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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朱福強，政府檔案處前處長，給公眾的印象，就是一個聲嘶力竭希望香港就檔案法立法的前官員。既然談檔案，當然也談紀錄；翻查Wiser（慧科中文媒體資訊數據庫），朱福強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報紙上，是1999年接受傳媒專訪，800字訪問從頭到尾都談立檔案法。20年來，「朱福強」和「檔案法」幾乎畫上等號。
他只會談一個議題，就是檔案法。無論在哪個場景。
兩年前，講述六七暴動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在中大公映，朱福強一早坐在放映場地邵逸夫堂，到台下發問環節時，他三言兩語就開始談檔案法；一個月後另一場公映，今次他坐在第一排，紀錄片一播完，第三個舉手就是他，發言又是圍繞檔案法。再下個月，議員莫乃光辦公映會，這次乾脆請他上台坐，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對談。
你以為談六七暴動才涉及檔案法？雨傘運動時走在貼滿memo紙的連儂牆下，記者問他如何保存這些精細又有意義的打氣語句，朱福強一開口就是「Hong Kong there is no archive law（香港沒有檔案法）……」再談到民間存檔；近月沙中綫醜聞連連，螺絲帽扭不穩，連監工書面紀錄都杳然失蹤，傳媒找他回應，三扒兩撥他又講檔案法，指出檔案法應涵蓋公營機構。
就像愚公在移山。
撰文：陳朗昇 攝影：黃奕聰
檔案法「革命」
即使人在空中，朱福強都會談檔案法。
話說這位留了鬍鬚的退休阿叔，出生於聖誕節，某年平安夜上機，到澳洲與舊同學敍舊，航空公司知道他在機上過生日，由空姐送上蛋糕和賀卡，雖然沒有香吻，但已足以讓他在舊同學圈子中炫耀一番。「吹牛！」結果有人質疑他自吹自擂，當了幾十年archivist（檔案員），朱福強自然有備而來。他亮出航空公司的標準款賀卡，證明所言非虛，再借題發揮：「同佢哋講，檔案法係乜嘢嚟。」
不斷講、不斷講，只因檔案法在公眾的普及程度，相當有限。朱福強任教中大歷史系碩士課程十多年，每年學期初都問學生有否聽過檔案法，「年年都係得一、兩個舉手咋喎！」最近新增另一條問題，「問佢哋有冇聽過（法改會檔案法小組）諮詢文件，仲死㖭，得一個。」他坦言，對這群已是主修歷史、土生土長的大學畢業生而言，檔案法尚且陌生，一般市民的認知，相信更加慘不忍睹，「你話係咪唔講唔得吖？」
「革命運動是一波一波的，當時有個『勢』就咁去一次，之後可能慢慢要後退啲，等第二個機會又去，任何運動都係咁。」他從不否認，推動檔案法就像搞一場革命。
自由法「缺席」
法改會檔案法小組去年12月宣佈，為檔案法立法進行三個月諮詢，諮詢沒任何建議，但指小組參考了英國、新加坡等五個國家的檔案法情況。朱福強卻坦言，現時檔案法立法諮詢有幾大盲點，不可不防。
一是未有《資訊自由法》。「佢（檔案法小組）話佢學英國吖……如果你學英國，就要學到足嘞，一定要兩條法一齊立」。原來英國180年前已有類似檔案法的《公共紀錄法》（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ct），法例其後雖然在上世紀中期進行修訂，卻一直沒提及市民何時可接觸及查閱檔案。
直到2000年英國訂立《資訊自由法》，規定除非部份特定豁免開放內容，一般檔案30年後便要公開，2010年再修訂為20年。受惠於這條法例，英國外交部不少歷史檔案重見天日，例如香港人終於知道由上世紀50年代開始，多名中國領導人都曾警告港英政府假若推行民主選舉，中方會即時收回香港。
公務員「護罩」
