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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出席了70周年廣島原爆紀念日，深深感受到民眾對戰爭的擔憂。當天參與者眾多氣氛平和，直到接廣島市長上台發言的日揆安倍晉三談及和平的重要性就引起一陣騷動，高叫安倍停止戰爭法案、指摘安倍偽善，民間立場與官方對立起來。之後有民眾示威、有民眾參觀原爆紀念館，立即思考到反戰雖是普世價值，但對二戰歷史的看法仍然沒有正面的、深入的進行過溝通，反映在中日韓三國的歷史教科書論述上問題尤其令人擔心。
政府眼裏歷史教育是政治任務
歷史教科書不受政治影響是天方夜譚的事，在政府眼裏歷史教育是一項凝聚國家的政治任務。本來歷史研習要求客觀持平，但事實上歷史教科書裏充滿主觀民族情感。這方面，史丹福大學歷史學家Peter Duus對日本、中國及美國歷史教科書進行過比較分析，發現教科書裏問題不在於事實（或史實）正確與否，而在於教科書中的用語。除了日本教科書中把「侵略」改為「進出」這個著名例子外，就發生於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東北亞的戰事裏，三國教科書就有不同的專用名稱，例如滿洲事件（the Manchurian Incident）、中國事件（the China Incident）、中日戰爭（the Sino-Japanese War）、大東亞戰爭（the Great East Asia War）、十五年戰爭（the Fifteen Years War）、反日戰爭（the Anti-Japanese War）、反法西斯戰爭（the Anti-Fascist War）等等。
作為被殖民的國家，韓國對日本殖民時代的歷史也往往難有客觀的評論，例如對韓國現代化的過程裏日本有多大的貢獻都是比較敏感的題目，不少韓國教科書刻意淡化日本的作用，而且還強調韓國民族的獨特性及單純性，充滿大韓民族的精神色彩。日本資深中學歷史科教師西村克仁在北京中學實地考察，透過觀課與訪問師生完成了一項中國中學的歷史教育的調查。他發現中國中學生的歷史感非常強烈，尤其在中日關係這個議題上，無論他們是否喜愛日本文化，都強烈表示日本要「正視歷史」、「以史為鑑」，西村相信是因為中國中學歷史科為愛國教育的一部分之故，反映中國青年深受政府的影響，與日本新一代對歷史的冷感成鮮明的比對。所以，他認為中國學生所認識的日本並不全面，而歷史教學目標亦不着重對鄰國的了解與溝通，只把「受害者」的形象放大。
政治局勢影響着教科書編修
擁有多年編寫日本歷史教科書經驗的東京大學歷史學家三谷博談到日本歷史教科書的編寫與政治壓力的關係。作為教科書編者，他感受到寫作空間很有限，成本與為考試而編寫等考慮因素影響外，三谷博細膩地回憶他與出版商在等待教育大臣對教科書稿件看法時感受到的不安與焦慮，也證明了教育部門的看法對出版商及編者構成很多的壓力。三谷談及2007年沖繩民眾反對刪除有關「玉碎」命令事件裏，他見證了福田康夫上任首相與教育部門收回刪減決定的微妙變化過程，也感受到安倍晉三上台與教科書編審的轉變，當中說不清的細節仍有很多，但政治局勢轉變或多或少影響着歷史教科書的編修也可見一斑。
官方編史受政治因素影響，由民間組織發動編史就成為打通三地溝通的寄望。早在1980年代日韓兩地歷史學家已有不少合作與商討，到了2005年中日韓由三地歷史學者及教師合同編寫的教科書面世，曾引起社會熱話，書中討論了很多二次大戰的敏感話題，例如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問題，希望可以化解仇恨。但是民間的教科書難以融入學校正規課程，其影響性受到質疑，對改變三國民眾的歷史觀和改善關係的作用可能不大。
勿誇大教科書影響東亞民眾關係
推動研究教科書與戰爭回憶的韓國學者Gi-Wook Shin認為歷史教育對東亞青年歷史視野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不過，歷史教科書影響東亞三國民眾關係的作用也不應過分誇大。其實研究教科書與東亞關係的學者，例如Peter Duus與三谷博都承認青年不喜歡學習歷史，選讀人數不多，反映新一代的歷史冷感。所以，單從教科書的編寫來改善三國關係，或研究教科書文本來分析三國關係低沉的原因也未免過於簡化，青年所接觸歷史教育機會不多，難以說明教科書文本及背後的意識形態到底對三國青年有多少直接的影響，而且青年的史觀往往來自其他媒體，例如傳媒資訊。
