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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一群青年無聲無息地在社會中消失了，有人會記得他們嗎？
有學者估計香港有二至四萬個隱蔽青年，他們大部份時間留在家中、與外界沒有接觸，情況持續三個月或以上。學者甚至以「慢性自殺」形容隱蔽行為。
是甚麼令他們選擇隱蔽？他們想走出來嗎？誰可以扶他們一把？
撰文：官 琳
攝影：廖健昌
CASE 1阿謙︰返學肚痛 打工頭痛
一個青少年每天要打的仗不少，除了跟學業壓力搏鬥，還有朋輩關係、家庭問題，以及無數的內心掙扎，才能建立自我價值。一不小心踏了空，就會掉進情緒的萬丈深淵。
阿謙（化名）今年23歲，中三開始輟學，至今已經隱蔽八年。記者在社工轉介下接觸到他，透過WhatsApp與他交談數天，他才願意在家樓下接受訪問。最初他有些靦腆，不過很快便能與記者有講有笑。
阿謙記得小時候父親酗酒，更會出手打他母子倆。小學時期，父母離婚，媽媽患上抑鬱。不但被家庭問題困擾，阿謙亦因為讀寫障礙，成績欠佳。「好辛苦囉真係，夾硬返。返到去我又學唔到嘢，純粹坐喺度，畀人知我有返到學。」他亦經常成為同學的笑柄，令他日漸抗拒上學，「朝朝都唔想起身，一諗起返學就會緊張、肚痛。」一到中三，他終於「爆煲」，有一天上學之前在家大哭，家人帶他到醫院，發現他患上抑鬱及焦慮症，一度要留院。
出院後，阿謙就開始了足不出戶的生活，「享受呢種生活多過以前？都有啲㗎，起碼唔會咁辛苦。唔使理咁多壓力嘅嘢，可以做自己鍾意做嘅嘢。」
「鍾意做嘅嘢」，即是打機。
阿謙在隱蔽期間曾經斷斷續續在餐廳打工，但始終無法適應。「出席率唔夠、做嘢慢、記唔到啲嘢、最主要係身體情況好差，成日都頭痛。」一切又打回原形，「情緒又低落番，改變個動力又低番。」
即使阿謙比較享受隱蔽的生活，他一直沒有放棄改變，「周圍嘅壓力令我覺得唔改變嘅話自己好怪，即係同呢個社會有啲唔同、唔正常。」為甚麼要和其他人一樣？「生存囉。」現在不也是生存得好好的？「過多幾年未必㗎喇。」他知道隱蔽也終須有個期限，加上媽媽已經沒有工作，他開始感受到要「搵食」的壓力。
CASE 2 阿恒︰再咁落去死得
並非每個走入隱蔽的少年都像阿謙一樣經歷重重挫折，有時旁人無心說的一句話，已經足以將一個少年的自信心擊潰。
21歲的阿恒14歲開始隱蔽在家，兩年前在社工幫助下脫離了隱蔽生活，現成為麵包學徒。阿恒慢熱和寡言，談到隱蔽的原因，他認為是因為「對自己唔滿意」、「冇自信」。阿恒中一時出過水痘，難看的紅點滿佈雙手，加上有同學說他走路「趷吓趷吓」，令他非常在意。不善言辭的阿恒伸出手比劃着，「自信心慢慢落、落、落，跟住就冇再返學。」
一隱蔽就五年，他忽然厭倦了那種生活：「再咁落去真係死得㗎喇，咁點都要改變。」輾轉之下他被轉介到中華錫安傳道會，服務協調主任黎立顯花了兩年的時間，透過動物治療和輔導，陪着阿恒走出隱蔽，幫他找到一份穩定工作。
阿恒覺得脫離隱蔽沒有想像中難，只是「第一步通常諗得複雜啲。」那天，剛放工的阿恒，走在灣仔人來人往的街道、擠滿人的地鐵也從容不迫，不再害怕人群。就像是一滴水掉進了河川便消失不見，此刻他就是一個平凡不過的都市人。
CASE 3 村岡智子：陌生環境學會獨立
現時41歲的村岡智子（Satoko）嫁到了香港，剛成為母親的她為人開朗，但原來她曾經有八年時間隱蔽在家。她在小六時曾被欺凌，物品會常被藏在垃圾桶、廁所，有次甚至兩隻鞋都不見了，要赤腳走回家。