因此朱福強認定在檔案法以外，必須同時訂立《資訊自由法》，容許公眾參閱解封資料，「如果立咗檔案法，但又冇講到歷史檔案最後公眾查閱權，咁就真係仲衰過做女嘅時候！」
另一漏洞是檔案處不獨立。香港的檔案處曾為獨立部門，回歸後歸行政署管轄。不是每個國家的檔案處都獨立於行政機關之外，但若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當它犯錯，部長大臣便要負責、下台，反觀香港政制不民主，檔案處既主宰政府檔案命運，卻同時受制於高官，「係陳帆、689咁樣，你做啦！肯定嗌你銷（檔案）就銷囉。」朱福強指香港環境特殊，「民主廢嘅；第四權又廢廢哋……又冇民主又冇第四權，慘啦！換句話講呢個政府唔係為香港人！」他反問：「咁樣嘅政府係咪需要一條更強而有力嘅檔案法呢？」
現階段檔案法諮詢亦並未提及罰則。外界以為，如檔案法設罰則，會令公務員擔憂反感，以致影響士氣。朱福強任職政府27年，一直做到署理檔案處處長，是D1級（首長級薪級表第1點）官員。他認為公務員本身不想銷毀檔案，理應不用擔心：「檔案不單保護市民，仲保護我呀！你（高官）去橫洲摸底，如果我係下屬，返到嚟我全部記低晒，邊個決定乜嘢，第時你唔好賴我呀大佬！公務員做嘢，如果老闆叫你唔立檔，你先要醒神。你點知有乜嘢後果？」
檔案就是證據
今年1月，朱福強在香港一場講座上宣傳檔案法，席間遇見前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這位因為維港巨星匯而孭鑊的前公務員，對朱的立場不以為然。朱福強於是反駁：「全世界咁多人，你最應該支持檔案法有criminal sanctions，點解？政府整鬼你嘅時候，罰鬼咗你兩個月人工（編按：應為一個月，16萬元）。跟住司法覆核，你記唔記得你點解會贏呀？」
當年盧維思在聆訊時揭發時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曾經在內部會議中指維港巨星匯事件無人失職，但盧維思面臨紀律聆訊前，唐卻要求從內部會議紀錄中，刪除自己之前言論，盧維思因此在司法覆核中勝訴，「如果當時有檔案法，有criminal sanctions，你就唔使受苦啦，唔使自己畀錢打官司啦！」
沒私心最強大
搞改革，最後離不開人的支持。一直以來，推動檔案法立法的都是「檔案行動組」，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一切源自那些年《南華早報》的一篇專訪，攝影師安排朱福強站在觀塘歷史檔案館大樓外擺pose，「嗰張相我最唔鍾意」。當時他成功爭取歷史檔案館落戶翠屏南邨。那個地方，以前叫雞寮，1972年6.18雨災山泥傾瀉，71人死，「同事搬入去時，係咁拜神」。
扯遠了，這個有朱福強最不喜歡相片的訪問，卻引起了馮平山孫媳馮美蓮的興趣。她聯絡朱福強，傾傾甚麼是檔案法。第一次聚會在香港鄉村俱樂部，除了他和馮美蓮外，還有高院退休法官王式英等「成枱人」。這樣的聚會，每月一次，地點不是在鄉村俱樂部，就在中環香港會，非富則貴的地方。不過無論去哪裏，朱福強的角色都只有一個，檔案法老師，向眾人解釋檔案法種種，「好似法官咁，佢哋係知我講乜，但唔知乜嘢係檔案法」。
到2007年，朱福強從政府退休，這班他戲稱「退休後冇嘢做」的長者，終於決定做啲嘢，成立檔案行動組，成員除了馮美蓮、王式英，還有區域法院退休法官蔡慧蘭、上世紀80年代末出任政府檔案處處長的鮑卓善（Don Brech）、港大社會科學院前院長卜約翰（John P. Burns）、立法會前議員吳靄儀……全是聲名顯赫的社會精英。
「政府係怕（formidable）我哋……我哋不單係有識之士，成個service（指政府檔案處）嘅system係我同Don（鮑卓善）建立，manual（守則）也是我們寫，不過冇人跟之嘛」。但他認為這個組合最強之處，是他們並無涉及任何利益，「我哋冇私心，我哋唔會黐埋民主派」。連特首林鄭月娥2017年出席記協舉辦的特首選舉答問會，回答鮑卓善就檔案法立法時的提問也特別正面：「可以令您及您的行動組放心。」
