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中國經濟起飛，但不少早年到內地「開荒」的港商或受政策混亂所累，或被地方官員騙光家財，涉款數以十億元計，他們有的依循法律途徑取回公道，有些則選擇上街示威爭權益，當中不乏名人，甚至尊貴的政協委員。然而，有選擇「法律途徑」的市級政協委員港商，追討20年後一無所有，淪為籠屋居民。
法律途徑追討 20年無果
走進九龍一個籠屋單位，一開門，走廊有人正注射海洛英；另一張牀上，有人拿着鐵匙子，點着火機「追龍」吸毒。這個籠屋單位的住客中，四成是隱君子，但他們都不知道，睡在鄰牀的丘伯（假名），曾經是坐擁千萬企業，被廣東省某城市委任為政協委員的大老闆。
丘伯打開行李箱，一疊疊政府文件和舊相片紀錄了他的傳奇一生。生於抗日亂世，國共內戰時當過游擊隊，亦曾被編入正規軍，1960年代與多名地下工作人員被派來港。
居港多時的丘伯，後來變為平民做飲食生意，開了幾間分店。1980年代，祖國改革開放如火如荼，他賣掉美孚新邨多個物業北上，成為「港商」。「幾乎是拋妻棄子地上去做生意，愈做愈大，一年繳稅都千幾萬。開酒樓請300幾人，加上工廠是600幾人。一天的營業額最高是100萬。」他在內地住的大單位，屋內有桑拿室，內地市政府也因為他的大老闆身分，委任他當政協委員。
突被指違法遭勒令停工
好景不常，北京某部門稱丘伯的生意與國家政策有衝突，屬違法經營。丘伯手上那張由地方政府發出的經營許可證，一夜成為廢紙，工廠被勒令停工。「我付錢遣散員工，又被人追貨數、違約賠償，頭8年靠朋友接濟，把住宅也賣了，傻傻戇戇，東奔西跑。」他說，曾有一段時間，一邊上訴、上訪，一邊睡在工廠等翻案，最後散盡家財，機器被沒收，地皮則被政府收回起樓。「那時連老竇姓什麼也不知道了，就想跟它（共產黨）拚死算了，但拚了又如何？跟共產黨鬥硬是不行的，我本身是政協，不能張揚，不能翻臉，要走正途，走法律，走人事。」
法院判勝訴 追不回分毫
於是，丘伯多次在政協會議上提案為自己翻案，又靠人脈到北京上訪。他出示的文件顯示，國家部長級領導親閱該案後，法院終判他勝訴，但一分錢也不能追討。
丘伯找過港區人大，「幫不到我什麼，他們也不夠膽幫」。丘伯唯有到海外投靠朋友，「我見過好多人好像我這樣，破產一無所有，我也幫過一些人，有些人報恩照顧了我許多年，但我不想再吃閒飯了。」他近年回流香港，住進九龍一間籠屋。
「我在那裏幾個月，真是不敢回憶，不敢回憶啊。」鄰居的隱君子當中，雖然有比較友善的，但更多令丘伯感到驚惶，「有個三更半夜拉起你張被話：阿伯我好肚餓，我是黑社會，要攞20元。」他說，10日有8日睡不了覺。鄰牀被用作藏毒暗格，「叫個10歲孩子送外賣（毒品），半夜3個躲進去打針，我怎敢睡？有時唯有去通宵麥當勞避他們。」丘伯說，不久前就有同住的隱君子走投無路，跳樓死了。
盼獲公屋東山再起
「我從沒想過放棄，我還想搏命，不想退休，希望申請到公屋，我想東山再起。」已68歲的丘伯，最近聽到有維權港商要去深圳法院縱火，「兩姊妹投資千幾萬全沒了，北京法院判贏，但十幾年來一分錢收不到。後來，內地答應重審，叫她下星期再來，結果是連回鄉證都收埋。」至今，丘伯仍堅持走「正途」維權，「不能公開，原因是我本身是政協，牽涉到共產黨的面子問題，它覺得沒面子，就會跟你翻臉」。
明報記者 覃純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