Satoko漸漸開始每天上學前都因為各種痛症無法起床。她強調，「不是我選擇留在家裏，而是我無法上學。」在互聯網尚未發達的年代，Satoko在家除了讀書就幾乎沒其他事可以做。19歲那年，她「奇蹟般地」考入大阪一間大專。當時她覺得「這是我最後能夠改變的機會」，於是她決定離開家鄉愛知縣，也遠離傷害自己的人和回憶，她漸漸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學會獨立，自然地重新走入社會。
學者黃蔚澄︰隱蔽係慢性自殺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黃蔚澄2010年開始研究隱青現象，當時團隊估計香港有二萬到四萬名隱青。一直有研究自殺者及自殺者遺族議題的黃蔚澄，發現隱青家長和自殺者家長有很相似的感受：「佢哋好嬲，嬲個小朋友點解唔睬佢哋。佢哋會覺得好突然，點解個小朋友好地地，一升到中學就突然好似變咗另一個人。佢哋又會有種無力感，好似無論做乜嘢都幫唔到佢出嚟。」
「隱蔽係一個慢性自殺，所以家長嗰種痛唔係即刻痛，係慢慢痛，程度不停升，我覺得其實一樣咁慘。」
阿謙和阿恒的願望都很簡單：做一個普通人，正常地過生活。從家中走到社會，過程或多或少都需要人扶一把，不過要向他們伸出援手卻並非易事。
教育局規定，15歲以下學生缺課超過七日，學校要即時向局方申報。不過黃蔚澄指，學校有校譽、收生人數等考慮，或者會影響如實和及時向局方申報的決定。教育局回覆指，如發現學校未有按要求向本局申報學生缺課個案，局方會提醒學校、向學校發出勸喻，或到校詳細了解問題所在，協助學校改善。
目前有為隱青提供專門服務的機構只有三個，包括中華錫安傳道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以及聖雅各福群會。社署目前並沒有為這些專門的隱青服務提供經常性資助，即使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隱青服務是常規化，亦是靠機構自己調撥資源維持開支。其餘機構都需要靠申請基金維持服務，但服務項目往往以兩、三年為限。
黃蔚澄認為這種資助模式並不能真正幫助隱青，因為隱青的介入過程較漫長和複雜，「可能上門探訪佢十次，佢有九次都唔開門。」資助者若不理解這種「成本高、效率低」的服務形式，就未必會選擇資助此類服務。雖然社會福利署2018年增撥經常開支設立網上青年支援隊，在網上接觸和聯繫高危及隱蔽青年，但有隱青服務機構認為支援隊只能接觸及識別隱蔽對象，服務未夠全面。
隱蔽，除了因為對自己不滿，也因為對社會、對制度不滿。服務隱青超過八年，接觸過幾百個隱青的黎立顯認為，「青年人有啲咁嘅行為表現態度，或多或少係想話番畀依家運作社會嘅人聽，應該有啲嘢要改變同留心。」
「問親香港嘅成年人點睇啲青少年，通常啲字眼都係好負面嘅。冇進取心、玻璃心，冇責任感，懶、hea…… 」黃蔚澄認為，社會對青年人的負面標籤只會令他們變得更消極，「對於整個社會或者政府，我諗我哋都要唔好咁負面地去睇青少年朋友。」
校長陳兆焯︰家長難放手
基督教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看見香港的隱青服務的需求，在去年九月開始籌備一間「流動寄宿學校」，讓隱蔽學生走出家門，在不同機構打工換宿及實習，目前有四、五名學生有意報讀。為求徹底改變學生的生活模式，學生在周末也不能回家，部份家長因此卻步。陳兆焯坦言，家長是辦學以來最難過的一關：「佢又知道想人幫，但好難放手，因為真係好錫個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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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估計香港有二至四萬個隱蔽青年，他們大部份時間留在家中、與外界沒有接觸，情況持續三個月或以上。學者甚至以「慢性自殺」形容隱蔽行為。