但朱福強亦強調，一切還是多得傳媒報道，畢竟任何運動最終都需要群眾支持，「如果有100萬人上街爭取檔案法，政府都會聽」。
「政府EO係狗」
所謂精英，也見於他和一般公務員的不同。
很多寫朱福強故事的報道，都會提及一段往事：90年代，他曾帶頭反對政府把歷史檔案館遷往屯門新益難民營舊址，結果得罪上司，遲遲沒機會升職。只因遇上時任副行政署長余志穩，獲升為處長，不過一直只能署任，直至退休。自此，政府檔案處處長一直由行政主任職系人員出任，「EO（行政主任）係狗嚟」。朱福強讀歷史出身，所以筆者明知政治不正確，基於尊重他真有其言的史實，決定原文照錄這五個字，清晰反映他對外行領導內行的厭惡。
「EO，如果政府叫佢銷500檔案，佢銷夠600。」他指自己當年是檔案主任，和行政主任雖然一樣是公務員，卻比較專業。「有時我哋唔抵得，明明唔銷得啊大佬！這些是政策性（文件），你嗌我銷，我點銷得落？梗係話你聽唔銷得」。
我是「檔案員」
問他身上為何沒殘留半點「公務員味」，實情是歷史系畢業的他，視自己為檔案員多於公務員，「我以前讀歷史，自己做研究……檔案界巨擘Hilary Jenkinson話archivist，即我哋呢啲，係全世界少有嘅真理追隨者，好巴閉；我哋嘅信條係，檔案作為一種證據，佢係神聖嘅。我哋讀呢行差不多個個都睇佢本書，所以唔多唔少都會受到呢個道德感影響」。
革命者，通常都帶點宗教性的執着。再問他自覺似愚公，還是唐吉訶德，朱福強想也不想就回答：「似愚公，愚公一路都移緊（山）；唐吉訶德似乎係不自量力，但我哋似愚公咁樣移，一嚿一嚿，唔係冇成果，最低限度政府都肯回應。」
革命尚未成功。21世紀香港愚公，不用移山，只想立一條真正具問責性和透明度的檔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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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福強，政府檔案處前處長，給公眾的印象，就是一個聲嘶力竭希望香港就檔案法立法的前官員。既然談檔案，當然也談紀錄；翻查Wiser（慧科中文媒體資訊數據庫），朱福強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報紙上，是1999年接受傳媒專訪，800字訪問從頭到尾都談立檔案法。20年來，「朱福強」和「檔案法」幾乎畫上等號。
他只會談一個議題，就是檔案法。無論在哪個場景。
兩年前，講述六七暴動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在中大公映，朱福強一早坐在放映場地邵逸夫堂，到台下發問環節時，他三言兩語就開始談檔案法；一個月後另一場公映，今次他坐在第一排，紀錄片一播完，第三個舉手就是他，發言又是圍繞檔案法。再下個月，議員莫乃光辦公映會，這次乾脆請他上台坐，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對談。
你以為談六七暴動才涉及檔案法？雨傘運動時走在貼滿memo紙的連儂牆下，記者問他如何保存這些精細又有意義的打氣語句，朱福強一開口就是「Hong Kong there is no archive law（香港沒有檔案法）……」再談到民間存檔；近月沙中綫醜聞連連，螺絲帽扭不穩，連監工書面紀錄都杳然失蹤，傳媒找他回應，三扒兩撥他又講檔案法，指出檔案法應涵蓋公營機構。
就像愚公在移山。
撰文：陳朗昇 攝影：黃奕聰
檔案法「革命」
即使人在空中，朱福強都會談檔案法。
