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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自從互聯網、電子設備及社交平台迅速發展，新媒體、信息中介與意見領袖，逐漸從邊緣步向主流。獲取資訊渠道不斷擴展，改變公眾認知方式，於是傳媒與公眾之間爆發一系列關於傳媒倫理的爭議，其間傳媒價值判斷、採訪新聞方式、職業操守實踐等範疇，均成為公眾討論要點。
本月20日，《明報》即時新聞網站發布一則題為〈調查指「低頭族」成拒讓座主因 記者直擊青年玩手機未讓座予抱孩婦女〉的報道，先引用理工大學的民調數據，逾半數受訪市民認同「低頭族」使用智能裝置為不讓座的原因，下接一段「直擊報道」，於車廂內拍攝時一位「玩手機」青年不讓座並「惡言相向」。由是長期存在的讓座爭端因報道再度燃起，而手法則引發網上激烈議論。
當傳媒對上公眾
「關注社會議題」一向是新聞界的傳統，現在卻面臨「消費當事人」的抨擊，其來有自。公眾提出質疑，憤然指摘傳媒態度傲慢，過程中藉公益之名冒犯當事人，以標題及報道手法嘩眾取寵；新聞業者則反駁批評者不了解編採運作，攝記僅按指示拍攝報道配圖，卻頓成被公審的替罪羊。
如今傳媒界面臨急遽變化，故僅以「編採正常流程」回應眾怒，旋被視作把持發言權自以為是；但一旦貼上「道德判官」的標籤，往後報道將陷入舉步維艱。對批評意見充斥對立情緒，雙方罵戰滔天，終導致新聞界與公眾之間嫌隙更深。
報道問題何在？
回看爭論，究竟報道手法是否有問題？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是輿論綁架。攝記截取車廂場景片段，以青年與其他乘客簡短對話，作出主觀價值判斷，再由編輯取捨，渲染成「惡少不肯讓座」的局部事實。即使照片經模糊處理，並不等同當事人不會被「起底」。本來的尋常話題被大肆渲染為嚴重問題，令藉此關注讓座風氣不彰的現象失焦，淪為對不讓座者的人格鞭撻。
我不欲懷疑攝記的真情流露，亦贊同社會應共同反思讓座文化，不過將之訴諸筆墨，是另一回事。滿懷情感的場景描述、主觀傾向的直接引語加插於報道，究竟有助讀者理解真相，抑或為了解事實鋪設障礙？有否考慮當事人不察下被拍照挑起反感情緒？攝記及負責編輯皆不能逃脫責任。
新聞不同故事
將報道「故事化」，有意識地採用採訪過程中鮮明的部分，卻漠視周遭各人的真實反應，將閃光燈投放於那位青年身上。無疑，繪影繪聲的描述與聳動的標題引人注目，以民調報告及民間累積關注的議題作軟性發揮，符合部分讀者趣味。不幸地，傳媒學上這屬於煽情主義（sensationalism）。
「故事化」的惡果，是模糊新聞與故事的界限，影響報道角度取捨。篇幅雖短，但當集中在涉事者的心理描述、事發的細節刻劃，恰恰淡化背後關注的問題，導致公眾認知停留在膚淺的花邊新聞層次，不再深究現象是否如民調反映般普遍。從受眾觀點看來，長此下去習慣這種報道模式，往後自然對故事味濃感到興趣，繼而迴避嚴肅、缺乏故事性但較重要的新聞，至此後者傳播效果將受削弱。
編輯未能守關
最後是詰問編輯專業。他們既擔任守門人，以編採方針展示真相，挖掘被隱沒或遺漏之處。設定公共議題也讓更多人分享觀點，就此議論反思，並實行具影響力的行動。這理應是一般博客與傳媒的分野：嚴守新聞求真、準確、全面及公正的原則，建立傳媒公信。
但從標題、內文的處理，只見敘述追逐噱頭、標籤化，彷彿忘卻傳媒人的自覺，破壞辛苦經營的公信，教人失望。以上種種，無論是負責報道的編輯甚至更高級的主任，責無旁貸。
傳媒既為社會的「第四階」（The Fourth Estate），肩負引導社會輿論及監督之責，雙向地亦須受公眾審視。故事式報道或可吸引讀者，但若動輒把煽情主義慣例化，惡質報道文化橫行，傳媒使命也就不斷消解。杜漸防微，我們應嚴加警惕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的時代降臨。