是甚麼令他們選擇隱蔽？他們想走出來嗎？誰可以扶他們一把？
撰文：官 琳
攝影：廖健昌
CASE 1阿謙︰返學肚痛 打工頭痛
一個青少年每天要打的仗不少，除了跟學業壓力搏鬥，還有朋輩關係、家庭問題，以及無數的內心掙扎，才能建立自我價值。一不小心踏了空，就會掉進情緒的萬丈深淵。
阿謙（化名）今年23歲，中三開始輟學，至今已經隱蔽八年。記者在社工轉介下接觸到他，透過WhatsApp與他交談數天，他才願意在家樓下接受訪問。最初他有些靦腆，不過很快便能與記者有講有笑。
阿謙記得小時候父親酗酒，更會出手打他母子倆。小學時期，父母離婚，媽媽患上抑鬱。不但被家庭問題困擾，阿謙亦因為讀寫障礙，成績欠佳。「好辛苦囉真係，夾硬返。返到去我又學唔到嘢，純粹坐喺度，畀人知我有返到學。」他亦經常成為同學的笑柄，令他日漸抗拒上學，「朝朝都唔想起身，一諗起返學就會緊張、肚痛。」一到中三，他終於「爆煲」，有一天上學之前在家大哭，家人帶他到醫院，發現他患上抑鬱及焦慮症，一度要留院。
出院後，阿謙就開始了足不出戶的生活，「享受呢種生活多過以前？都有啲㗎，起碼唔會咁辛苦。唔使理咁多壓力嘅嘢，可以做自己鍾意做嘅嘢。」
「鍾意做嘅嘢」，即是打機。
阿謙在隱蔽期間曾經斷斷續續在餐廳打工，但始終無法適應。「出席率唔夠、做嘢慢、記唔到啲嘢、最主要係身體情況好差，成日都頭痛。」一切又打回原形，「情緒又低落番，改變個動力又低番。」
即使阿謙比較享受隱蔽的生活，他一直沒有放棄改變，「周圍嘅壓力令我覺得唔改變嘅話自己好怪，即係同呢個社會有啲唔同、唔正常。」為甚麼要和其他人一樣？「生存囉。」現在不也是生存得好好的？「過多幾年未必㗎喇。」他知道隱蔽也終須有個期限，加上媽媽已經沒有工作，他開始感受到要「搵食」的壓力。
CASE 2 阿恒︰再咁落去死得
並非每個走入隱蔽的少年都像阿謙一樣經歷重重挫折，有時旁人無心說的一句話，已經足以將一個少年的自信心擊潰。
21歲的阿恒14歲開始隱蔽在家，兩年前在社工幫助下脫離了隱蔽生活，現成為麵包學徒。阿恒慢熱和寡言，談到隱蔽的原因，他認為是因為「對自己唔滿意」、「冇自信」。阿恒中一時出過水痘，難看的紅點滿佈雙手，加上有同學說他走路「趷吓趷吓」，令他非常在意。不善言辭的阿恒伸出手比劃着，「自信心慢慢落、落、落，跟住就冇再返學。」
一隱蔽就五年，他忽然厭倦了那種生活：「再咁落去真係死得㗎喇，咁點都要改變。」輾轉之下他被轉介到中華錫安傳道會，服務協調主任黎立顯花了兩年的時間，透過動物治療和輔導，陪着阿恒走出隱蔽，幫他找到一份穩定工作。
阿恒覺得脫離隱蔽沒有想像中難，只是「第一步通常諗得複雜啲。」那天，剛放工的阿恒，走在灣仔人來人往的街道、擠滿人的地鐵也從容不迫，不再害怕人群。就像是一滴水掉進了河川便消失不見，此刻他就是一個平凡不過的都市人。
CASE 3 村岡智子：陌生環境學會獨立
現時41歲的村岡智子（Satoko）嫁到了香港，剛成為母親的她為人開朗，但原來她曾經有八年時間隱蔽在家。她在小六時曾被欺凌，物品會常被藏在垃圾桶、廁所，有次甚至兩隻鞋都不見了，要赤腳走回家。