話說這位留了鬍鬚的退休阿叔，出生於聖誕節，某年平安夜上機，到澳洲與舊同學敍舊，航空公司知道他在機上過生日，由空姐送上蛋糕和賀卡，雖然沒有香吻，但已足以讓他在舊同學圈子中炫耀一番。「吹牛！」結果有人質疑他自吹自擂，當了幾十年archivist（檔案員），朱福強自然有備而來。他亮出航空公司的標準款賀卡，證明所言非虛，再借題發揮：「同佢哋講，檔案法係乜嘢嚟。」
不斷講、不斷講，只因檔案法在公眾的普及程度，相當有限。朱福強任教中大歷史系碩士課程十多年，每年學期初都問學生有否聽過檔案法，「年年都係得一、兩個舉手咋喎！」最近新增另一條問題，「問佢哋有冇聽過（法改會檔案法小組）諮詢文件，仲死㖭，得一個。」他坦言，對這群已是主修歷史、土生土長的大學畢業生而言，檔案法尚且陌生，一般市民的認知，相信更加慘不忍睹，「你話係咪唔講唔得吖？」
「革命運動是一波一波的，當時有個『勢』就咁去一次，之後可能慢慢要後退啲，等第二個機會又去，任何運動都係咁。」他從不否認，推動檔案法就像搞一場革命。
自由法「缺席」
法改會檔案法小組去年12月宣佈，為檔案法立法進行三個月諮詢，諮詢沒任何建議，但指小組參考了英國、新加坡等五個國家的檔案法情況。朱福強卻坦言，現時檔案法立法諮詢有幾大盲點，不可不防。
一是未有《資訊自由法》。「佢（檔案法小組）話佢學英國吖……如果你學英國，就要學到足嘞，一定要兩條法一齊立」。原來英國180年前已有類似檔案法的《公共紀錄法》（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ct），法例其後雖然在上世紀中期進行修訂，卻一直沒提及市民何時可接觸及查閱檔案。
直到2000年英國訂立《資訊自由法》，規定除非部份特定豁免開放內容，一般檔案30年後便要公開，2010年再修訂為20年。受惠於這條法例，英國外交部不少歷史檔案重見天日，例如香港人終於知道由上世紀50年代開始，多名中國領導人都曾警告港英政府假若推行民主選舉，中方會即時收回香港。
公務員「護罩」
因此朱福強認定在檔案法以外，必須同時訂立《資訊自由法》，容許公眾參閱解封資料，「如果立咗檔案法，但又冇講到歷史檔案最後公眾查閱權，咁就真係仲衰過做女嘅時候！」
另一漏洞是檔案處不獨立。香港的檔案處曾為獨立部門，回歸後歸行政署管轄。不是每個國家的檔案處都獨立於行政機關之外，但若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當它犯錯，部長大臣便要負責、下台，反觀香港政制不民主，檔案處既主宰政府檔案命運，卻同時受制於高官，「係陳帆、689咁樣，你做啦！肯定嗌你銷（檔案）就銷囉。」朱福強指香港環境特殊，「民主廢嘅；第四權又廢廢哋……又冇民主又冇第四權，慘啦！換句話講呢個政府唔係為香港人！」他反問：「咁樣嘅政府係咪需要一條更強而有力嘅檔案法呢？」
現階段檔案法諮詢亦並未提及罰則。外界以為，如檔案法設罰則，會令公務員擔憂反感，以致影響士氣。朱福強任職政府27年，一直做到署理檔案處處長，是D1級（首長級薪級表第1點）官員。他認為公務員本身不想銷毀檔案，理應不用擔心：「檔案不單保護市民，仲保護我呀！你（高官）去橫洲摸底，如果我係下屬，返到嚟我全部記低晒，邊個決定乜嘢，第時你唔好賴我呀大佬！公務員做嘢，如果老闆叫你唔立檔，你先要醒神。你點知有乜嘢後果？」
檔案就是證據
今年1月，朱福強在香港一場講座上宣傳檔案法，席間遇見前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這位因為維港巨星匯而孭鑊的前公務員，對朱的立場不以為然。朱福強於是反駁：「全世界咁多人，你最應該支持檔案法有criminal sanctions，點解？政府整鬼你嘅時候，罰鬼咗你兩個月人工（編按：應為一個月，16萬元）。跟住司法覆核，你記唔記得你點解會贏呀？」
當年盧維思在聆訊時揭發時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曾經在內部會議中指維港巨星匯事件無人失職，但盧維思面臨紀律聆訊前，唐卻要求從內部會議紀錄中，刪除自己之前言論，盧維思因此在司法覆核中勝訴，「如果當時有檔案法，有criminal sanctions，你就唔使受苦啦，唔使自己畀錢打官司啦！」