本月20日，《明報》即時新聞網站發布一則題為〈調查指「低頭族」成拒讓座主因 記者直擊青年玩手機未讓座予抱孩婦女〉的報道，先引用理工大學的民調數據，逾半數受訪市民認同「低頭族」使用智能裝置為不讓座的原因，下接一段「直擊報道」，於車廂內拍攝時一位「玩手機」青年不讓座並「惡言相向」。由是長期存在的讓座爭端因報道再度燃起，而手法則引發網上激烈議論。
當傳媒對上公眾
「關注社會議題」一向是新聞界的傳統，現在卻面臨「消費當事人」的抨擊，其來有自。公眾提出質疑，憤然指摘傳媒態度傲慢，過程中藉公益之名冒犯當事人，以標題及報道手法嘩眾取寵；新聞業者則反駁批評者不了解編採運作，攝記僅按指示拍攝報道配圖，卻頓成被公審的替罪羊。
如今傳媒界面臨急遽變化，故僅以「編採正常流程」回應眾怒，旋被視作把持發言權自以為是；但一旦貼上「道德判官」的標籤，往後報道將陷入舉步維艱。對批評意見充斥對立情緒，雙方罵戰滔天，終導致新聞界與公眾之間嫌隙更深。
報道問題何在？
回看爭論，究竟報道手法是否有問題？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是輿論綁架。攝記截取車廂場景片段，以青年與其他乘客簡短對話，作出主觀價值判斷，再由編輯取捨，渲染成「惡少不肯讓座」的局部事實。即使照片經模糊處理，並不等同當事人不會被「起底」。本來的尋常話題被大肆渲染為嚴重問題，令藉此關注讓座風氣不彰的現象失焦，淪為對不讓座者的人格鞭撻。
我不欲懷疑攝記的真情流露，亦贊同社會應共同反思讓座文化，不過將之訴諸筆墨，是另一回事。滿懷情感的場景描述、主觀傾向的直接引語加插於報道，究竟有助讀者理解真相，抑或為了解事實鋪設障礙？有否考慮當事人不察下被拍照挑起反感情緒？攝記及負責編輯皆不能逃脫責任。
新聞不同故事
將報道「故事化」，有意識地採用採訪過程中鮮明的部分，卻漠視周遭各人的真實反應，將閃光燈投放於那位青年身上。無疑，繪影繪聲的描述與聳動的標題引人注目，以民調報告及民間累積關注的議題作軟性發揮，符合部分讀者趣味。不幸地，傳媒學上這屬於煽情主義（sensationalism）。
「故事化」的惡果，是模糊新聞與故事的界限，影響報道角度取捨。篇幅雖短，但當集中在涉事者的心理描述、事發的細節刻劃，恰恰淡化背後關注的問題，導致公眾認知停留在膚淺的花邊新聞層次，不再深究現象是否如民調反映般普遍。從受眾觀點看來，長此下去習慣這種報道模式，往後自然對故事味濃感到興趣，繼而迴避嚴肅、缺乏故事性但較重要的新聞，至此後者傳播效果將受削弱。
編輯未能守關
最後是詰問編輯專業。他們既擔任守門人，以編採方針展示真相，挖掘被隱沒或遺漏之處。設定公共議題也讓更多人分享觀點，就此議論反思，並實行具影響力的行動。這理應是一般博客與傳媒的分野：嚴守新聞求真、準確、全面及公正的原則，建立傳媒公信。
但從標題、內文的處理，只見敘述追逐噱頭、標籤化，彷彿忘卻傳媒人的自覺，破壞辛苦經營的公信，教人失望。以上種種，無論是負責報道的編輯甚至更高級的主任，責無旁貸。
傳媒既為社會的「第四階」（The Fourth Estate），肩負引導社會輿論及監督之責，雙向地亦須受公眾審視。故事式報道或可吸引讀者，但若動輒把煽情主義慣例化，惡質報道文化橫行，傳媒使命也就不斷消解。杜漸防微，我們應嚴加警惕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的時代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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