Satoko漸漸開始每天上學前都因為各種痛症無法起床。她強調，「不是我選擇留在家裏，而是我無法上學。」在互聯網尚未發達的年代，Satoko在家除了讀書就幾乎沒其他事可以做。19歲那年，她「奇蹟般地」考入大阪一間大專。當時她覺得「這是我最後能夠改變的機會」，於是她決定離開家鄉愛知縣，也遠離傷害自己的人和回憶，她漸漸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學會獨立，自然地重新走入社會。
學者黃蔚澄︰隱蔽係慢性自殺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黃蔚澄2010年開始研究隱青現象，當時團隊估計香港有二萬到四萬名隱青。一直有研究自殺者及自殺者遺族議題的黃蔚澄，發現隱青家長和自殺者家長有很相似的感受：「佢哋好嬲，嬲個小朋友點解唔睬佢哋。佢哋會覺得好突然，點解個小朋友好地地，一升到中學就突然好似變咗另一個人。佢哋又會有種無力感，好似無論做乜嘢都幫唔到佢出嚟。」
「隱蔽係一個慢性自殺，所以家長嗰種痛唔係即刻痛，係慢慢痛，程度不停升，我覺得其實一樣咁慘。」
阿謙和阿恒的願望都很簡單：做一個普通人，正常地過生活。從家中走到社會，過程或多或少都需要人扶一把，不過要向他們伸出援手卻並非易事。
教育局規定，15歲以下學生缺課超過七日，學校要即時向局方申報。不過黃蔚澄指，學校有校譽、收生人數等考慮，或者會影響如實和及時向局方申報的決定。教育局回覆指，如發現學校未有按要求向本局申報學生缺課個案，局方會提醒學校、向學校發出勸喻，或到校詳細了解問題所在，協助學校改善。
目前有為隱青提供專門服務的機構只有三個，包括中華錫安傳道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以及聖雅各福群會。社署目前並沒有為這些專門的隱青服務提供經常性資助，即使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隱青服務是常規化，亦是靠機構自己調撥資源維持開支。其餘機構都需要靠申請基金維持服務，但服務項目往往以兩、三年為限。
黃蔚澄認為這種資助模式並不能真正幫助隱青，因為隱青的介入過程較漫長和複雜，「可能上門探訪佢十次，佢有九次都唔開門。」資助者若不理解這種「成本高、效率低」的服務形式，就未必會選擇資助此類服務。雖然社會福利署2018年增撥經常開支設立網上青年支援隊，在網上接觸和聯繫高危及隱蔽青年，但有隱青服務機構認為支援隊只能接觸及識別隱蔽對象，服務未夠全面。
隱蔽，除了因為對自己不滿，也因為對社會、對制度不滿。服務隱青超過八年，接觸過幾百個隱青的黎立顯認為，「青年人有啲咁嘅行為表現態度，或多或少係想話番畀依家運作社會嘅人聽，應該有啲嘢要改變同留心。」
「問親香港嘅成年人點睇啲青少年，通常啲字眼都係好負面嘅。冇進取心、玻璃心，冇責任感，懶、hea…… 」黃蔚澄認為，社會對青年人的負面標籤只會令他們變得更消極，「對於整個社會或者政府，我諗我哋都要唔好咁負面地去睇青少年朋友。」
校長陳兆焯︰家長難放手
基督教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看見香港的隱青服務的需求，在去年九月開始籌備一間「流動寄宿學校」，讓隱蔽學生走出家門，在不同機構打工換宿及實習，目前有四、五名學生有意報讀。為求徹底改變學生的生活模式，學生在周末也不能回家，部份家長因此卻步。陳兆焯坦言，家長是辦學以來最難過的一關：「佢又知道想人幫，但好難放手，因為真係好錫個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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