平主義（pacifism）和德性倫理（virtue ethics），就是備受打壓卻不還手（再加愛你的仇敵），比清教徒更清教（再加清政），顯示教內人厭倦過去那套爭勝（再加強國）的神學。美國國情今需一套適合的政教關係神學，中國國情也是。
「拆十字架」合乎國情？據稱地方新領導眼見浙江溫州處處十架高豎，有感無神論治下豈能如此，遂下令強拆以挫有神論。若此為真，則如斯文革時期及之前的舊式宗教管控，明顯不合國情與世情：不合國家邁向新型大國的大國體統，不合當今西方基督教迴避政治的理解（宗教被利用侵華已不成氣候）。
政府拆教堂拉教牧 反催生維權
領導「兩會」近半世紀的丁光訓主教，1988年論到當時活躍的林獻羔家庭教會，提出宗教管控四方面底線，就是「（林氏）不反黨，不反社會主義、不搞非法違法活動、不配合海外反華勢力的滲透，他就有權利辦他的家庭聚會，他的家庭聚會的存在只能說明我國宗教信仰自由」（〈丁光訓反對廣東宗教政策〉，《百姓》1989年3月，頁17）。對這「四不」，國內地上地下教會一向奉公守法，政府「拆十架拆教堂拉教牧」反而催生維權，自尋煩惱。
教會史表明一個弔詭現象，就是：愈遭打壓的教會愈吸引人民信教。文革十年，教徒不減反增，歷史似又重演這「祝福」。
作者是哲學博士、衛道神學研究院神學哲學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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