總之，今天三國民眾的誤解與教科書不無關係，但背後必定有更為重要的社會因素影響着。事實上戰爭回憶的形成往往不是由官方單獨就能成事，社會上各階層、不同年代都對戰爭回憶可能有着更重要的推動作用。寫在戰後70周年希望社會有更深一層的思考與討論。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政府眼裏歷史教育是政治任務
歷史教科書不受政治影響是天方夜譚的事，在政府眼裏歷史教育是一項凝聚國家的政治任務。本來歷史研習要求客觀持平，但事實上歷史教科書裏充滿主觀民族情感。這方面，史丹福大學歷史學家Peter Duus對日本、中國及美國歷史教科書進行過比較分析，發現教科書裏問題不在於事實（或史實）正確與否，而在於教科書中的用語。除了日本教科書中把「侵略」改為「進出」這個著名例子外，就發生於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東北亞的戰事裏，三國教科書就有不同的專用名稱，例如滿洲事件（the Manchurian Incident）、中國事件（the China Incident）、中日戰爭（the Sino-Japanese War）、大東亞戰爭（the Great East Asia War）、十五年戰爭（the Fifteen Years War）、反日戰爭（the Anti-Japanese War）、反法西斯戰爭（the Anti-Fascist War）等等。
作為被殖民的國家，韓國對日本殖民時代的歷史也往往難有客觀的評論，例如對韓國現代化的過程裏日本有多大的貢獻都是比較敏感的題目，不少韓國教科書刻意淡化日本的作用，而且還強調韓國民族的獨特性及單純性，充滿大韓民族的精神色彩。日本資深中學歷史科教師西村克仁在北京中學實地考察，透過觀課與訪問師生完成了一項中國中學的歷史教育的調查。他發現中國中學生的歷史感非常強烈，尤其在中日關係這個議題上，無論他們是否喜愛日本文化，都強烈表示日本要「正視歷史」、「以史為鑑」，西村相信是因為中國中學歷史科為愛國教育的一部分之故，反映中國青年深受政府的影響，與日本新一代對歷史的冷感成鮮明的比對。所以，他認為中國學生所認識的日本並不全面，而歷史教學目標亦不着重對鄰國的了解與溝通，只把「受害者」的形象放大。
政治局勢影響着教科書編修
擁有多年編寫日本歷史教科書經驗的東京大學歷史學家三谷博談到日本歷史教科書的編寫與政治壓力的關係。作為教科書編者，他感受到寫作空間很有限，成本與為考試而編寫等考慮因素影響外，三谷博細膩地回憶他與出版商在等待教育大臣對教科書稿件看法時感受到的不安與焦慮，也證明了教育部門的看法對出版商及編者構成很多的壓力。三谷談及2007年沖繩民眾反對刪除有關「玉碎」命令事件裏，他見證了福田康夫上任首相與教育部門收回刪減決定的微妙變化過程，也感受到安倍晉三上台與教科書編審的轉變，當中說不清的細節仍有很多，但政治局勢轉變或多或少影響着歷史教科書的編修也可見一斑。
官方編史受政治因素影響，由民間組織發動編史就成為打通三地溝通的寄望。早在1980年代日韓兩地歷史學家已有不少合作與商討，到了2005年中日韓由三地歷史學者及教師合同編寫的教科書面世，曾引起社會熱話，書中討論了很多二次大戰的敏感話題，例如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問題，希望可以化解仇恨。但是民間的教科書難以融入學校正規課程，其影響性受到質疑，對改變三國民眾的歷史觀和改善關係的作用可能不大。
勿誇大教科書影響東亞民眾關係
推動研究教科書與戰爭回憶的韓國學者Gi-Wook Shin認為歷史教育對東亞青年歷史視野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不過，歷史教科書影響東亞三國民眾關係的作用也不應過分誇大。其實研究教科書與東亞關係的學者，例如Peter Duus與三谷博都承認青年不喜歡學習歷史，選讀人數不多，反映新一代的歷史冷感。所以，單從教科書的編寫來改善三國關係，或研究教科書文本來分析三國關係低沉的原因也未免過於簡化，青年所接觸歷史教育機會不多，難以說明教科書文本及背後的意識形態到底對三國青年有多少直接的影響，而且青年的史觀往往來自其他媒體，例如傳媒資訊。
總之，今天三國民眾的誤解與教科書不無關係，但背後必定有更為重要的社會因素影響着。事實上戰爭回憶的形成往往不是由官方單獨就能成事，社會上各階層、不同年代都對戰爭回憶可能有着更重要的推動作用。寫在戰後70周年希望社會有更深一層的思考與討論。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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