沒私心最強大
搞改革，最後離不開人的支持。一直以來，推動檔案法立法的都是「檔案行動組」，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一切源自那些年《南華早報》的一篇專訪，攝影師安排朱福強站在觀塘歷史檔案館大樓外擺pose，「嗰張相我最唔鍾意」。當時他成功爭取歷史檔案館落戶翠屏南邨。那個地方，以前叫雞寮，1972年6.18雨災山泥傾瀉，71人死，「同事搬入去時，係咁拜神」。
扯遠了，這個有朱福強最不喜歡相片的訪問，卻引起了馮平山孫媳馮美蓮的興趣。她聯絡朱福強，傾傾甚麼是檔案法。第一次聚會在香港鄉村俱樂部，除了他和馮美蓮外，還有高院退休法官王式英等「成枱人」。這樣的聚會，每月一次，地點不是在鄉村俱樂部，就在中環香港會，非富則貴的地方。不過無論去哪裏，朱福強的角色都只有一個，檔案法老師，向眾人解釋檔案法種種，「好似法官咁，佢哋係知我講乜，但唔知乜嘢係檔案法」。
到2007年，朱福強從政府退休，這班他戲稱「退休後冇嘢做」的長者，終於決定做啲嘢，成立檔案行動組，成員除了馮美蓮、王式英，還有區域法院退休法官蔡慧蘭、上世紀80年代末出任政府檔案處處長的鮑卓善（Don Brech）、港大社會科學院前院長卜約翰（John P. Burns）、立法會前議員吳靄儀……全是聲名顯赫的社會精英。
「政府係怕（formidable）我哋……我哋不單係有識之士，成個service（指政府檔案處）嘅system係我同Don（鮑卓善）建立，manual（守則）也是我們寫，不過冇人跟之嘛」。但他認為這個組合最強之處，是他們並無涉及任何利益，「我哋冇私心，我哋唔會黐埋民主派」。連特首林鄭月娥2017年出席記協舉辦的特首選舉答問會，回答鮑卓善就檔案法立法時的提問也特別正面：「可以令您及您的行動組放心。」
但朱福強亦強調，一切還是多得傳媒報道，畢竟任何運動最終都需要群眾支持，「如果有100萬人上街爭取檔案法，政府都會聽」。
「政府EO係狗」
所謂精英，也見於他和一般公務員的不同。
很多寫朱福強故事的報道，都會提及一段往事：90年代，他曾帶頭反對政府把歷史檔案館遷往屯門新益難民營舊址，結果得罪上司，遲遲沒機會升職。只因遇上時任副行政署長余志穩，獲升為處長，不過一直只能署任，直至退休。自此，政府檔案處處長一直由行政主任職系人員出任，「EO（行政主任）係狗嚟」。朱福強讀歷史出身，所以筆者明知政治不正確，基於尊重他真有其言的史實，決定原文照錄這五個字，清晰反映他對外行領導內行的厭惡。
「EO，如果政府叫佢銷500檔案，佢銷夠600。」他指自己當年是檔案主任，和行政主任雖然一樣是公務員，卻比較專業。「有時我哋唔抵得，明明唔銷得啊大佬！這些是政策性（文件），你嗌我銷，我點銷得落？梗係話你聽唔銷得」。
我是「檔案員」
問他身上為何沒殘留半點「公務員味」，實情是歷史系畢業的他，視自己為檔案員多於公務員，「我以前讀歷史，自己做研究……檔案界巨擘Hilary Jenkinson話archivist，即我哋呢啲，係全世界少有嘅真理追隨者，好巴閉；我哋嘅信條係，檔案作為一種證據，佢係神聖嘅。我哋讀呢行差不多個個都睇佢本書，所以唔多唔少都會受到呢個道德感影響」。
革命者，通常都帶點宗教性的執着。再問他自覺似愚公，還是唐吉訶德，朱福強想也不想就回答：「似愚公，愚公一路都移緊（山）；唐吉訶德似乎係不自量力，但我哋似愚公咁樣移，一嚿一嚿，唔係冇成果，最低限度政府都肯回應。」
革命尚未成功。21世紀香港愚公，不用移山，只想立一條真正具問責性和透明度的檔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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